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同的不平等有不同的機制，對社會的影響也各不相同。

        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勞動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導致勞動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積極的。比如，勤奮的工人理應比懶惰的工人收入更高，聰明人比笨人掙得更多，一般來講也不會有異議。影響資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到未來可能會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儲蓄，這是一種明智而審慎的行為。《伊索寓言》中寫到，螞蟻在夏天的時候忙著儲存過冬的食物，知了卻天天唱歌嬉戲，到了冬天只好餓肚子。

        一個社會中收入最高的10%，往往聚集了這個社會的精英。當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10%”們很容易產生反感情緒，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個人奮斗得來的。且不論這一觀點是否完全正確，能夠出人頭地的人是否要對冥冥中的運氣多一些敬畏，對運氣不好的人多一些悲憫，但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10%”們。

        階層中又分階層。在收入最高的10%之內，又可以再區分出“1%”和“9%”。“9%”們可能感到自己已經能夠和“1%”們坐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只有“1%”們才知道，他們的世界和“9%”們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從“9%”到“1%”，像鯉魚跳龍門一樣困難。

        在“10%”中的“9%”，收入主要來自于工資。只有到了最高的“1%”，甚至是到了最高的“0.5%”，資本收入所占的比例才超過勞動收入。到了收入最高的“1‰”人口，資本收入所占比例大大超過勞動收入。在“1%”中，收入越高，房產在財富中所占的比例越低，金融資產所占的比例越高。金融資產中又主要以股票為主。來自股票的收入中又主要來自于股票的分紅，而非股票增值后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20世紀80年代之后，首先在美國，然后波及其他國家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出現了一批高居“1%”的拿天價年薪的“明星經理人”。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收入最高的“10%”占有國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5%，這其中3/4盡入“1%”囊中，而這3/4中又有一半盡入頂尖的“1‰”囊中。

        為什么這些“超級經理人”能夠拿這么多的錢呢？

        如果我們相信，是因為80年代之后出現了技術革命，只有少數明星企業家才能出眾，順應了趨勢，因此他們拿那么多錢是理所應得的，那么，“超級經理人”應該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但為什么我們只在英美國家看到了這一變化呢？

        觀察收入最高的“1%”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級經理人社會”主要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收入最高的“1%”占有的國民收入的比例大致在6-8%。到了2010年，美國這一比例已經高達20%，英國和加拿大是14-15%，澳大利亞是9-10%。在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占有的國民收入比例同樣有所提高，但趨勢要和緩得多。20世紀80年代，法國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占有的國民收入比例為7%，到2010年提高到9%；瑞典在80年代為4%，如今為7%；德國在80年代為9%，如今為11%。難道只有在美國出現了互聯網？難道只有在美國出現了對特殊的企業家才能的需求？如果果真如此，那意味著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最差。為什么別的國家在經歷了信息革命之后，教育提供的技能能夠滿足技術進步的要求，只有美國做不到？其實，美國的高等教育并沒有那么差，錯不在美國的大學。

        如果我們同意，“超級經理人”的天價高薪是因為他們才能出眾，那么，我們怎么解釋“1%”和“9%”之間的巨大鴻溝？年薪在10-20萬歐元之間的“9%”，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僅僅稍微快于平均水平，而年薪在50萬歐元，甚至100萬歐元之上的“1%”，收入水平則大幅度提高。假如收入是由能力決定的，從“9%”到“1%”，收入應該是逐漸提高，為什么會突然出現一個躍遷呢？“9%”和“1%”這兩個階層的成員，無論從教育程度、專業技能、工作經驗，都相差不大，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算是你的老板比你聰明，難道他能夠比你聰明5倍，甚至10倍？

        如果我們認為，沒有“超級經理人”就沒有企業的成功，那么，我們可以把影響企業經營業績的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外部因素，比如，經濟到底是處于繁榮時期還是衰退時期，初級產品的價格到底是漲還是跌，匯率有沒有變化，其它企業經營的平均水平如何。另一類因素則是“非外部因素”，這其實是一個殘差，但企業家的才能應該包含在這一部分因素里面。如果“超級經理人”才是功臣，我們應該發現，企業的經營業績和第一類因素無關，和第二類“非外部因素”有關。恰恰相反。無論是看銷售增長、還是企業利潤，企業的經營業績都和第一類因素高度相關，和第二類因素基本無關。我們不得不問，給企業高管那么多錢，是獎勵他們的能力，還是獎勵他們的運氣？

        其實，我們不必再掩耳盜鈴。“超級經理人”得到天價年薪的理由很簡單。他們的年薪大多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大部分企業都有薪酬委員會，而薪酬委員會的成員要么是高管的朋友，要么是和他們一樣有錢的“1%”，有意或是無意，他們都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要求給高管更高的薪酬。這不能只是責怪他們貪婪，而是要認識到制度是有缺陷的。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當高管在決定自己薪酬的時候擁有太多的自主權，將會帶來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并且帶來整個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

        極度的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講，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大量的財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結果是處于中低層的勞動者收入增長就會停滯。再加上金融機構的誘騙，很多中產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借了大量債務。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次級貸款”就是這么被炮制出來的。盡管我們不能講收入不平等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但正如金融學家拉詹在《斷層線》一書中講到的，長期積累的收入不平等是美國經濟的斷層線，經濟地震正是沿著這一斷層線爆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