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肅黨”之有無，本就是一個懸案。民國三年，肅順當年的小弟王闿運，舊地重游，白首談玄，云：

        其時夷患（按謂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前后）初興，朝議和戰(zhàn)。尹杏農(nóng)（耕云）主戰(zhàn)，郭筠仙（嵩燾）主和，俱為清流。肅裕庭（順）依違和戰(zhàn)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為權臣。余為裕庭知賞，而號為肅黨（《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

        按，同、光兩朝，“清流”專指主戰(zhàn)派，而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則被稱為“濁流”。闿運將咸豐末年政見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燾混稱為“清流”，并謂“權臣”肅順“兼善”之，顯然是將肅順視為當時的“政府”。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濁而俱為我用。所以，接下來“余為裕庭知賞，而號為‘肅黨’”一句，則是對政敵用“肅黨”一詞，污稱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肅順“政府”為拉幫結派、招權納賄的“朋黨”，深表不屑。

        御史許彭壽卻不這么看。他寫了《密陳查辦黨援等四項事宜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謂“伊等專擅以來，無恥之徒或為之鷹犬，或為之囊橐，或為之發(fā)蹤指示”，建議太后“飭下親信大臣，密查此種劣員，嚴行澄汰，以肅官常”。不過，同日他又附片奏曰：

        再，權要作威作福，目中且無君父，何況同官？在諸臣受其挾制，不過出于免禍之心，而臣又得自傳聞，是以先未指實，總求飭下親信王大臣從容查核，未可發(fā)之太驟。倘即日明降諭旨，則言者以報復為慮，此后無敢建言者矣。（《查辦黨援未可發(fā)之太驟片》）

        似對“無恥之徒”頗具同情之理解，不愿太后窮治。太后想法則略有不同，看到摺片，她“當令議政王、軍機大臣傳旨，令其指出黨援諸人實跡”。彭壽既已倡議，雖曰“得自傳聞”，至此也不得不交出名單，否則就有“訐告誣陷”的嫌疑。他檢舉了有代表性的幾位大臣：“形跡最著者，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蹤跡最密者，如侍郎劉昆、黃宗漢。伊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外間皆嘖有煩言。”或真是為了“懲一儆百”，初七日，上諭命將名單中的陳、黃革職永不敘用，余人俱行革職，并聲明點到為止，“此后朕惟以寬大為心，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許再以查辦黨援等事紛紛陳奏，致啟訐告誣陷之風”（《諭內閣將黨援載垣等之陳孚恩諸人革職》）。

        彭壽列出的名單大有問題。他人不論，被革職的劉昆就感覺特別悲憤。此前，他與肅順的私交，不過同席吃過一頓飯，而且飯局的召集人還是彭壽之父乃普（時任吏部尚書）。試想，我劉某若是“肅黨”，汝父難道是臥底不成？于是，某日在戲院碰到許彭壽，劉昆破口大罵，“且質尚書前事”，彭壽理屈詞窮，轉身就跑，“昆奮起擊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眾環(huán)救乃解”。時人并作聯(lián)語，云：“許御史為國忘親，捐歸黨籍；劉侍郎因禍得福，打復原官。”（按，劉昆不久就重回官場，同治中仕至湖南巡撫，事見朱克敬《瞑蓭二識》卷一）

        然亦有人系統(tǒng)總結過“肅黨”的構成，謂：“肅順擅政，頗搜羅人才，資以延譽樹黨，先及留京公車，次京曹官，次外吏。”按，“留京公車”（即進京應試的舉人）可以王闿運為代表，“京曹官”可以李壽蓉（戶部主事）為代表，“外吏”則可以寫下這段總結的李桓為代表。

        李桓是前兩江總督李星沅之子，時任江西道員。他怎么理解肅順搜羅外省人才的呢？因為貴州安義鎮(zhèn)總兵進京陛見，途經(jīng)江西，李桓“以其久著戰(zhàn)績，厚贈之”。總兵至京，拜訪肅順，肅向他訪問江西吏才，總兵對以李桓為贛省第一干吏，并寫信給李桓，說肅大人對兄臺極感興趣，不妨拜在門下，只要從江西寄來門生帖，我即在京代購一柄玉如意，“附緘面遞，即可晉秩兩司”（謂可升任按察使甚至布政使）。李桓接信，“不覺失笑”，以為“武夫不足與論”，燒了此書。以后，肅順被殺，據(jù)說“所有往來書札悉行封進”，于是，李桓很佩服自己的先見之明，謂“幸不為某所誘”（李桓《甲癸夢痕記》卷一）。

        但是，李桓卻忘了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諭：

        肅順管理處所尤多，凡內外大小臣工，贈答書函，均恐難與拒絕。當茲政命維新，務從寬大。自今以后，諸臣其各滌慮洗心，為國宣力，朕自當開誠相待，一秉大公，斷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肅順家產(chǎn)內賬目書信各件，著議政王、軍機大臣即在軍機處公所，公同監(jiān)視焚毀，毋庸呈覽，以示寬厚和平，禮待臣工至意。

        按，前幾天抄肅順的家，發(fā)現(xiàn)多封陳孚恩寫給肅順的“親筆暗昧書函”，因此加重治罪，將孚恩充軍至新疆。同時，應也發(fā)現(xiàn)不少朝野大僚寫給肅順的“親筆暗昧書函”，其中，必不可少的還會有湘軍領袖如胡林翼、曾國藩諸人的親筆信，因為，肅順器重“湘賢”，早已不是新聞，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肅順幕后主持，強行保住左宗棠，免其入獄。而湘軍是太平軍的惟一勁敵，稍諳時事者皆知湘軍此役關系國家存亡，不論要不要根治“肅黨”，將湘軍大佬劃入“肅黨”陣營絕非明智的做法。以此，太后說所有肅府查抄的書信都要拿到軍機處一把火燒了，“毋庸呈覽”，實在是合乎情勢、最為正確的處理方法。焚毀之前是不是做了備份？揆以情理，答案也極有可能是個YES。這些書信，極具運用之妙，將來很有可能用得著嘛。

        以上不過猜測。但是，看看曾、胡、左諸人全集，可有一封寫給肅順的信，可有一兩句對肅順的贊語？沒有。按常情與邏輯，卻是一定會有的，因為肅順是當時實際的國家領導人，于公于私，地方大吏皆應與他往來，且不能限于公事公辦的往來。信都去哪兒了？軍機處把原信燒了，諸位趕緊也要把自己的底稿燒了，可想而知。

        而本質的問題，是肅順真要謀反嗎？若然，則不論湘軍大佬再如何身膺巨任，恐怕結局都是身首分離。若否，則不論平日寫信如何“親筆暗昧”，都是謀國之忠，無可厚非，或能尋出病句，決不可引為罪證。以此，慈禧太后才能遵循理性，表示寬厚與和平，以致十年后曾國藩與幕客聊天，要由衷地贊嘆“女中堯舜”，盡管他此前也“暗昧”地說過，政變后抹黑肅順，實在是“天下無真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