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明治政府拿朝鮮毫無法之時，借道中國解決交際朝鮮一事的機會來了。在這件事情上，日本人搭了美國的順風船。

美國“洋擾”朝鮮

        1871年，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決定前往朝鮮調查1866年夏在朝鮮發生的“謝爾曼將軍”號（the General Sherman）事件。“謝爾曼將軍”號是一艘從天津出發的美國商船，在朝鮮平壤大同江遭焚毀，船員也被朝鮮政府處決。鏤斐迪希望能夠同朝鮮打打交道，商定處理船只遇險之時撫恤船員的事宜。啟程前，鏤斐迪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匯報說“朝鮮是一個切實的獨立國”，因為中國并不干涉朝鮮的政府決策等等。同時，他希望總理衙門能夠傳遞一封信給朝鮮國王，轉告美方的良好意圖。

        總理衙門回復說：中國和外藩的交往，是有嚴格的成例的，這種轉信外藩屬國的事，均歸禮部衙門管轄，總理衙門并不能管。但是，在鏤斐迪和他的駐京西方公使同行的眼里，禮部并不是中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才是，所以他仍舊三天兩頭地跑到總理衙門來辯論。最后，總理衙門拗他不過，建議禮部送了封信給朝鮮，但禮部也特別聲明此系權宜之計，下不為例。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中國表面上的外交部，并不負責對朝鮮事務，真正負責中朝聯絡的其實是禮部這個傳統的完全體制化的機構。而外國外交官按照他們理解的外交法則，紛紛跑去跟中國的外交部辯論朝鮮問題，實在是緣木求魚。

        事實上，直到1895年中朝宗藩關系完結為止，總理衙門從未獲得同朝鮮直接溝通的外交權力，禮部和新設立的北洋大臣有這種權力，但他們在絕大部分涉朝外事上，卻又需要仰仗總理衙門這個外交部來做斡旋或者決斷。結果，中國的外交部很難做事，禮部和北洋大臣也不容易，三者幾乎都懸在半空，靠著固有體制內的渠道來溝通。中朝之間的問題因而變得更為紛繁蕪雜。

        鏤斐迪從北京的反應中，得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結論：朝鮮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1871年5月，他率美軍抵達江華島，開展了一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因為沒有國務院的進一步行動的訓令，很快又撤回了中國。

        事后，朝鮮國王在給北京的匯報中說并未同美國方面發生實質接觸，強調了“人臣無外交”的古訓，同時希望皇帝下旨，不要讓這些“洋夷”再去朝鮮叨擾。朝鮮稱這次美國來犯為“辛未洋擾”，借機強化了法國遠征之后的外交保守政策。

        鏤斐迪回到北京后，進一步希望總理衙門能為美朝交際轉圜，但總理衙門一直強調中國并不干涉朝鮮事務。鏤斐迪大為光火，最后總結說：“中朝這種自明代以來就建立起來的關系實在是有名無實的。”恭親王對此說法極為不快，寫了一份長長的照會，逐條批駁了鏤斐迪的說法，但并未折服這位倔強的美國公使。

副島種臣訪華

        同在1871年這一年的9月，明治政府派遣頗具威望的伊達宗城來華，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個條約是日本方面提出來要簽的，其目的在于同中國建立外交上的正式聯系，同時商定海關稅等等以便開展商貿往來，因此這是一個對等的也是平等的條約，日本并沒有獲得甚么在華的特權。須知當時的日本，對清國尚稱敬畏，并不敢像甲午之后那般的肆意妄為。這也提醒我們，晚清中國曾和很多國家簽訂過條約，但并非所有的都是不平等的。

        中日條約的第一條的后半句話說：“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本來不過是說不要互相蠶食領土，當時雙方覺得甚妥，并未料想日后會成為雙方圍繞朝鮮發生爭論的焦點之一。

        1871年對中國而言實在不太平。這一年的年底，一條琉球小船漂至臺灣南部牡丹社，部分船員被當地住民即所謂“生蕃”所殺害。當時正值日本謀求設藩于琉球而行吞并之際，因而迅即以琉球乃其國土為由，同清政府展開交涉。天津《中日修好條規》的正式換約，恰為這種交涉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1873年2月，日本政府任命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赴華換約，飭其就“生蕃”問題同清政府交涉清楚，同時查明中國是否認明臺灣全島系其所屬。副島種臣本人是征韓論的支持者，所以這次赴華對他而言是個為朝鮮問題探路的大好時機。副島的使華，在中日朝鮮問題交涉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1873年3月底，副島一行由橫濱出發，其隨員中包括外務顧問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又譯“李讓禮”）。李仙得是美籍法國人，在美國內戰中驍勇善戰，九死一生以準將銜榮退之后，自1866年7月起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

        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the Rover）在臺灣南部“生蕃”地區遇到襲擊之后，李仙得與閩浙以及臺灣的清朝官員往來交涉，最終親赴臺灣“生蕃”地區進行交涉，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在交涉中，臺灣鎮總兵劉明燈和兵備道吳大廷曾照會李仙得，說過“生番并非華民”以及“該生番乃王化不及之區”等話。李仙得對此說法頗為警覺，警告中國官員說，此等否認中國管轄權的做法可能會導致他國“占及臺灣轄地”等嚴重后果。

        可惜，天朝的很多官員素不知曉外界事情，也不明白西洋人到底在說些什么，他們的世界里是沒有國際法的，所以沒人在意李仙得的警示。詎料，李仙得的這種觀察，很快為四處延攬歐美人才的日本政府所用。

        1872年10月，李仙得在途徑橫濱返回美國述職時，恰逢日本因琉球船員事件計劃出兵討伐臺灣“生蕃”。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harles E. De Long），認為日本此舉有利于美國，遂把熟悉臺灣情形的李仙得引薦給了外務卿副島種臣。外務省聘用的國際法特別顧問美國人斯密（E. Peshine Smith），也一同參加了副島和李仙得的會面。

        很快，李仙得正式辭去廈門領事職務，接受日本外務省聘用。隨后，他憑借豐富的臺灣經驗及對國際法的了解，對日本處理臺灣“蕃地事務”的一系列政策的形成，特別是協助日本政府否定清政府對臺灣“生蕃”地區享有管轄權，以及建議日本政府謀劃吞并“生蕃”地區，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教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李仙得被招入日本外務省麾下，是日本立足于歐美國際法的角度，開始在實踐層面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系，采取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的濫觴。李仙得的受雇于日本政府，對中國政府而言，本身便是一場莫大的悲劇。

日美合流

        1873年4月底，副島使團抵達天津，引起當地人的圍觀，因為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身著歐式服裝出現在中國，且有西洋人隨行。李鴻章在同副島正式就1871年的條約換約后，舉行了一場會談，首次提及朝鮮問題。副島表示，日本仍在遣使朝鮮做打開外交大門的努力，并不想武力侵凌朝鮮。李鴻章以告誡說日本如果脅迫朝鮮，就與剛剛換約的中日條約不合了。這為日后兩國就朝鮮屬國地位的激烈辯論埋下了伏筆。

        抵達北京后，副島以覲見同治皇帝一事為具體事由，同俄、英、法、美、德等國駐華公使進行了廣泛接觸。西方駐扎北京的都是公使級別的代表，并非大使，而副島是以大使身份來的，所以一時在駐華外交官中成了級別最高的人。他此行趕上了清朝的一件大事，即同治皇帝決定接見外國公使，這是令各國公使喜出望外的好事。

        歐美公使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開始陸續進駐北京，這也是大清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因為之前來使均系“貢使”，且事畢即旋，不得駐扎京師，但二次鴉片戰爭改變了這一規矩，這些公使在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安營扎寨，不走了。當然，朝鮮的貢使，雖然年年來京，但依舊不允許駐扎京師。

        西方公使屢次要求覲見皇帝，這本是一種外交禮儀上的必須程序，因為在公使們看來，必須覲見中國的國家元首。但清廷一再以天子年幼為由搪塞，不愿讓同治帝接見公使。到了1873年初，同治親政，英、法、俄、美、德等五國公使再次要求覲見，這回清廷實在沒有理由不辦了，只好開始討論覲見儀節。副島抵達北京的時候，正趕上大家在討論禮儀的問題。

        副島利用這個討論禮儀的機會，以這些歐美國家的對華政策為坐標，校正剛剛起步的明治日本對華外交步驟。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在和副島談話之后，認為副島“十分想從中國獲取一個保證說朝鮮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即獨立于中國，也就是說，不管什么發生在朝鮮頭上，均與中國人無關”。對于日本的動機，威妥瑪這位大英帝國的外交老手洞燭十分，斷定日本要對朝鮮實行炮艦外交，而副島也很快直言不諱地承認了對朝鮮先禮后兵的想法。

        與此同時，副島刻意同美國公使鏤斐迪積極接觸，向后者坦言要弄清清政府到底能否為朝鮮的行為背負國際責任。而這一點，也將成為清政府此后直到甲午戰爭爆發之前，都無法向國際社會闡明的一個問題。

        當時的琉球問題也是由此模棱兩可導致的，在清政府無法闡述清楚與琉球的宗藩關系之時，日本已付諸吞并琉球之實，正如鏤斐迪所說的那樣：“日本已經正式并切實地吞并了琉球王國，副島對此沒有什么好對中國人說的。他說，琉球群島現系日本帝國之一部，無論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無權質問日本對之前的琉球王國享有全面的管轄權。”隨后幾年，清政府同日本展開了琉球問題的交涉，但出手之時已落后于日本的外交步伐，故有心救琉，無力回天。

        在與鏤斐迪的一次談話中，副島特意問及1871年的美朝交涉故事。鏤斐迪將總理衙門當年給他的一份文件拿給副島看。該信函系1871年3月28日，總理衙門抱著“關切屬國之道”的心態，經由禮部將鏤斐迪致朝鮮國王的書信轉發給朝鮮之后，特意發函告訴鏤斐迪此系一時權宜之計，日后不能再為美方代遞書信。

        總理衙門在信中再次強調說：“朝鮮雖系屬國，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該國主持，中國向不過問。”據此，鏤斐迪曾在當年致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認定朝鮮是一個享有“完全獨立”的國家。而副島種臣也恰恰是從這一信函以及和鏤斐迪的會談中，認定了朝鮮在“清國主權之外”。

        副島的這一結論，就國際法而言，所關甚重。通過這次日美會晤，日本在否定清政府所聲稱的朝鮮系中國屬國的外交政策上，開啟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策合流的閘口。嗣后日本的政策，開始朝著否定中國對朝鮮的權威以及肯定朝鮮是一個完全的獨立國這一方向發展。

        當時，有關各國公使覲見同治帝的禮節仍舊懸而未決，同總理衙門的有關臺灣“生蕃”的談判也進展不大，東京皇宮又逢祝融之災，因此副島種臣召集左右商議辦法，決定提前回國，任命柳原前光為代理全權大使，留在北京繼續談判。在這次會議上，副島給了柳原一個秘密使命，就是向中方打探朝鮮地位問題。

        那么，柳原前光是一個什么人呢？他曾是明治政府派出的最早赴華進行締約談判的外交官，于1870年秋以外務權大丞的身份，帶領權少丞花房義質，以及書記官鄭永寧，赴天津同三口通商大臣成林以及直隸總督李鴻章等進行締約談判。當時，在離開東京前往中國之前，柳原寫了一個“朝鮮論稿”呈送給德高望重的巖倉具視，開門見山地指出征服朝鮮“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基本。”

        柳原這樣一位野心勃勃的外交官，在接受副島的臨時任命之后，于1873年6月21日到總理衙門，同毛昶熙、董恂等人進行了會晤。柳原在討論臺灣“生蕃”問題之外，自然少不了問朝鮮到底是不是中國的屬國。毛昶熙等人回答他說，所謂“屬國”，不過是“循守舊例，存冊封、貢獻之典而已”。柳原又問，朝鮮和其他國家的“和戰權利”，中國是否“絕無干預之事”。毛昶熙等人予以首肯。這樣的回答，正中柳原和副島種臣的下懷。這是中日就朝鮮問題爭論的一個開端。

        在覲見禮儀之爭得到解決之后的6月29日，同治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閣，以西禮召見了副島以及歐美五國公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紫光閣也是清帝接見朝鮮、越南等外藩屬國來使的主要地方之一，所以清廷選擇在此處召見各國公使，也不是沒有深意的。既然是天朝，多少總需要些體面，而這種體面總是可以通過很多細微之處得以保全的。

        在覲見程序上，清廷因為日本系“同文之國”，而且副島身份是大使，所以允許副島先一班單獨覲見。但中國這種一廂情愿地抱著同文之國的心境給予日本方面以高規格待遇的做法，并不能改變兩國在外交路數上的分道揚鑣。很快，中日兩國圍繞朝鮮問題，展開了一場疾風驟雨式的大辯論，提前20年便埋下了甲午之戰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