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傅雷在《薰琹的夢》中寫道：“人生原是夢……藝術的夢是明白地悟透了‘人生之夢’后的夢，故是清醒的假夢。”正在中華藝術宮展出的“補白·添彩——哈定藝術成就回顧展”讓半個多世紀前的“哈定畫室”呈現在世人眼前。從土山灣到充仁畫室再到哈定畫室，“畫室”已經構成了一條重要的上海美術發展的歷史脈絡。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近期逐一走訪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畫室的相關人士及學者，希望拂去歷史塵埃，走進那些藝術與人生的“追夢人”。

“西洋美術之搖籃”

        徐悲鴻曾語：“土山灣亦有習畫之所，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也。”據史料來看，中國的首個西洋畫室當是162年前的土山灣畫館。

        19世紀40年代，西班牙籍傳教士范廷佐被派到中國。數年間，他設計了董家渡和徐家匯兩座教堂，并繪制雕塑圣像、指導工匠制作祭壇等宗教用品。范廷佐不滿足于個人藝術活動，他的夢想，是在中國開辦一所專門培養繪畫和雕塑人才的學校。

        范廷佐先于董家渡設立個人工作室，1851年，將工作室遷至徐家匯，準備擴展后兼做藝術教室，招收中國學生。1852年，徐家匯“藝術學校”開張。范廷佐負責素描、雕塑、版畫教學，意大利神父馬義谷教授油畫。馬義谷因此成為在上海向中國學生傳授西方油畫技法的第一位外國人。

        “藝術學校”規模很小，中國學生人數寥寥，但它卻是上海最早進行西方藝術教育的場所。1872年，這所學校搬入土山灣，成為土山灣孤兒院的下屬部門——圖畫部（間），俗稱土山灣畫館。

        在土山灣畫館近百年的歷史中，300余名學生先后接受了素描、寫生、水彩和油畫訓練，人數之眾，史無前例。畫館作品遍及中國及世界，影響所及并非僅限于宗教領域。根據上海圖書館研究員張偉的研究，海上畫壇中任阜長、任伯年、沙山春等名家，都曾在與畫館的交往中熏染過西洋美術氣息。稍后的周湘、張聿光、丁悚、徐悲鴻等人皆間接受到畫館影響。任伯年、劉海粟、陳抱一等藝術家也汲取過土山灣的養分。從畫館走出的畫家，不乏中國近現代西畫活動的先行者和啟蒙者，從范廷佐到陸佰都再到劉德齋，從劉德齋到徐詠青再到何逸梅，從杭稚英到金梅生再到李慕白，從田中德到張充仁再到哈定，其間的師承脈絡清晰可見，他們與一大批默默無聞的土山灣畫館畫徒共同走出中國近現代西畫發展的第一大步。

        這條路上，有一個極為重要卻易被忽視的部分，是西洋美術教育中的私人畫室。從土山灣畫館誕生起，上海曾開啟了一個畫室美術教育的年代，出現過充仁畫室、薰琹畫室、江灣畫室、線上畫會、哈定畫室、新華畫室、孟光畫室、東方畫室、藝風畫室、倪貽德畫室等大大小小、教學時間或長或短的西洋美術私人畫室。開辦人有的出自土山灣，有的留洋學藝歸來，有的畢業于滬上美術學校，有的則是畫室學徒出身。

        例如，受過土山灣藝術啟蒙的張充仁于1935年創辦了私人繪畫雕塑教學工作室“充仁畫室”。充仁畫室學生，有當時已具社會聲望的攝影家和書法家，青年時求 學于充仁畫室的哈定日后不僅成為職業畫家，同時也開辦了名震上海的“哈定畫室”，攝影家簡慶福也是充仁畫室學生。1953年掛牌成立的哈定畫室是當年紅極 一時的私人畫室，畫家陳逸飛、夏葆元、魏景山、龐卡、王劼音等均受到過哈定指點。作為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的學生，陳逸飛、夏葆元、魏景山雖未拜于哈定畫 室，但他們在哈定畫室及孟光畫室的活動，無疑增進彼此間的藝術交流。

        1949年后，土山灣畫館關停（1958年）、上海美專及蘇州美專滬校外遷，新華藝專關停以及短命的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上海曾經歷過美術學校缺席的6年，其間，私人畫室成為培養美術人才、普及美術教育的處所。 作為哈定畫室、上海市美術專科學校學生，現任上海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王劼音親歷了這段歷史。2014年8月，他在中華藝術宮舉辦的哈定藝術成就回顧展研討會 上說：“解放后，西方美術教育體系發生斷裂，幸而有畫室存在。畫室作為一顆種子，發芽、生長。改革開放后，國內美術活動與教育和西方重新連接，正是因為曾 有畫室存在。”

        目力所及，學界和媒體對這段歷史的記錄或思考都顯得十分單薄。中國內地至今沒有一本著作或一篇學術文章詳細記錄并探討關于畫室的相關問題，與畫室有關的資料僅散見于報刊短文、隨筆、當事人回憶錄或某些展覽說明中。

        目前部分畫室最早的學員已謝世，一些在世的學員普遍年逾古稀。今年83歲的馬玉如就可能是倪貽德在杭州的畫室現存唯一的親歷者。老者們對畫室的回憶與講述不僅是一份極珍貴的口述資料，更是對中國近現代美術資源的重要補白。

        澎湃新聞記者近期逐一走訪上海、杭州的私人畫室，采訪畫室學生、畫室主人子女、美術史學者近20人，收集了關于上世紀海上畫室活動及畫室主人的較為完整的一手資料，或許這樣的工作能幫助讀者關注這一長久被遮蔽的領域。

畫室夢斷六七十年代

        畫室之所以興盛一時，并培養出諸多文化人才，與20世紀初的教育政策有莫大關系。

        近現代美術史研究者、“白鵝”創始人之一潘思同之子潘耀昌在有關研究中指出，蔡元培任民國教育部總長時，重視補習教育、民眾教育，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科長時，其施政綱領為“擬播布美術意見書”。

        19世紀50年代的上海，照相館、劇場、電影公司、企業廣告部、出版社、報社等都急需美術人才，私人畫室的誕生不僅迎合社會美術教育的發展政策，也為用工單位尋找合適人員、美術青年就業搭建起平臺。

        藝風畫室學生胡曰龍說：“那時的畫室與現在不同。解放前，畫室出來的學生，照樣可被聘用，與學校畢業生一樣。現在是一條腿的教育，不考大學就是無路可走。”

        上世紀20年代，由陳秋草、方雪鴣、潘思同發起的“白鵝畫會”，也被視為畫室，學員前后達2000余人。蔡元培與魯迅賞識陳秋草的辦學，魯迅常到“白鵝”參觀。20世紀30年代，魯迅與內山嘉吉在上海主持木刻講習班時，學員中便有“白鵝畫會”的江豐等3人。梅蘭芳曾出5根大金條，請藝風畫室的費伯夷為其畫油畫肖像。上海美專的學生陳逸飛、夏葆元、魏景山常常會于孟光畫室，與老師討論作品。

        可以說，無論是美術人才的培養、文化人才的熏陶、藝術文化出版物的編制，還是社會名流的互通，畫室都曾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畫室是西洋美術發展的見證，其本身也成為美術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如傅雷在《薰琹的夢》中所寫：“藝人天真的熱情使他深信他的夢是真夢”，薰琹的畫室乃至薰琹的畫筆都未能成為他終其一生從事的事業。白鵝、線上、充仁、哈定、東方、藝風這些在美術史上留下倩影的畫室終究僅是一個倩影。在時代背景下，它們熱烈地存在，遺憾地謝幕。

        1935年8月，經歷日軍入侵后的兩次炮火，陳秋草的白鵝繪畫補習學校被迫停辦。1956年，陳秋草再成立的“新中國美術研究所”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逐漸關停。線上畫會成立不足一年，因時局緊張，于1936年下半年關停。張充仁在“文革”期間被扣上“資本主義尾巴”帽子，充仁畫室所在洋房被六戶入遷人家“割據”，畫室就此不復。哈定畫室，兩度開辦，最終毀于“文革”的打砸。“每一分鐘都在招禍”的任微音被發配甘肅，東方畫室場地充公。費伯夷或因身份問題，解放后出走香港，藝風畫室曇花一現。極個別延續下來的畫室，如孟光畫室，后來并無教學模式，而是學生自由繪畫，到老師家展示習作、接受點評。

        經歷過“決瀾社”、上海的畫室、杭州西湖藝術研究所，解放后任教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的倪貽德對1949年以后的變化有深切體驗。他的學生馬玉如說：“一些老先生解放以后，畫的東西和過去氣息不一樣。大家都沒有膽子去畫了。膽子稍微大一點就被批判了。這種心態下畫出來的東西怎么和過去比。”另一方面，“解放以后，蘇聯的東西進來，無限追求‘中間調子’，畫的東西越多，主觀越被排除掉，限制了學生的藝術發展。”

        1949年以后，充仁畫室那種“借鑒歐洲學院派教育模式”的私人美術教育，與延安的繪畫風格與觀念無法融洽。有時候，藝術上的自由空氣尚存，而天真、自由的藝術家卻難容于時代，張充仁、哈定、倪貽德、任微音、龐薰琹、林風眠……無一例外，那個曾經“高興怎么畫就怎么畫”的林風眠再也回不到昨天。那些懷著藝術“清醒的假夢”的畫家終究做完了他們的“畫室夢”。可以說，一場發軔于19世紀中葉的中國近現代美術西洋畫室的長夢，無情地終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

        時代滾滾向前，曾經的畫室實現了它們的宿命。澎湃新聞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十多年前中國美院、中央美院油畫系部分教師曾零星開辦過類似的“畫室”，教畫，培養學生。可是，隨著大學擴招，美院大舉招生，教師、學生都辦起考前培訓班，掙起快錢，短暫復生的畫室讓位于商業牟利。今日之美院，似乎很難找到純粹的私人畫室，更沒有昔日畫室的那種精神氣質

        歷史不過百年，然天翻地覆，舊夢不復。21世紀，在“中國西洋畫之搖籃”之上海及近旁杭州，私人美術畫室或曾有機會重被點燃，然星火未能燎原。在時間就是金錢、唯錢至上及教育產業化的大浪中，畫室從垂死直至消亡。私人美術畫室，不僅于形式上斷裂，更可悲的是，或許連同其精神氣質也一并難以復生。回顧100多年上海西洋畫室走過的路，恰似一段“夢”一般的美術教育歷程。

        然而，每一個畫室都是一段不應被忘卻的歷史，澎湃新聞記者通過走訪，試圖還原這些畫室昔年的場景與故事，展開一場穿越時間的海上畫室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