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她畢生的病痛、與賢達名人的情事糾葛，弗里達的生平為小說、電影提供了豐厚素材。相連的濃眉、傳統的墨西哥服飾，她的標志性形象被印刻在各色商品上。芝加哥的一場展覽則將世人目光引回弗里達的藝術本身。

        走進位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五樓的常設展廳，首先與你相遇的將是弗里達·卡羅的數幅自畫像，這些作品充分展現了卡羅標志性的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其中一幅里，卡羅與一只寵物猴一起出現（Fulang-Chang and I, 1937）；在另一幅中，她留著極短的頭發并身著男式西服（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 1940）。展廳中還懸掛著賈科梅蒂、胡安·米羅等早期歐洲超現實主義大師的畫作，可見卡羅在藝術史的長河中占有一席之地。不過，正如英國《衛報》評論家艾德里安·西勒所寫，卡羅的地位似乎來源于外界對她瘋狂的個人崇拜，“這使得欣賞她的藝術作品變成了復雜的事。”

        過去的三十年間，卡羅從無名的墨西哥畫家變成極受推崇的圣人。她的人生故事——那讓她在17歲全身幾近粉碎的嚴重車禍、那段與墨西哥壁畫家迭戈·里維拉動蕩的婚姻以及與各種男女間發生的泛濫情史（包括野口勇和托洛茨基等）——這一切為小說、故事片和紀錄片提供了豐厚的素材。濃眉、辮子、夸張的珠寶配飾以及傳統的墨西哥服飾，卡羅的這些標志性形象早已被印刻在糖果、男士領帶以及龍舌蘭酒上。

        而這種“弗里達狂熱”實際上沖擊著卡羅在藝術圈中的聲譽。在2005年時，一位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評論家就把卡羅的高聲望歸因于她是一個帶有殘疾的雙性戀墨西哥婦女。而一所美國大學的現代教育研究項目也表明像卡羅這樣的特型藝術家正是最被社會所熱衷和關注的，而其他背景過于普通的藝術家則會缺乏吸引力。

        此時此刻，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辦的展覽“掙脫束縛：弗里達·卡羅后的當代藝術”試著重新強調卡羅在藝術方面的貢獻，該展覽將持續到10月5日。“卡羅的個人光環已經掩蓋她作品的成就，連學術界都不認真對待她。”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館長朱莉·威德霍姆（Julie Widholm）說。展覽通過把卡羅的繪畫與各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并置，試圖讓欣賞的重點回到卡羅的藝術成就上。

星光明滅不定

        弗里達在世時，她的畫作頗受好評（實際上，她還是20世紀第一位作品被盧浮宮收藏的墨西哥藝術家），但她的聲望隨著1954年她的去世漸漸淡去。到19世紀60年代，她已經被降級為“藝術史腳注”。

        到1970年代末，事情發生了轉機。卡羅的藝術成就被重新發掘恰巧碰上了一個特殊的時期——女權主義學者開始關注女性藝術家的作品。1978年，第一屆美國藝術家作品回顧展在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卡羅的作品也參加了展出。

        至1980年代中期，卡羅又開始受到追捧。墨西哥導演保羅·勒杜克以她的生活為藍本拍攝了一部故事片。而匿名藝術家團體“游擊隊女孩”的一位成員則用卡羅的名字作為藝名。最讓她名聲遠揚的或許是那本1983年出版、海登·賀蕾拉所著的書——《弗里達》。

重新認識弗里達

圖為弗里達·卡羅作品《希望之樹》

        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將卡羅1946年的兩幅畫與近25年來其他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件作品連接在一起，從而將卡羅的作品置于更廣的背景下。卡羅的兩幅畫作：一幅是《小鹿》，畫中卡羅就是一只受傷的小鹿；另一幅作品是《希望之樹》，畫中描繪了卡羅的雙重形象。展覽被劃分為四個板塊，分別代表著卡羅作品中與當代藝術家尤為相關的主題：性別、民族認同、政治斗爭、身體。威德霍姆解釋道：“卡羅對身體和生育、墮胎、流產這些女性生理經歷的理解超越了一般認知。”

        卡羅對于很多現代藝術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在卡羅的畫中，展現切開并血流不止的身體或者折斷外露的脊柱都是表現她身體疼痛的手法，這些畫面也最能引起一些藝術家的共鳴，而她極其端莊富有涵養的形象也可以成為當代行為藝術的典范。

        瑪尼·韋伯是一位洛杉磯藝術家，她經常把自己的照片放進作品中，但這些照片中的她總是帶著毫無表情的白色面具。卡羅奪目的個人標志（超過三分之一的卡羅作品是自畫像）給韋伯上了一課。“我作品的重點應該是我想象的世界，而不是我自己，這一點非常重要。”韋伯解釋道。       

        這也是一個讓其他藝術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因她對當代穆斯林社會中女性地位探究的夢幻影片而出名。她會定期在影片中扮演一個角色。“我的作品并不是卡羅那樣的自傳式作品，”她解釋道，“但我發現其實很難讓作品遠離我身份的投影——一個女人和伊朗人。”（作者系《藝術新聞》撰稿人，李丹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