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政治的內容不僅是規定誰在何時得到什么，它還指導一群人怎么與另一群人相處。而國家的統一并非當然之事，國家內部的沖突與分裂往往也不僅是少數別有用心之人興風作浪的結果。如何理解那些在制度上、行動中失敗或成功的海外族群政治案例？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思想市場欄目特別邀請了上海政法學院族群政治研究小組研究員鄭非為我們撰文講述“海外族群沖突”。本文為該系列第三篇，前兩篇見“相關文章”。

        一個強大、擁有悠久文明和眾多人口的世俗主義國家里有一片主要由穆斯林構成的邊地。這一邊地幅員遼闊、資源眾多。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從本土遷入大量移民，這些移民在工作、地位、經濟條件和居住地域上都高人一等、自成一體，他們自視是“文明開化”的先鋒。國家對這塊邊地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但是但是投資的主要受益者還是外來者。雖然在這里已經立足百年以上，但是政府還是焦慮于當地人的離心傾向。布置在那里的軍隊，主要執行的是民事監視任務。久而久之，自成一體。當地政府對穆斯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持有某種歧視態度，認為最好的鞏固統一的方法是盡快讓當地居民向國家的主流文化看齊。但公平地說，國家還是為當地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醫療與教育服務，也多多少少提供了政治參與途徑。外來移民雖然境遇較佳，但是還算自食其力。本地人雖然有不滿，但同周邊地區相比，生活大體上還過得去。有大批的當地人進入軍隊和地方政府做事，還有一批人成為接受主流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不滿于社會歧視，一方面仍然愿意生活在這個國家里。

        以上說的是1950年前后的阿爾及利亞。當年，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一個省份，國際上的一般觀感，是把阿爾及利亞看做是法國的一部分，而不是普通的帝國殖民地（在這種領地中，由少數帝國官僚統治廣大異族被統治者，比如法屬摩洛哥）。當時的阿爾及利亞與法國的關系，好比愛爾蘭之于英國、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法國占據阿爾及利亞的歷史由來及相關施政可參考林達的《“你們要什么啊？”》）。

        對當時的法國政客以及人民來說， l'Algérie, c'est la France（“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意識是非常強烈的，而這恐怕不能一律斥之以殖民主義心態。法國的著名作家加繆就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阿爾及利亞也是自己的故鄉，所以他多次呼吁和解、共識。1954年，當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簡稱“阿解組織”）開始以暴力恐怖手段追求獨立的時候（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法國政治光譜中的各部分都堅決反對。當時法國雖然是左派執政，主張改善民生，但在阿爾及利亞這個問題上，左派右派其實沒有什么意見分歧。首相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該人一向持反殖民主義立場，主持了法國從越南、突尼斯等地撤出）在國民議會中講演道：

        “當這個國家的內部安寧、團結與法蘭西共和國的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是沒有妥協可言的......阿爾及利亞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部分。”

        1956年，中左聯盟共和陣線在選舉中獲勝，居伊·摩勒首相（也是社會黨總書記）本來打算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政治改革，從而在阿爾及利亞恢復和平。但是面對著當時已經極端分裂的阿爾及利亞，摩勒也很快做出了抉擇，在阿爾及利亞實行軍管。

        法國的左派尚且如此，其他的政治勢力就更不用說了——有人想要保住帝國榮譽，有人想要挽回二戰與越南戰爭中遭受的屈辱，有人要保護一百多萬移民，有人看中了阿爾及利亞的資源與地緣重要性，也有人認為法屬阿爾及利亞是一個現實，強行修改它會帶來更大的不幸。

        所以，基本上法國各派對維護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主權持有共同意見。

        在經濟上，鎮壓阿爾及利亞也不是什么難事。阿爾及利亞戰爭固然是一項巨大的耗費，一共花了500億到550億新法郎，每年占政府總預算開支的24%到32%之間。1958年（第四共和國末期）也爆發了財政危機，法國經濟趨于停滯。但這恐怕是由于當時的中左派政府在鎮壓起義的同時還雄心勃勃地進行了許多社會工程有關。戴高樂政府在1958年上臺之后，大幅度削減了這些建設，法國就馬上恢復了財政健康和經濟活力，在戰爭的后半期（1958-1962），法國始終處于經濟增長狀態之中（年增長率都在5%以上），且在能源、機械、電子行業突飛猛進。從整個戰爭的跨度來看，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開銷（包括軍事開支與民事開支）頂點是在1959年，占掉了GDP的2.8%，但這其實并不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實際上，1945-1975這段時間，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被稱為法國的“黃金三十年”（年均增長率在5.7%）。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完全有經濟實力進行長期的作戰。

        那么，是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作戰不如人意嗎？

        簡單的回答：不是。法國軍隊自從從越南鎩羽歸來之后，就一直對游擊戰爭和革命戰爭進行研究，在阿爾及利亞部署了一大批具有豐富反暴亂實戰經驗的軍官。從軍事角度上講，阿解組織一直被法國軍隊壓著打。比方說，阿解組織的活動重心之一是在阿爾及爾這種大城市，襲擊、暗殺警察，針對平民進行爆炸，原因很簡單，在大城市爆發暴力恐怖活動最能打擊法國所維系的秩序感，凸顯抵抗者的力量。但是法國軍隊派出了戰爭英雄馬修將軍，帶著他的傘兵旅，從1957年一月開始對阿解組織的城市組織網絡進行無情掃蕩，經過九個月的殘酷作戰，阿解組織的領導人、戰斗員、后勤人員幾乎無一例外或殺或擒。阿解組織在阿爾及爾的活動被全面終止。

        在鄉村地區，阿解組織還能保持一定的存在。直到1958年3月前阿解組織招募的人數還比其損失的人數要多，但是在四月之后形勢逆轉。法國軍隊將兩百萬人遷移出山區，剝奪了阿解組織賴以存在的社會土壤，到1958年為止，又成功的封鎖了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摩洛哥的邊境，切斷了阿解組織獲得外部援助的渠道。法國軍隊的情報工作是有效的，裝備完善，機動靈活，也能獲得部分當地人的配合（盡管動機不一，在高峰時期有二十萬當地人為法軍作戰），在鄉村地區緩慢但逐漸的扼殺阿解組織。面對法軍的攻勢，為免報復，當地的阿爾及利亞社群通常拒絕與阿解組織往來。到了1960年夏天，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的危機到達高峰，重要的地區指揮官開始撇開領導層試著同法國進行談判。當時一名地區領導寫信給阿爾及利亞流亡政府報告說“在城市中心地區組織架構已經解體，在鄉村則越來越不可能保持存在。”由于法國人行之有效的鎮壓，阿解組織從來沒有能夠組織一次全阿爾及利亞范圍內的罷工、示威或起義。

        從國際環境上來說似乎也沒有對法國太多的阻礙因素。盡管美國在戰后持反殖民主義立場，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作為也不是太高興。但是阿爾及利亞情況特殊，他們也是知道的。就從來沒有采取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時那種激烈的最后通牒式態度。蘇聯的話，盡管口頭上表示對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的支持，但當時的蘇聯海外投送能力有限，很多時候只能是口惠而實不至。

        那么，既然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外部環境方面，法國都沒有面臨明顯的阻礙，那么為什么法國還是丟掉了阿爾及利亞？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好些個，比如說，法國社會內部日益增長的反戰意見。雖然大家都認為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一部分，但大家也承認，阿爾及利亞同法國本土畢竟不一樣。隨著戰爭的日益延長、殘酷（雖然成功），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在將來要重建阿爾及利亞，收拾民心士氣，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也許要從法國本土轉移大量的資源，可能會拉低法國本土的生活標準。換句話說，戰爭本身就減少了阿爾及利亞對法國的價值。而且當時東方的越南戰爭還在方興未艾之中，有這個例子，法國人很難對阿爾及利亞產生過分的樂觀情緒。這種現實與認知上的差距，這種對未來的憂慮，也許可以解釋戴高樂最后給予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理由。

        但是，對法國來說，最危險的敵人可能不是阿解，而在蕭墻之中。法國內部的許多人，開始越來越不安的注意到“黑腳”同軍隊的致命結合，以及由此產生的致命后果。

        在1830年代法國入侵阿爾及利亞之后，派遣大批移民到阿爾及利亞來以為爪牙。之后法國歷次政潮、革命，失意于政治的人也紛紛涌到阿爾及利亞來開辟新生活，這些移民獲得了一個外號——“黑腳”（Pieds-Noirs）到1950年代，他們的人數已經達到了一百萬之多，在本地也歷經數代。對這些黑腳來說，由于地處帝國邊緣與多族群生活的環境中，他們就有更強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脅感。“狂”和“怕”是許多人的心態。他們反對一切讓當地人擁有更多政治權力的改革，理由是不必要或太危險。法國議會中有大量的議員同情黑腳，認為提出政治改革就是鼓勵分離勢力，就是軟弱無能。

        這里有一個例子：在1955年1月，法國總理任命雅克?蘇斯戴爾為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以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他主張擴大阿爾及利亞在財政和行政方面的自主權（向推行自治的方向靠攏），廢除現行的“二元選舉團”制度（當時阿爾及利亞議會五分之三的席位由歐洲裔人口選出，剩下的歸穆斯林），使穆斯林與移民有平等的選舉權利。他想以此來爭取溫和派穆斯林的支持，從而瓦解反抗力量。此舉遭到了黑腳們的堅決反對，認為這是向恐怖分子低頭。他們利用在法國議會中支持自己的議員向蘇斯戴爾施壓，迫使他暫緩了該計劃的實施。

        面對獨立運動，許多黑腳（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支持不擇手段鎮壓之，于是出現的是他們與軍方的結盟。

        當時的軍方，面對阿解的恐怖襲擊與游擊戰，深感普通刑事程序與手段的不足。“我們必須毫不猶豫的找到有效的手段——盡管他們可能不符合常規——也要不留憐憫的實施。”這普遍指的是刑訊和非法拘禁。當時的軍方把每一個阿爾及利亞人和同情他們的法裔都看成是潛在的罪犯，決定依靠暴力和恐懼來統治。

        在這么做的同時，軍方對巴黎的共和國政府也越來越不耐煩。盡管歷屆政府都相當支持軍隊，但是國內多多少少有批評意見與牽制。在民主體制下，這種聲音很難徹底消失。許多軍人開始質疑民主政府的可靠性，他們聯想起二戰期間政府對軍隊的“出賣”，也聯想起越南戰爭中政府的“軟弱”，認為民主體制根本無法應付“革命戰爭”這種非常事件。一些軍官開始聲稱“我們要認識到，在當代世界，民主意識形態是非常無力的。”

        軍方由于得到了黑腳的政治支持，越發膽大妄為。1958年5月13日，他們干脆聯合起來在阿爾及利亞發動了兵變，迫使開明派政府倒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體制也因此而瓦解。戴高樂出來收拾殘余，一開始面對這一聯合也不得不虛與委蛇。這樣，不僅連續幾屆法國內閣都因為阿爾及利亞問題倒臺，而且總體軍事政變也瀕臨爆發，在現代法蘭西歷史上，再次浮現了“佛朗哥化”軍人專政的危險。這些事態真應了當初美國革命時英國政治家柏克反對向北美殖民地派兵所說的話：“取代它們而治理美洲的軍隊，糜費將更大，效果則不如；事到后來，軍隊會變得像它們一樣難以駕御，真也未可知。”

        部分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人承認：“我們（在阿爾及利亞）必須做的事是從上到下的組織群眾。你可以把我看成是法西斯，但是我們必須讓民眾順從，讓每個人的行為都得以控制。”法國的知識精英開始擔憂這種現象的蔓延。法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讓?馬利?杜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在當時發表文章，稱：“在阿爾及利亞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不可能同法國的民主實踐并存。……我相信，阿爾及利亞的法西斯主義……會掉過頭來對付中央政府。……只要法國還在拒絕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愿望，那么阿爾及利亞戰爭就會延續下去。而只要戰爭延續下去，阿爾及利亞的形勢就會持續不斷的滋長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會不可避免的擴散到整個軍隊中去。我們正在同時間賽跑。”在1959年法國的一項民意調查中，65%受過高等教育的被調查者認為軍方有可能越軌行事。

        1958年戴高樂上臺，他必須做出判斷，承擔哪種政治風險——是喪失阿爾及利亞還是軍人專政。雖然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法國的勝利達到高峰，但是法國民主政治體制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危險。他曾經指望用自己的威望控制黑腳與軍方中的好戰分子，但失敗了。于是，戴高樂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退出阿爾及利亞，壯士斷腕。

        事后回過頭來看，一個教訓就是，在這種事件中，即使握有一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優勢，也不要以為暴力與強制能夠成為解決沖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只以治安的思維來應對族群沖突、國家分裂，到頭來有反作用也說不定。

        參考文獻：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