加拿大魁北克地區，在1995年10月30日舉行獨立公投，有驚無險，以百分之五十點六的反對獨立比數，保存了國家完整。2014年3月17日原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通過區域公投，以百分之九十六點七七的高票贊成脫烏入俄。3月27日，聯合國大會以一百票贊成，十一票反對、五十八票棄權，認定克里米亞獨立公投“破壞了國家的領土完整，違反國際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動”。“克里米亞共和國”還沒有得到絕大多數國家承認。接下來，蘇格蘭確定于2014年9月18日舉行獨立公投。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也計劃在今年11月9日舉行獨立公投。就連威尼斯，也給自己起好了“威尼托共和國”國名，揚言脫離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所在的歐盟、歐元區和北約。

加泰羅尼亞從小公國變成西班牙一個省    

        也許有人不知道加泰羅尼亞，但是都知道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巴塞羅那，它就是加泰羅尼亞首府。加泰羅尼亞真是一塊風水寶地，它幾乎是個正三角。北部是接近水平的一條邊線，與法國交界；東南向的斜線是地中海海岸，整個地區只有三角的西部直線與西班牙交界。也就是說，要論獨立，它的地理條件非常好：有漫長海岸線，和法國相通，而不是被西班牙國土包圍地一個“腹地”。

        加泰羅尼亞面積三萬兩千多平方公里，占西班牙國土的百分之六點三。相對來說，一向獨立呼聲最高的巴斯克，只有七千多平方公里，只占西班牙國土的百分之一點四。根據2012年的人口統計，加泰羅尼亞人口七百五十六萬多，占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它人口密集，也高度發達，旅游業興旺。

        早在九世紀，就有了巴塞羅那伯爵封地。“加泰羅尼亞”的稱呼起于十一世紀晚期。1137年，加泰羅尼亞被阿拉貢王國并入，成為阿拉貢的海軍基地。1283年，阿拉貢王國下的加泰羅尼亞小公國，有了類似憲法的治理規則，它的政府叫Generalitat。名稱后來變得極重要，成為它主權尊嚴的象征。

        現代西班牙的核心，是一場王室婚姻的結果。1469年10月，卡斯蒂利亞十九歲的伊莎貝爾公主，嫁給了阿拉貢王國的費迪南二世。五年后的1474年，伊莎貝爾繼承了卡斯蒂利亞王位。夫婦各帶自己的國土，實現大聯合，兩個王國合并成現代西班牙的核心。一個法學家會議制定了夫婦共治西班牙的規則。阿拉貢保留原來的一套機構、法院和法律。獨特的歷史造成西班牙一定的區域自治傳統。加泰羅尼亞作為阿拉貢的小公國，從1137年起，始終保持自己的慣例、章程和法律。它的特殊之處，在于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所以不論歸屬阿拉貢還是后來隨阿拉貢變為西班牙，都隱含著一個相對獨立特異、時強時弱的民族心態。 

        十八世紀初，有一個大的改變。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膨脹了卡斯蒂利亞的統治，推行卡斯蒂利亞的政體法律，加泰羅尼亞第一次成為西班牙王國的一個省。在1707年至1716年，西班牙王國首次頒布系列法令，結束了加泰羅尼亞自然留存的古典自治，在法院、法律文件、劇院等，都禁用加泰蘭語，禁加泰羅尼亞古國旗。這是后來二十世紀類似法令的基礎范本。 

        現在一些國家在民族問題上追究歷史歸屬，會強調有分離訴求的地區，自古以來就歸屬此國。而地區分離派，也會堅持自古以來是個獨立國家。實際上，民族區域在歷史上常常多有變動。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最后民族對國家的實際認同向心力，以及對異族離心排斥的程度。

        向現代過渡的西班牙各區域的凝聚，法國的侵略起了很大作用。本來西班牙各個小王國間也征戰互毆不已，如阿拉貢的胡安二世想讓二兒子費迪南繼位，而加泰羅尼亞當時主張他的長子繼位，胡安二世就打進加泰羅尼亞了。古代西班牙是一盤散沙。可是近代法國入侵，反而凝聚了現代西班牙五花八門的各個文化，提醒他們都是法國入侵下的“西班牙人”。十九世紀初，第一次法西沖突，兩年戰事就落在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在1808年至1814年，拿破侖發動“半島戰爭”，再次入侵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人稱它“法國戰爭”。既然作為西班牙的一部分被法國占領，并參與抵抗，戰爭就把加泰羅尼亞進一步推向了認同西班牙。

        對法戰爭期間，一群冷靜的學者以總議會名義，制定了君主立憲的《西班牙1812年憲法》，含保障公民自由、私有財產，還規定了間接普選、有新聞出版自由、法官不得罷免。但是，它脫離不了西班牙現實，有政教合一內容。

        半島戰爭后的1814年3月22日，總議會承認的合法君主費迪南七世回到馬德里，卻拒絕了這部溫和改良的憲法，恢復了戰時撤銷的宗教裁判所，走向專制。自由派的共濟會紛紛起義，其中也有加泰羅尼亞人；他們攻下馬德里后，天主教苦修派打著“解救國王”的旗號起義，也有加泰羅尼亞人。政治動蕩的法國和西班牙距離太近，對西班牙有很深的政治影響。此時法國已經復辟，又怕“西班牙革命”北上，居然打著“解救西班牙國王”旗號，又一次打進西班牙，成功幫助費迪南七世復位。他在西班牙王位上待到壽終正寢。接下來是爭奪王位的漫長內戰。當法國又革命成第二共和國的消息傳來，馬德里與加泰羅尼亞在一起呼喚共和。

        十九世紀，巴塞羅那與馬德里一起，率先遭遇工業革命，階級形成、左右沖突，加泰羅尼亞的紡織業等迅速發展，巴塞羅那人口狂增四倍，它也與馬德里一起，成為世界革命的試點。西班牙無政府主義總部在巴塞羅那，它發行無政府主義刊物，宣揚暴力手段作為斗爭工具。西班牙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就在巴塞羅那舉行。在政治動蕩的十九世紀，加泰羅尼亞與馬德里，同是西班牙經濟中心及政治動蕩中心。從拿破侖撤出西班牙到1870年，西班牙換了三個朝代、五部憲法、十屆內閣。怪不得伊莎貝爾二世要退位。中央管不住各省，它們紛紛脫離，但那種分離只是政局不穩的暫時狀態，有點像軍閥割據下的中國。

        歐洲還是王朝相通，議會選擇的伊莎貝爾二世的繼位君主，是意大利國王的兒子。顯然，當時的國家概念與現代有差別，區域自治概念也不同。新國王怎么也擺不平這個國家，三年后就匆匆退位回意大利了。議會毫無準備就走向共和。西班牙第一個總統菲格拉斯，就是加泰羅尼亞人。

        第一共和國只存在三百二十七天，就被軍隊推翻，其間居然換了四個總統。1874年12月，十七歲的阿方索親王正在巴黎，有人攔住他：“西班牙軍隊宣布恢復君主制了”，他成了“阿方索十二世”，他的曾孫，就是領導西班牙民主轉型的國王胡安·卡洛斯。少年國王很不幸，二十八歲就患病身亡。阿方索十三世是遺腹子，接下來是王后攝政期。

        十九世紀末，加泰羅尼亞和西班牙一起，經歷了帝國隕落的困擾。巴塞羅那作為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知識精英云集，所謂“九八一代”文化成果累累，加泰羅尼亞精英是重要的一部分。    

        進入二十世紀，西班牙就動蕩不安。1902年，才十三歲的阿方索十三世登基。1903年就有著名的巴塞羅那大罷工。1906年5月31日，十七歲的阿方索十三世在馬德里舉行婚禮，一個巴塞羅那無政府主義者莫拉爾，向國王夫婦的馬車投炸彈。拉車的馬以及一些觀禮民眾被炸死，鮮血濺上王后婚紗，國王夫婦幸免于難。

        1909年7月底，加泰羅尼亞一些城市暴動，起因是阿方索十三世的首相摩拉為摩洛哥戰爭征召預備役，花得起巨款雇用“代兵”者免征。民眾一腔怒火，適逢工業先進的加泰羅尼亞本是沖突中心，矛盾驟然放大。在巴塞羅那，一個由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聯合組成的委員會，號召反征兵，工人接管了巴塞羅那，接著全面罷工、攔截軍車、暴亂和巷戰。左翼也反宗教，認為天主教也是資本主義一部分，最后焚燒修女院，挖空墓穴。巴塞羅那市中心失控，治安部隊在蘭布拉大道開了槍，大道是今天每個游巴塞羅那的游客必到之處。政府宣布進入戰爭狀態，軍隊鎮壓。最后，軍警八死一百二十四人受傷，民眾死亡一百多人，史稱“悲慘一周”。事后更是逮捕了一千七百人，以“武裝叛亂”的罪名送上軍事法庭，其中五十九人被判終身監禁，死刑五人，其中包括巴塞羅那無政府主義活動家、現代學院院長費雷爾。

        這是進入十九世紀后期西班牙的困擾。無政府主義在全球盛行，刺殺和勞資沖突帶來血腥沖突或鎮壓，是工業革命后的時代病，但是在西班牙，只要和加泰羅尼亞有關，就自然演變成民族區域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引出強烈的分離意愿。而工業中心特別多事。“悲慘一周”的鎮壓，原本下令加泰羅尼亞軍隊執行，但是當地軍人不肯鎮壓鄉親，結果馬德里政府調來其他幾省軍隊。這一來，就更是“西班牙”血腥鎮壓民族地區，更促進了分離的惡性循環。

        高漲的民族分離情緒下，同民族的不同地區間，再有矛盾也會被壓合。1913年，加泰羅尼亞現在的四個省，巴塞羅那、赫羅納、萊里達和塔拉戈納，合成聯合體。中央政府立即認為這是分離信號。

        接下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維持中立。一戰結束后，西班牙解散了加泰羅尼亞的四省聯合體，禁止它的語言和國旗，這一來，反而更推進了它的分離傾向。加泰羅尼亞的無政府主義者常常就是分離主義者。鎮壓極端無政府主義和鎮壓分離主義，也變成一回事。在嚴厲鎮壓下，左翼領袖紛紛流亡法國，他們中的馬西亞成立了“加泰羅尼亞國家組織”，還策劃了一次革命，剛準備越過法西邊境回來推翻政府，就被識破失敗了。

        阿方索十三世壓不住左右分裂各走極端的國家，1931年放棄權力、黯然離開。就在他離開的前一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宣告成立。這是一個激進左翼政府，立即宣布剝奪國王公民權，沒收全部王室財產。

        加泰羅尼亞捷足先登。流亡的馬西亞已經回來，搶先共和政府一步，宣布成立加泰羅尼亞共和國。這是分離主義走得最遠的一步。西班牙新政府，馬上與加泰羅尼亞共和國的部長展開協商，最后達成妥協。馬德里同意加泰羅尼亞恢復實質的政治主體，而加泰羅尼亞也退了關鍵一步：不脫離西班牙。這個安排，有人稱其“實質獨立”，有人稱“高度自治”，看要表達什么了。自治政府恢復了那個1283年的Generalitat，以及中世紀開創的Diputació del General de Catalunya（眾議員委員會）的稱呼，以示“獨立國家，古已有之”。

        妥協容易達成，與兩個政府都是左翼政府、相互間本是同志、沒有附加政治對抗有關。但共和并未解決西班牙問題，左右兩極嚴重沖突。加泰羅尼亞是一左獨大，它的右翼黨非常溫和。但它還是西班牙大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當西班牙左翼政府的激進政策引出反彈，1934年右翼政府在大選中上臺，左翼的加泰羅尼亞Generalitat馬上就領著民眾反抗中央。結果，西班牙政府宣布暫停加泰羅尼亞自治條例，令它失去了自治地位。

        1931年開始的第二共和國比第一共和國長壽。1936年，西班牙又選上了左翼政府，加泰羅尼亞又恢復了自治地位。但左右激蕩兩次，1936年就內戰了。西班牙內戰更是世界左右激蕩的濃縮場景。一邊是蘇聯和國際無政府主義組織支持，一邊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死亡六十萬人，極為慘烈。1937年底，左翼共和政府從馬德里撤到巴塞羅那。加泰羅尼亞成了內戰左翼一方的代名詞。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軍隊攻入巴塞羅那。一個月后的2月27日，法國率先承認佛朗哥政府，接著，全世界除蘇聯和墨西哥之外，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了佛朗哥政府。

        1939年，已是二戰開端。西班牙政府再次維持中立。它在兩次世界大戰都維持中立，始終沒有針對整個西班牙的外戰壓力，卻內戰內斗連連。

        佛朗哥1939年占領巴塞羅那以后，Generalitat被撤銷，禁了加泰蘭語。加泰羅尼亞再次失去自治地位。內戰后，佛朗哥政府殘酷鎮壓了內戰中的敵方人士。原Generalitat主席貢巴尼斯，已經流亡法國。但納粹德國占領法國，逮捕了貢巴尼斯，把他交給了佛朗哥。在巴塞羅那戰爭委員會，貢巴尼斯以“軍事叛亂罪”被判死刑，1940年10月15日，在巴塞羅那山頂要塞被槍決。內戰政治敵對的血腥鎮壓， 在西班牙很普遍。在講西班牙語地區，只是被理解為政治問題，但發生在少數族裔地區，一定被理解為族裔迫害，一定導致分離情緒。禁用加泰蘭語，事實上也壓制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發展。這種情況從1939年一直隨著佛朗哥統治延續到1977年。可是，佛朗哥政府與加泰羅尼亞的沖突原因，與其說是中央政府容不下少數族裔，還不如說是政治的極端對立。加泰羅尼亞在標識上是左翼象征，在內戰中是敵方大本營，在現實中是潛在的反叛源。

        戰后，佛朗哥開始培養一個可能的未來君王，也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轉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他九歲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一直對自己肩負恢復君主制、將在未來接管這個國家的意識保持清醒。他成年后很留意協調自己與加泰羅尼亞的關系。在佛朗哥時期，他不僅去加泰羅尼亞慰問災民，也私下悄悄接觸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努力往往被現實困境抵消。1973年底，工業區都苦于遏制通脹的緊縮政策，能源危機雪上加霜，加泰羅尼亞罷工四起。1974年2月底，一個加泰羅尼亞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判了死刑。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國王胡安·卡洛斯開啟民主轉型，其中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如何處理兩個沖突最嚴重、獨立呼聲最高的民族地區，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

        巴斯克有極端分離組織埃塔，不斷制造暴力、爆炸；加泰羅尼亞也有類似的襲擊，但是加泰羅尼亞更多是原來的傳統，分離運動和工人運動、左翼組織相結合，更多是罷工抗議示威連連，這往往會伴隨發生與警察沖突的流血事件。   

加泰羅尼亞恢復歷史上的自治地位    

        細究一下，區域問題其實涉及自治和分離兩個不同概念。一般來說，中央政府更容易認同區域自治，卻不愿意看到區域分離導致國家分裂。很多區域自治問題不能解決，關鍵是中央政府對后一步的懼怕。在理論上，自治和分離是兩回事，在現實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從自治滑向分離的下一步。

        佛朗哥死后的民主化局面，實質是中央與加泰羅尼亞等區域，政治理念開始趨同，并非單方面改變。在中央政府改變的同時，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的左翼政黨也已經今非昔比。內戰結束四十年后，最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其影響力基本消亡。余下的不論是西班牙共產黨還是社會主義黨派，都已經不再如四十年前那樣激進。流亡的西班牙共產黨，在讀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報告之后，有了很大改變，更“修正主義”了。在這樣的前提下，偏右的中央和偏左的區域，有了對話、求共存于一個政體的可能。

        但是，只要區域自治一天不解決，抗議、流血沖突、民眾憤怒失控的危險，就時時存在。

        1976年10月，佛朗哥死后一年，一位叫瑪紐爾·奧提尼斯的銀行家，向馬德里政府的奧索里奧建議，加泰羅尼亞的流亡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決該區域問題的關鍵。銀行家是加泰羅尼亞人，的確只有“自己人”，才能準確判斷這個區域的民眾想法。

        原來，在貢巴尼斯被槍決后，流亡的原加泰羅尼亞的議會決定，還是要把Generalitat延續下去，他們推選了波赫做主席。1954年波赫辭職。流亡的Generalitat就在墨西哥，選出了新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此后二十多年，塔拉德拉斯流亡在法國，過著清貧的生活，但是，他并非寂寂無聲，他時時代表加泰羅尼亞Generalitat，與流亡中的各政治力量保持聯系。他把自己看作是超越黨派的、加泰羅尼亞的精神領袖。1976年，他已經七十七歲。

        經歷內戰和四十年的政治對立，此類重大政治談判需要互信。至少塔拉德拉斯必須相信，這并不是誘捕圈套；政府方也必須相信，對方在談判中的承諾確實就會履行，不會恢復了Generalitat之后，加泰羅尼亞下一步就從西班牙分離出去。背后還牽扯了更危險的時局：軍隊保守勢力一直反對政治轉型，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理由，一是他們認為，左翼就是當年的激進左翼，一旦政黨合法化，又要陷于混亂甚至內戰；二是認為，新的區域自治政策會導致國家分裂，新政府在賣國。塔拉德拉斯曾是1931年加泰羅尼亞左翼政黨ERC的主席。在軍隊保守派眼里，他和被判死刑的貢巴尼斯沒什么區別，他們不僅內戰記憶猶存，也是內戰思維，認為貢巴尼斯被判死刑是罪有應得。軍隊反對之所以是危險的，是因為西班牙軍隊素有以軍事政變干政的傳統，佛朗哥就是一個例子。

        互信的開端是新政府的姿態。佛朗哥去世后的在任首相是納瓦羅，他馬上在議會宣布：“我們的意圖是讓西班牙所有地區都有自己的憲法機制，令它們能夠更好地關注自己的特殊需要，保持各自的傳統和特殊性，以豐富民族整體，從而更好地為祖國的統一和偉大服務。”但是，區域自治的具體談判和操作，是由下一任首相蘇亞雷斯完成，也離不開國王胡安·卡洛斯的大量背景工作。

        國王在一次罷工抗議高潮中，不顧反對，和王后一起訪問了加泰羅尼亞。在原阿拉貢王國所在地，官方招待會的直播鏡頭下，國王的演講突然從卡斯蒂利亞語切換到加泰蘭語。加泰蘭語已經被官方禁止了近四十年。突然聽西班牙國王說出來，強烈觸動了加泰羅尼亞人。國王還接見了加泰羅尼亞反對派，包括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宗教領袖。他訪問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那里一直被看作是反馬德里的民族主義象征。他訪問重工業區，那里痛苦的罷工騷亂剛剛結束，他對幾千個工人說：“你們可以放心，你們作為公民和工人的權利將會得到承認。”當年5月，加泰羅尼亞一個左翼組織的民意調查中，國王聲望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九，被稱為“最受歡迎的政治形象”。

        國王也利用他在軍內長期的人脈關系安撫軍隊。盡管如此，后來還是有了一次未遂政變。

        首相蘇亞雷斯派親信秘密前往法國與塔拉德拉斯接觸，同意恢復加泰羅尼亞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體制。談判都順利，但一個條件令首相為難：塔拉德拉斯要求，在他回巴塞羅那的時候，要檢閱加泰羅尼亞武裝儀仗隊。正在顧慮右翼保守軍人反彈的首相，左右為難沒有答應。

        解決民族區域問題，時機非常重要。專制強人離去的轉變當口，是最可貴的時機。長期被壓制的民眾，看到新政府突然釋放善意，容易被打動，政治人物就容易說服自己的族人妥協讓步。

        雖然蘇亞雷斯拖了半年多，幸運的是，并沒有錯過時機。在接下來的1977年6月15日選舉中，加泰羅尼亞左翼黨派大勝，而蘇亞雷斯領導的UCD在這個區域大敗。有歷史學家認為，蘇亞雷斯感覺必須用塔拉德拉斯這個標志性人物，來贏回人心，重建已經失去的主動權。否則，未來的自治區談判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1977年6月27日，塔拉德拉斯飛往馬德里與蘇亞雷斯直接會談。條件是，加泰羅尼亞恢復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體制。而塔拉德拉斯承諾效忠于西班牙君主制，接受西班牙統一，尊重西班牙武裝力量的榮譽。這一次，蘇亞雷斯答應了軍儀的歡迎儀式。他理解這不是“榮譽回鄉”的虛榮，在一個國家政權向自治區權力移交的授權儀式上，應有軍隊在場，以確認授權合法性。軍中保守派果然無法接受。國王親自出面說服，高調接見塔拉德拉斯，以示國王對民主轉型和加泰羅尼亞自治的支持。

        1977年10月23日，七十八歲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羅那，檢閱了加泰羅尼亞武裝衛隊，用加泰蘭語大聲宣告：“加泰羅尼亞公民，我在這里了！”歸來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組閣，Generalitat在左翼政黨管理之下，他的部長們立即展開與馬德里中央政府部長間的談判。

        在前兩個月，議會已經開始草擬新憲法。新憲法列入了自治原則和具體程序，根據不同情況推行。沖突最尖銳的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等三個地區，宣布為“歷史上的自治區”，給予手續簡化，迅速恢復它們歷史上的自治地位，以緩和緊張的區域形勢。雖然自治區內部也有矛盾爭論，但加泰羅尼亞自治條例最早通過，比1932年的自治條例更為有力。

        中央政府既愿意確保區域自治，又擔憂國家分裂，憲法就有“國家統一和自治權利”條款，還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容許自治區聯合”，以防止不同自治區進一步組成“區域聯盟”，帶來分裂危險。

        大量軍隊精英仍然認為，必須減緩快速的區域自治過程。軍隊壓力使得中右黨派（UCD）和左翼社會黨（PSOE）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移交權力和諧組織法（LOAPA）》。它的目標是給所有的自治區限定權力，尤其是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LOAPA在1981年9月29日遞交國會，最終由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的自治政府在1982年上訴到憲法特別法庭，要求修改或者至少凍結。LOAPA的存在，至少作為一個平衡，緩和了軍隊的干政意愿。后來才知道，局勢極為緊張，軍隊密謀的高潮，是打算在1981年6月23日巴塞羅那集會中抓住國王迫其退位，建立軍政府，連準備清算的黑名單都已經拉出來了。    

總會有人堅持：不論怎樣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獨立自己過    

        不論怎樣艱難曲折，西班牙民主化和加泰羅尼亞的區域自治都十分成功。在1979年至1983年間，整個西班牙都在憲法之下成為自治區。今天西班牙有十七個自治區和兩個自治城市。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不斷擴大，與西班牙政府分享教育、衛生和司法的管轄權，擁有自己的警察部隊等等，與中央政府的關系良好。1985年5月中，國王受到邀請，主持了加泰羅尼亞一個政府委員會的會議。1986年7月24日，國王授予塔拉德拉斯世襲貴族頭銜。1988年4月22日，國王主持了加泰羅尼亞的千年慶典。

        一個象征性高潮是在1997年10月4日，國王的女兒克里斯蒂娜和巴斯克的一個手球明星在巴塞羅那主教堂結婚。公主克里斯蒂娜當時是巴塞羅那居民，說加泰蘭語。當他們從教堂出來，和國王夫婦的馬車一起穿越巴塞羅那大街，二十萬人涌上街頭，向新人和國王王后歡呼。在那一刻，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的關系，圓滿得如同公主與王子的童話故事。

        巴斯克的恐怖組織埃塔雖然越來越弱，但始終沒有徹底消失，對比下，西班牙與加泰羅尼亞的關系似乎簡單得多，基本上就是安定團結雙贏局面了。

        回看歷史，西班牙與加泰羅尼亞那段相互關系張力很大的時期，與西班牙的整個國家悲劇有關。從十九世紀進入現代，西班牙在工業革命初期劇烈的社會沖突之中，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左右對抗，整個國家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地區，在大多數時間里，與西班牙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恰是處在不同的兩端。政治對抗和族裔間對抗，混為一談。

        但是，一個民族區域的分離主義訴求，可以獨立存在。總會有人堅持：不論怎樣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獨立自己過。這是各民主國家會長期存在一些分離組織的原因。民族身份認同，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延續到今天，一直是歐洲一些地區的困擾。民族情感、民族意識是一種很復雜的東西，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區域之間發生的矛盾沖突，只要涉及不同種族，就很容易被敏感地導向族裔沖突；假如矛盾沖突發生在中央和區域之間，若涉及不同種族，就很容易被導向分離訴求。那些長期邊緣化、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分離主義力量，會很快點燃民族情緒，突然之間毫無預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在加泰羅尼亞，主張分離的幾個政黨始終存在。今天，主張分離的趨同團結黨（CiU）領導人阿爾圖爾·馬斯，已經是Generalitat主席，他在當選前就多次表示，一旦當選將謀求“加泰羅尼亞民族自決”。CiU已是第二次執政，可以感受到后面的民意了。

        2003年，西班牙巴斯克自治政府就試圖改變現狀，把自治再跨前一步，把巴斯克對西班牙的關系改為“盟國”或“自由國”，介于自治和獨立之間，被西班牙國會否決。2005年，加泰羅尼亞議會以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的贊成票提出，要定義加泰羅尼亞為一個“國家（nation)”，后來在西班牙政府壓力下，最終改回“民族（nationality)”。這兩個詞在英語中，“國家”、“民族”兩者的意思都有，而“nation”的“國家”意味更重一點。

        今天的憲法文本，是民主化以后的1978年《西班牙憲法》，第二條就是：“國家統一和自治權利”：“本憲法基于西班牙民主的團結、全體西班牙人共有的統一國家，承認并保障組成西班牙的各民族和各地區的自治權和團結。”簡單地說，原則是：符合“統一國家”的地方法是合憲的，否則違憲；容許自治是合憲的，否則是違憲的。

        立憲第二年，就建立了1979年《加泰羅尼亞自治章程》，其法律效用僅次于憲法。章程序言宣稱：“加泰羅尼亞，作為一個民族（nationality)，始終在西班牙法律之下，根據憲法和加泰羅尼亞自治章程，以一個自治區履行自治管理。”2005年，加泰羅尼亞起草新版《自治章程》，序言將上面那段話的“nationality”改為“nation”。此外，新版《自治章程》和1979年有了很多不同。這個版本2006年在加泰羅尼亞議會和西班牙議會通過，加泰羅尼亞公投有百分之七十三點二四的人贊成，百分之二十點五七的人反對。雖然批評者指出投票率沒有超過一半（百分之四十八點八五），但是，程序都合法，新章程在2006年8月9日生效了。

        節外生枝的是，在西班牙議會投了反對票的人民黨（PP），向憲法法院訴新版《自治章程》違憲。普遍認為，事情弄糟的一個因素，是憲法法院的責任，把法規合法性的決定，陷入了所謂“進步派”和“保守派”法官的黨派之爭。弄得章程在政治上取得合法性已經四年，法院還沒有為它的合法性做出個裁定來。加泰羅尼亞本來就不信任憲法法院，2009年11月26日，十二份加泰羅尼亞報紙發表聯合社論，標題是《加泰羅尼亞的尊嚴》，警告加泰羅尼亞人，憲法法院很可能會限制他們的“國家權利”。這又引發馬德里絕大多數媒體的強烈反應，它們一向苛刻地反對新章程。兩邊的媒體和民眾立場明顯對立。在近年的記憶中，兩邊的裂痕還從未如此嚴重， 四年的漫長拖延中，弄得民間高度緊張，謠言四起。

        2010年6月28日，西班牙憲法法院以六比四通過了《加泰羅尼亞章程》審批版，加入了“西班牙領土不可分割”，重寫了十四個條款，解釋了二十七個條款，主要涉及語言（不許可加泰蘭語為官方第一優先語言）、司法（不許可進一步擴大司法自治權）和財政（不許可擴大自治財權）；雖保留了“nation”，但是限定它“沒有任何法律效用”，也就是不具備國家地位。在加泰羅尼亞人感覺中，法院裁決嚴苛，印證了他們久久擔心的謠言。 

        這個得到雙方議會通過、已在實施的新章程，四年后遭遇如此挫折，加上馬德里媒體的渲染，連西班牙大主教會議也出了個文件，特別認定“西班牙統一”是一個“道德財富”。整個過程令加泰羅尼亞人認為，他們在今日西班牙沒有地位，他們沒有尊嚴。加泰羅尼亞一下就“毛了”，反應強烈群情激奮，分離議題發酵。2010年7月10日，百萬加泰羅尼亞人走上街頭抗議法院裁決，高呼：“我們是個國家，我們自己決定。”這次抗議被“自由國際”前副主席Emil Kirjas稱為“近二十年來歐洲對自決的最強烈表達”。2010年7月，巴塞羅那的保守派報紙《先鋒報》（La Vanguardia）公布民調，百分之四十八的加泰羅尼亞人支持獨立，只有略高于百分之十的人反對。哪怕和五年前比，比例也大幅提升，顯得觸目驚心。

        十八天后，全球各地報紙的頭條是，加泰羅尼亞議會做出歷史性決議，禁止本地區進行斗牛。很多人理解為一個保護動物舉措，而西班牙人都明白，這是加泰羅尼亞表示：要和西班牙在精神和文化象征上劃清界限。    

憲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羅尼亞，到底要什么？    

        2013年12月13日，加泰羅尼亞政府宣布，將在2014年11月舉行獨立公投。2014年1月，自治區議會通過了一個“加泰羅尼亞作為獨立政治主體”的聲明，提交西班牙憲法法院。

        事情的表面進程是這樣。那么背后分離主義日趨高漲的原因是什么？憲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羅尼亞，到底要什么？

        加泰羅尼亞的分離組織各不相同。有的組織被認為，他們的分離主義旗幟更像是向中央政府在各項政策上討價還價的籌碼。也有更激進的分離訴求，有點像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要一個跨現存國界的民族國家。他們的理想是一個包括瓦倫西亞、地中海三島、阿拉貢一部分和法國南部一部分的大加泰羅尼亞聯邦，就是幾百年歷史中曾經是加泰羅尼亞的地方都要回來，這個目標顯然比較吃力。還有就是簡單要求現有自治區從西班牙分離，作為獨立國家加入歐盟。

        繞到背后，經濟是最大問題。談判1979年自治章程細則時，經濟就是焦點。但是，說解決區域問題有“時機問題”，這是一個最好實例。佛朗哥政權剛結束時，民族地區的期望值相對較低，他們習慣了幾十年的強壓制，任何一點來自中央政府的善意都會奔走相告，看作變革的希望。國王說幾句加泰蘭語，民眾都會非常感動。在各種權力的轉讓談判上，也相對容易達成協議。因為這個區域長期一無所有，加泰羅尼亞當時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五百億比塞塔。現在突然能夠得到自治權、財政權，都會珍惜這個機會、愿意妥協，談判起點較低。佛朗哥在經濟上也給轉型的西班牙留下較好環境。佛朗哥離世前，西班牙如中國臺灣一樣有過經濟起飛，在1962年加入共同市場，是僅次于法國的世界黃金第二大買主。中央政府在解決區域問題時，經濟上有放權的能力。當時談成的財政分成比例，加泰羅尼亞感到意外的滿意。塔拉德拉斯曾歡呼自治區成功：“加泰羅尼亞，你是舉世無雙的楷模！”

        此后加泰羅尼亞被公認是西班牙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2005年的人均GDP在西班牙十七個自治區中排名第四，金融業和投資業都領先。但是，他們對中央稅收逐漸不滿。2010年，西班牙百分之十的GDP，高達兩百億歐元，來自加泰羅尼亞扣除返回后的完全上交稅款。這個數字占了加泰羅尼亞GNP的百分之十。很不巧的是，2006年自治區新章程出臺到2010年憲法法院的裁決，恰恰在此期間，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美國是危機中心，各州都受到大沖擊。可沒人認為美國會引出某州要獨立的問題，因為它沒有區域民族情緒，很自然就共赴國難了。而在西班牙，一向尋求獨立的組織在這個有獨特語言文化、與西班牙有過沖突歷史的自治區，看到了推動分離主張的最佳時機。2008年金融危機，西班牙是重災區。這一年加泰羅尼亞的GDP在整個西班牙最高（三千一百四十四億美元），2012年它的債務達到全西班牙十七個自治區總債務的百分之三十八，失業率升至西班牙最高，投資急劇下降。多數人認為，他們是中央財政掠奪的受害者。一些經濟學家推算說，加泰羅尼亞將無法從這個狀態下幸存下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加泰羅尼亞籍教授Charles Boix就表示，“憲法法院的裁決使得我們無法恢復經濟。”

        那么，是不是“全是憲法法院惹的禍”？即便新章程被憲法法院批準，各種問題也只是緩解，因為新章程沒有根本解決經濟爭端，很可能會繼續推出新要求，而經濟危機中的西班牙處境逼仄，也很難大大方方就給自治區再切出一大塊稅收大餅。裁決前的2009年，分離派已經舉行了有一半加泰羅尼亞城鎮卷入的非官方獨立公投，獲得相當大的成功。但憲法法院拖延四年的裁決，無疑是拖得太久，又不幸恰好跨越金融危機。除了稅收，還有很多細節的利益沖突。例如，總部在美國的大航空公司Delta，在它的三百三十三條航線中，巴塞羅那航線盈利占第三，可見機場之繁忙。所以，巴塞羅那機場的國家歸屬，自治區就認為是不公平的事情。還有中央只注重大鐵路公司的投資，硬把自治區鐵路給逼上了絕路，等等。

        加泰羅尼亞是地理上的中心地帶、富裕地區，巴塞羅那是經濟文化中心。所以，一向是西班牙“人往高處走”的目標。人口流動大，現在這個區域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講加泰蘭語，百分之六十是外來人口。連前一屆Generalitat主席何塞·蒙迪亞（任期2006-2010）都是生在科爾多瓦的“移民”。這也反映了現代區域分離主義的特征：它和區域利益緊密掛鉤。只要有一個民族文化核心，然后，它可以結合動員共同利益的區域民眾，哪怕他們是移民。更何況很多移民已在心理上認同了第二故鄉。蒙迪亞講加泰蘭語，認同當地文化，否則不可能競選得到一把手的位置。

        然而，人口大幅流動也是現在分離的原因之一。例如前Generalitat主席何蒂·普約爾（任期1980-2003年）就擔心，大批人口遷入很容易就會毀了一個小小民族的文化。Charles Boix教授也注意到西班牙近十五年來的移民潮，很短時間就增加了六百至七百五十萬的居民。他認為，這個移民勢頭已經不下于美國的移民壓力，可是“你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無法控制遷入，而它的經濟、社會和教育體系都會難以應付。加泰羅尼亞是雙重“移民”壓力，它承擔西班牙的外國移民，也承受西班牙向加泰羅尼亞的“移民”。

        種種原因之外，歷史陰影依然籠罩在今天。一個標志，就是在1940年被判處死刑的Generalitat主席貢巴尼斯，始終沒有被平反。在西班牙民主轉型時，政府和尚未合法的左翼黨派，有過個不成文的協議：考慮西班牙已經動蕩不安，在大變革關口，為避免點燃雙方民眾政治對立的火焰，毀了大局，雙方就不再重提歷史舊案和恩怨，專注完成政黨合法化、區域自治等一系列具體安排。它和南非的“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似乎是相反的做法，但同樣是在各自具體條件下，具政治智慧的安排。當然，歷史欠賬也就拖下了。另一個原因，是內戰雙方背后的政治爭論并非黑白分明，也仍然涉及今日軍方立場，西班牙歷史恩怨和政治復雜性，可見一斑。所以，每一個上臺的首相最終都繞過了，包括左翼黨派領袖，如上一任西班牙首相，工人社會黨的薩帕特洛，競選時信誓旦旦，承諾上臺后立即解決，但是真的上了臺，還是知難而退，沒有履行諾言。對加泰羅尼亞來說，Generalitat 是他們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權尊嚴象征，它的主席居然被西班牙政府處死了，還幾十年拖著不給個說法，民族尊嚴在哪里。

        在西班牙政府和自治區之間，原本還有一個極為重要、極具威望的協調者，就是國王胡安·卡洛斯。按說，君主立憲制中的君主，只是一個象征。但在民主化進程中，國王是最重要的靈魂核心人物，他必須有所作為，高度緊張地化解重重危機，十余年來一直是一個救火員。待一切完成，國王自然退入一個禮儀角色，他突然松懈下來，也顯然重新思考了人生。曾經，他身邊最親近的王宮內務官員，總是一些能夠提醒他約束自己的長者。他決定改變。他辭退、解除了周圍的約束，開始君王的享受。很快，周圍就圍上了一圈原本會被擋駕的，投其所好或謀求利益的人。總之，王室開始丑聞不斷。最近，在巴塞羅那主教堂結婚的公主卷入經濟案件，必須出庭作證。不久前，胡安·卡洛斯在一片對君主制的反對聲中，默然把王位傳給了兒子。還是那個胡安·卡洛斯，已失去他的精神光環和作為國家靈魂的個人魅力，2009年5月13日，“西班牙國王杯”畢爾巴鄂（巴斯克）對巴塞羅那決賽，當國王抵達體育場，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的觀眾，一起對國王表示了不滿。

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加泰羅尼亞進行獨立公投是非法的    

        2014年3月25日，西班牙憲法法院的十二名法官對加泰羅尼亞提交主權聲明進行審議，當日下午，就做出表決，否決了這份聲明。法官裁定：加泰羅尼亞進行獨立公投是非法的。依據就是憲法的第二條：“國家統一和自治權利”條款和《加泰羅尼亞自治章程》。現在，預定公投的這一天越來越近。

        面對這波新的分離浪潮，只是需要面對現實。一種比較落伍的觀念，是過度緊張拔高地看待分離主義。例如把任何人的分離主張或行為，都提升為“分裂國家”的嚴重罪行。許多國家都有類似西班牙這樣強調統一、不容分裂的憲法或其他法律表述。但是，面對分離主義的組織、宣傳和具體推動行為，只要不是暴力活動，一般都會像西班牙政府一樣，持寬容態度，在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方式去處理，過程充滿了協商、讓步和妥協。在理論上，成熟國家都理解，在各區域之間，在中央和自治區之間，不可能沒有利益沖突，而在各種利益沖突下，一個少數族裔區域產生分離情緒、分離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些人固執地持有分離主義理想，積極投身這樣的事業，也是自然的事情。在實踐層面，中央政府的過度反應，一般都會適得其反，越壓越不服。相反，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牽涉各種利益考量，不愿意地區分離，會盡可能利用國家力量的優勢，例如憲法等手段，來竭力保留國家完整，也非常自然。那么，面對分離，國家怎么辦？首先必須保障區域有高度自治的基本自由。

        假如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區之間，有非常對立的價值觀，區域理念沒有實踐的可能，兩者之間的張力會非常大，很可能會演變為對抗甚至暴力對抗，這就是加泰羅尼亞在第二共和國右翼政府當選后的情況。在民主轉型的時候，加泰羅尼亞選出的左翼政府，和國王班底的價值觀有所不同，但并非絕對的對立，雙方共同具有“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國家、區域有充分自治權利”的核心價值觀，才有了談判、妥協、讓步的最根本基礎。當然，大原則會面對非常復雜的具體情況，即便有了高度自治，還是可能難以化解矛盾，例如民族情緒高漲不可逆轉，舊日積怨無法消解，利益分配無法達成協議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加拿大和英國，長期掙扎糾結無果，就選擇同意區域公投，任由選擇去留。但若是牽扯重大國家利益，如加泰羅尼亞對于西班牙是一個重要經濟支柱；庫爾德的去留對于伊拉克涉及大油田去留，就會窮盡一切努力挽留。國際社會主要判斷是否有種族屠殺、種族滅絕的惡性狀況，如果有，會果斷支持區域分離。

        對于西班牙，因為憲法和自治區章程有國家統一條款，獨立公投在法律上不是一個合法選項。那么，就有一些可能前景。一、加泰羅尼亞放棄公投；二、堅持公投，獨立不能得到多數支持；三、獨立得到多數支持，并不付諸實踐，僅存象征意義；四、在公投多數支持分離后，實際分離，變成一個“國家”。最后的選項很難發生。更可能的，是舉行公投，不論投票結果如何，雙方進入下一輪博弈，經濟、語言、歷史遺案處理，等等。最后，假如經濟危機度過，也隨著時間能協調好，就度過危機，漸入佳境，否則，也許如英國一樣，終于有一天，馬德里放手，同意合法公投任憑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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