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楊國強（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題：國恥激生的思想丕變——甲午戰爭120年再思

        時間：2014年8月18日

        主辦：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新聞出版局

        【編者按】

        “我這幾年反過來想，中體西用是不是那么沒道理？借法自強從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形而下的變化。變法自強引來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個20世紀的前期就成為用思想改造社會的時代。”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社科院終身研究員楊國強在“望道講讀會”分享了甲午前后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丕變，以及那場激變所留下的思想遺產。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楊國強教授演講內容的摘錄：

中國士大夫在甲午戰后心態大變

        中國有一個自我形象，這是由兩千年歷史文化形成的。這個形象從1840年開始已經有點碎縫，但真正全部破碎是在甲午戰爭之后。（我們今天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一個方面是重建我們心目中的中國形象。）

        舉例來說，梁啟超講“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役割臺灣，償二百兆始。”陳三立說中國的士大夫老是在講“天不變，道亦不變”，道又安在？另一個士大夫說：“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治國之道，而舍西法無從富強”。他的話和陳三立的話合起來看，已是甲午一戰之后中國人認為自己的“道”沒有了，西法成為一種“道”。

        還有譚嗣同，他是“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是一個為“變法”斷頭的人。然而，甲午之后他行走江湖，一方面在救世，另一方面他問上海的朋友，聽說英國和俄國在中國捐貢生和監生，捐了以后可以受外國的保護，不受官吏的欺負，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如果有的捐我肯定要捐。這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消息，透露的卻是中國形象在人心目中破碎的程度。這些例子說明中國士大夫在甲午戰爭之后心態大變，對中國的自我評價大變。

        與這種自我形象的破碎成對比的是中國人所面對的時勢大變。我們今天講中國近代史，無分專業、業余，老喜歡講的一個詞叫“變局”，三千年一大變局，五千年一大變局，但近代中國不僅僅是“變局”。“變局”怎么來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咸豐皇帝逃到熱河，這時中國人開始反思。兩千年來，中國同游牧民族交往時間很長，由此形成了一種歷史經驗，當中西剛剛開始以暴力相交往的時候，中國人是帶著歷史經驗來看西方的，以為西方人也是歷史經驗當中的一部分。然而，西方人在兩次鴉片戰爭里，用船和炮打敗中國，中國人才知道西方人是歷史經驗之外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兩千年一大變局，三千年一大變局，五千年一大變局。“變局”之說就是這么來的。但甲午戰爭的時候已不只是“變局”，而且是“危局”，然后再過幾年到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已成“殘局”。所以，中國近代從“變局”開始，經歷“危局”，后來已是“殘局”。

        當時，危局“危”在哪里？第一，中國經營了30年的海防、塞防，這時已經防無可防。東南門戶在臺灣，而臺灣卻被割掉了。甲午戰爭剛剛結束，日軍占領威海沒有退出去，北方門戶也沒有了。第二，當日中國的財政是非常困難的，兩億三千萬兩的賠款怎么來？借債，每年付本付息，最終只能取之于民間而致民怨沸騰。第三，允許西方國家在中國開廠，導致土貨不抵洋貨，小民之生計無從著落，又會致民怨沸騰。

        這個過程很可能使得外患變成內患。而且，中西交通30年，這時西方對中國是沒有土地要求的，他們要的一個是通商，一個是傳教。甲午戰爭之后，就不一樣了，日本割了這么大一塊土地。從這個時候開始，占領土地或者以租借之名占領土地，就成為與西方交往當中的重大變化。

        這些因素在甲午戰爭之前沒有這么厲害，甲午戰爭之后全部顯現出來，造成中國知識分子人心惶急，嚴復當時說“世變之亟”，張之洞講“外患日亟”。而后，同“危局”相聯系，開始有了一個詞叫“救世”，后來變成“救亡”，與之相對的另一個詞叫“圖存”。一個破碎的自我形象面對這么急迫的外患，很自然地成為梁啟超講的“變亦變，不變亦變”，“變法”成為共識。

從借法自強到變法自強

        第一，“變法”由“借法”而來，19世紀60年代，西方人的大炮兩次打敗中國，中國人“師夷長技”，用西方人的方法來對付西方人。這個“法”是借來的，宗旨是為了守住中國的本有和固有：本有是中國歷史當中產生的東西，固有是中國不能沒有的根本東西。實際上，借法自強已經使得中國發生變化，但在中國人的心里還有體用、本末、道器的界限，要的是西方的長技，來輔助中國的政教。因此，借法自強內含著強烈的制夷意識。然而，由甲午戰爭所催生的“變法”自強，與“借法”一樣的都是為了中國的自強，但不一樣的是，“借法”是為了守護自己，取新為舊，而“變法”是除舊布新，歸根結底是改變中國的本身，改變中國的自我，改變中國的本有和固有。

        由此帶來另一個變化，30年洋務運動借法自強的矛頭是朝外的，而變法自強的鋒芒轉向內了。所以，制夷意識轉為除舊意識，由此中國開始內部爭斗。甲午戰爭失敗之后，同時產生了維新變法、共和革命，康有為和孫中山同時產生，但他們登上歷史舞臺是有先后的，先變法，后革命。所以，就淵源相同來講，共和革命、維新變法之間不會沒有統一性和共性。從19世紀末開始，“變法”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潮流，隨著鋒芒向內而來的是19世紀末期至整個20世紀前期，中國社會劇烈振蕩，比任何一次振蕩都厲害。這種振蕩起于思想、政治，而遠離經濟，而且振蕩的過程越變越烈。

        第二，變法生于“危局”，所以變法不是中國社會內部矛盾自然產生的，而是在外來刺激下逼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時期的變法本質上是由外入內的，不是社會內部自己要求的，是不自然的，從而是不正常的。這種不自然和不正常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從這時開始的變法不能不是以西方的“法”來變中國的“法”。因此，隨著變法而來的是西方的“法”前所未有的擴張——普遍性、抽象性、徹底性、絕對性。實際上，變法的努力在于把一個整體的西方搬到中國。

        這種以西方整體性對中國整體性的做法預設的是中國、西方在本質上沒有差別，而且可以互相整體置換。因此，這種推理把中西之間的歷史文化、中法和西法所產生的各自的歷史原因、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不能重疊的特殊性全部抽掉了，“變法”成了沒有真實性和細節性的東西。它實際所制造出的一個走勢就是中國人視西法如神圣，以西人為帝天。所以，我這幾年反過來想，中體西用是不是那么沒道理？借法自強從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的形而下的變化。變法自強引來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個20世紀的前期就成為用思想改造社會的時代。借法自強的洋務運動讓中國人對西法充滿一腔委屈，但變法自強所促成的是對西法無限的羨慕。

        由于變法起于戰敗，是被逼出來的，這就決定了“變法”比“借法”更加急迫。當時，康有為給皇帝上的奏折中有過兩段文字，同梁啟超講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同時產生的是大變、速變、全變。他說西方變法300年，日本學西方30年，中國學日本3年初成，10年大成。

        孫中山說“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政治革命解決國體問題，社會革命解決貧富問題。這兩個東西“畢其功于一役”，“畢”得了嗎？這種臆想中的變法是一下子改變的，是很快改變的，由此派生的問題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化成一個根本問題。實際上，人類社會是極其復雜的，其間根本所在常在移動之中，有時候在政治，有時候在經濟，有時候在倫理，有時候在文化。但如果非要找出一個根本問題一下子解決，有時候講練兵是根本，有時候講教育是根本，后來又講立憲是根本，找來找去不斷找根本，最后對應的是變法進入社會之后連連受挫。

民族思維方式的變化：只講再創，不講傳承

        真正的急迫性是在甲午戰敗之后，深入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這種急迫的心理和中國歷史文化其實不太一樣。中國歷史文化講“中庸”，而外患的逼迫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實際是超越黨派的。

        梁啟超當年是輿論界極其有影響的人，他把自己比作是言論界的陳勝、吳廣，又說在報刊上講話不怕講得過頭，講得越極端越好。為什么呢？你從這方面極端，他從那方面極端，最后調和下來就正好。但問題是，這常常是沒法調和的。后來魯迅講，你要開個窗，非要掀屋頂，那就是矯枉過正，非常極端。而且還有一點，甲午戰爭之后，輿論界有那么多的報紙都在上海租界辦，這是中國法律管不了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信口開河，什么樣的極端都可以講。這就使得中國公共言論一開始就沒有責任意識，到現在還是。這個就是當初留下的歷史印記。

        與洋務運動30年形而下的物質相比，“變法”是以思想改造社會，實際上它的沖擊力和破壞力比物質更厲害。科舉制度不是在輿論之下一下就廢除掉了嗎？兩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不是被輿論廢除掉了嗎？而且我們今天講五四新文化運動，老實講，其大部分內容在甲午戰爭之后的變法中已經出現了，如民權、白話文、科學、反孔。所以，今天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如果要再深入一點，就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史和后史，而現在的研究是把五四運動切開一段，沒有前史，也沒有后史。自19世紀末以來，講除舊布新，“除舊”可以用徹底去除的方法來實現，但“布新”不行，“布新”需要普遍性和具體性的合一，需要追訴歷史因果，需要依傍歷史文化。所以，當這些都被抽掉之后，單靠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徹底性、絕對性，是沒辦法布新的，無從生根。

        舉個例子，我們中國人很早就欣賞西方代議制度，中西鴉片戰爭前后，魏源的《海國圖志》已經提到代議制度，非常贊賞。甲午戰爭之前沒有人反對，因為中國人的問題碰到西方人的政治現象。中國自秦漢以后是郡縣制，秦漢之前是分封制，郡縣制是朝廷派官輪流去的，做五六年就換人。到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很多人都在說郡縣制不好。為什么？君民相隔，而且一個官做五六年就走了，把這個地方當旅館一樣，不會做長遠考慮，也不會深入民間，上下擁塞阻隔成為大問題。所以，后世很想念“三代”，夏、商、周三代君民不隔。于是，一看到西方的代議制度，就以為“三代”就是這個樣子。因此，中國人帶著自己的問題、自己的歷史文化認識西方的代議制度，覺得很有親切感。之后，康有為講變法，講君民共主，也要建立議院，幫助政府富強，這是一種錯讀，但又真實地發生于近代中國的思想史中。

        西方代議制度是為了限制政府，與中國人用“君民共主”助成政府的富強顯然不同。中國人真正開始理解西方代議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政府權力這一點，是清末新政時期憲政編查館翻譯過來的東西使中國人知道，議會是為了限制政府。民國初年的國會熱衷于對付政府，以至于政府常常一件事都辦不成。之所以如此，是不知道民主政治、議會制度除了斗爭、抗爭之外，還要合作，要妥協，要忍讓。中國人到今天為止仍不懂這一點，從五四開始就是“爭”。民主這個東西說到底很簡單，它的難處在于怎么實行，而最難的就是學會忍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我們中國人很早就喜歡代議制度，但建立不起來，原因就在于我們缺乏歷史具體性。由于這樣，在19世紀末開始的中國社會近代化數十年、上百年的變遷中，我們最大的矛盾是“破”和“立”的矛盾，破壞和建設不對稱，由此留下的思想慣性直到現在還影響著我們。

        比如說，現在常常喜歡講推倒、重建、再創，不太喜歡講繼承、延續，什么東西都可以重寫，重寫文學史，重寫什么史。這就使得我們對前人、對古人、對我們的歷史、對我們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敬意。什么都可以推倒重來，這也使得“保守”成了一個沒有正面意義的東西（“保守”當然有正面意義）。所以，變法的這一面對擁有三千年歷史文化的中國來說，實際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傾向和思維方式。

        變法的另一個結果是中國學日本。此前30年，西方是一個非常朦朧的整體，雖然后來一個個國家被分隔開，但要說從其中取一個國家做榜樣，卻是從日本開始的。五四運動以后，又學美國，學俄國。因為日本打敗了中國，日本反過來成為中國人的老師。戊戌變法學日本，但沒弄明白就垮掉了。清末新政，特別是后來的“預備立憲”，絕對是以日本為榜樣，連地名都用日本的名字。可以說，清末新政的最后十多年，幾乎是中國的日本化。

        學日本的第二個影響，西方思想通過日本傳入中國。日本翻譯西方的原著比我們早，而當時的日文比現在好讀得多，所以中國人大量接受日本譯本。然而，譯本是經日本人選擇的，是快速翻譯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們通過日本接觸西方思想，日本翻譯文章大量進入中國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西學的膚淺化和粗陋化。與之俱來的是，大量的日本詞匯進入中國，而后是我們用現代詞匯解釋古代文義，常常辭不達意。

        最后一個影響，民國初年軍界和政界當權的人物大批都出自日本。中國這個民族本不尚武，把商人和軍人限制在政治結構之外，不讓他們來干涉，所以中國建立文官政府。但從這時起，中國開始尚武。還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都是由日本傳過來的。奇怪的是，向中國提供了那么多“主義”的日本，自己本身卻很少受這些“主義”的影響，全部供應給了中國。但與留學美國的人多親美相比，留學日本的人相當大一批都反日。

        (本文經演講人審訂并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