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學術“盛事”，當推北大歷史系原博士生于艷茹刊發于2013年《國際新聞界》的論文，被該刊發現存在抄襲嫌疑。

        相比過去發現的很多學術抄襲，于艷茹所涉嫌的這樁抄襲案，有兩點不同之處，其一、涉嫌被抄襲的論文發表于1984年，既不屬于中國學者比較熟悉的外國經典，恐怕也沒有被錄入數據庫，一般人不易發現。其二、史學論文刊登于新聞學刊物，屬學術跨界，隔行如隔山，她的同行理論上也不易發現。由此推測，作者在寫作這篇論文時，一定意義上存在防止被抓的故意。

        從這兩點可以看出，于艷茹不像早期的一些笨蛋“前輩”，會干出抄襲導師著作的蠢活，而是大大抬高了發現者的“門檻”——得清楚國外研究動向，還得有跨界的學術眼光。“門檻”的抬高，表明學術腐敗出現了“新動向”。于艷茹的倒霉只在于，她低估了有的當代中國學者跨界研究的能力及所研究問題的廣度。

        學術腐敗始于論文抄襲。論文抄襲的風氣，大行于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其中固然有學術不規范的影響，但故意為之者亦屬不少。時不時被發現的抄襲丑聞，嚴重困擾著學術界，使中國學者的聲譽普遍下降。

        恰好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互聯網的迅速興起以及對這種風氣的大力曝光，無疑遏制了問題的惡化。最著名的是早些年讓抄襲者聞風喪膽的“新語絲”網站，其中就揭露了很多論文抄襲案例，該網站的創辦人、科普作家方舟子因此紅極一時，堪稱學術界的“紀委書記”。

        而這些年來，學位論文和學術刊物數字化工作，幾乎使所有學術論文（涉密的除外）都可以在互聯網上被查詢，從而接受同行乃至“外行”的審視。要想躲避查閱，門兒都沒有。軟件工程師開發出的“反抄襲”軟件，更為快速發現抄襲提供了便利。

        技術固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但是技術并非唯一。在論文抄襲愈演愈烈之際，中國的學術管理機構出臺了很多處罰性條款，不少人因此受到應有懲處，不過也要看到，有的舉報材料在網上公布后，學術機構并未及時處理，甚至被置之不理；即使處理，往往也是從輕發落，罰酒三杯，公眾徒喚奈何。

        如何看待這種處罰不力的情形？

        首先，那些未受到處罰的抄襲者應當明白，互聯網具有強大的記憶功能，哪怕劣跡在網上消失，還可能在某個人的硬盤里呆著，隨時可能被放出來。要想消滅互聯網上的蛛絲馬跡，比“焚書坑儒”，殺人滅口難多了。

        其次，學術腐敗不存在像刑事案件那樣的追訴期，千年以后，對抄襲的追問和譴責都是成立的，抄襲者沒有任何僥幸可言，自己不承擔責任，則由子孫后代承擔罵名。

        再次，盡管研究人員在世俗社會須服從體制性安排，但是學術共同體是依靠精神紐帶結合在一起的，引領群倫的學術領袖必須“身世清白”。學術共同體因此有其自凈能力。在世俗社會，抄襲者興許有一些支配權，但是在精神世界，他已經被開除“學籍”。

        依此三點，曝光抄襲者不過是第一步，而惟其如此，緊隨其后的道義性懲罰才有可能，而且比體制性的懲罰要嚴厲得多，在這層意義上，可以相信學術共同體具有自凈能力，而其前提必須是曝光，尤其是媒體的曝光。隨著整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化，強化對學術腐敗的監督制約，是這個時代賦予媒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