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皮克迪的中心思想總結一下。收入不平等可分為來自資本收入的不平等和來自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勞動收入不平等有可能會非常極端，比如皮克迪說到的美國的“超級經理人”，但相對而言，勞動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遜于資本收入不平等。勞動收入不平等很難被世代繼承，所以過了一代人就會逐漸消失。資本收入不平等卻會日益累積。首先，資本的收益率在大多數時期都高于經濟增長率。其次，大資本的收益率很可能高于小資本的收益率。最后，由于各國之間的競爭，對資本提供各種稅收優惠，大資本交的稅比中等資本還要低，這是一種實質上的累退稅。長此以往，資本將不斷地自我增值，尤其是大資本的勢力越來越大，很可能最終引起社會沖突。

        為什么收入不平等會引起社會沖突？必須聲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會引起社會沖突。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中，比如種姓制度，比如奴隸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賤民自出生之時，就永無出人頭地之日，那么，人們很可能會聽天由命，接受貴賤之間判若云泥的現實。如果你相信安茵?蘭德的哲學，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給自己賺錢，自私是一種美德，貧窮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沒有暴君鎮壓，你照樣會在一個極端不平等的社會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要想讓人們接受極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鎮壓，要么靠洗腦，很可能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19世紀是一個極端不平等的時代，但當時還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并不提供教育、衛生、養老、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沒有錢的人就沒有投票權。女性也沒有投票權，更不用說黑人了。但是，一戰之后，各國都陸續實行了普選制，尤其是拋棄了將財產多少和投票權掛鉤的做法。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政治權利，但在財產擁有方面，富人和窮人卻有著天壤之別，這種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們的反思。

        譴責富人為富不仁是極其荒謬的。資本本身無善惡。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利息在古希臘語“tocos”中，同時也是孩子的意思，錢就是要生錢的。這就是我們時常聽到的：“人掙錢很難，錢掙錢很容易。”不管資本的來源是什么，是從祖上繼承下來的，還是自己創業掙來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創新得到的回報，還是販賣毒品賺來的暴利，都無所謂，到最終，百川到海，萬物歸宗，只要資本的規模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會不斷地自我繁殖。金錢不眠，你只需要側耳傾聽，就能聽到箱子里金幣不停地掉落的聲音。只要你允許市場經濟，就不能阻止資本獲得回報。只要你允許資本自由地得到回報，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所以，關鍵的問題在于，你是想要民主，還是想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如果你想要捍衛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那么19世紀可能會是前車之鑒。19世紀也是經濟全球化，19世紀也有重大的科技進步：電報、電話、電燈、電影、輪船、汽車，等等，19世紀也有一段長期的和平，但19世紀卻是一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導致革命爆發的時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須讓民主學會控制資本主義。

        為了消滅收入不平等而放棄市場經濟，已經被前蘇聯等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嘗試證明是極其愚蠢的。市場經濟是會帶來收入不平等，但它還有更重要的功能，它能夠更好地配置資源，它能夠鼓勵各種創新活動，它用一只看不見的手，指揮著億萬人的生產和生活。解決收入不平等的最佳辦法，不是放棄市場經濟，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場經濟。

        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是無法接受這一邏輯的。他們的思路是：不成功，則成仁。但現實政治需要的是中庸和妥協。這也是持中庸觀點的學者易于被誤讀的原因之一。凱恩斯被視為政府干預的支持者、市場經濟的反對者。但恰恰相反，凱恩斯是堅定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出版之后，凱恩斯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表揚信，但他也提到，他和哈耶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相信為了保住核心陣地，有必要放棄一些外圍工事。就算是被稱為市場經濟最堅定支持者的哈耶克，其實也沒有說過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寫到：“毫無疑問，政府需要向每一個社會成員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給、住所和衣物，保障他們能夠身體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他的這一主張，已經超越了19世紀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心目中的政府，更接近于20世紀的“社會國家”（social state）。

        皮克迪的觀點和凱恩斯類似。他反對的只是那些最極端、最頑固，而且將日益僵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最高的10%階層，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能夠被大家接受的。但在收入最高的10%階層中，收入最高的1%和其余的9%仍然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收入最高的1%的財富大多來自資本收入，這和他們勤奮不勤奮、創新不創新，甚至工作不工作，沒有太大的關系。財富不斷地集中于1%，最后帶來的是99%的人們都感到被剝奪。

        皮克迪談到，解決收入不平等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征稅。他的具體建議是征收累進的所得稅和資本稅。姑且不提這一建議的可行性。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貧富越來越分化，但不征稅，另外的解決辦法可能是國有化或保護主義。國有化對市場經濟的傷害更大，保護主義會破壞經濟全球化。征稅并不干涉經濟自主權，只是做收入的二次分配。

        稅收本身也無善惡。政府征稅之后，大部分收入用于維護社會穩定、保護財產權利、保衛國家安全，另一部分收入用于提供各種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對所有的公民是一視同仁的，只有失業救濟、對貧困家庭的補助是針對窮人，但這部分支出在整個政府預算中微不足道，所以征稅并非是“劫富濟貧”。征稅的另一個好處是民主決策。如何征稅、誰來交稅、該怎么交，交上來的稅該怎么用，都是需要全民討論的。事實上，爭取民主政治的最好辦法就是建設公共財政體制，以公開、透明的財政體制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限，規范和制約政府的行為，同時提供公眾參與、影響決策的機會。

        社會是一條船。這條船漏水了，每個人都要遭殃。解決收入不平等，不僅僅是為了安撫窮人，更不是為了打擊富人，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樂觀積極的社會，讓每個人都有信心，在這個社會中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出人頭地。這樣一個穩定、自由的社會，對99%的人是有利的，對1%的人也是最安全的。想象一下，如果一個社會極端地不公平，只有你一個人鮮衣怒馬、妻妾成群，而你的周圍都是面有菜色、手拿鐮刀斧頭的饑民，你會不害怕？“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財富不能像過去那樣傲慢了，要學會謙卑：敬畏天道，感激運氣，尊重社會，關心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