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一朝回到解放前”，對副廳級官員蒙志鵬并不是虛言。

        當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通報，自治區紀委對阿克蘇地委原委員、常務副專員蒙志鵬對他人行賄作出處分：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職級由副廳級降為主任科員。

        遭遇級別“跳水”的，不僅他一人。

        就在今年6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從副省級連降七級到科級；7月，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連降四級，擔任“副處級非領導”職務。

        “斷崖式降級”，成為形容這種行政體系反腐舉措的新興詞匯。在我國反腐進程中，它意味著什么？就此，有關專家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給出了權威解讀。

不給那些“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的庸官可乘之機

        “降級”是《公務員法》規定的處分之一。

        《公務員法》第56條規定，公務員處分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公務員一旦違反《公務員法》，將根據其違紀情節的輕重給予相應的處分，是一種正常的行為。

        如何看待官員“斷崖式降級”？

        中國社會科學院憲法與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種“斷崖式降級”，是一種是“紀律處分上的進步”。

        “過去處分官員，長期使用撤職和開除。而其他手段，如警告、記過、降級，使用得非常少。這就給了那些不求有功、只求無過或者居其位不謀其政的庸官可乘之機。因為這些官員的情節，構不上撤職和開除。所以，實行多種紀律手段，有利于調動不同層級公務員的積極性。”周漢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盤點，2010年至今，至少有20起負面案件中，官員是被降級處分，而非免職。

        其中，跨級別的“斷崖式降級”，共有6起。

        除去今年落馬的3名官員，較為典型的是副省級干部付曉光。

        2013年12月，中央紀委對10起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問題發出通報，付曉光首當其沖。

        付曉光系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的嚴重后果而受到通報的。中央紀委常委會研究并報中央批準，給予付曉光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龍江省政府亞布力度假區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職務，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

        付曉光當時已61歲，達到相關退休年齡，降級主要影響的是他退休后的待遇。但對于46歲的蒙志鵬而言，這一降級處分的“含金量”則更大。

        生于1955年的趙智勇、張田欣，被降級時均為59歲，被指為倒在“退休前撈一把”的官員“59歲現象”之下。

“‘斷崖式降級’擋住了官員復出的機會”

        除《公務員法》規定的6種處分辦法以外，還有一種“免職”的非正式處理辦法。

        “免職是一種非正式的處罰方式，并不是《公務員法》規定的處分手段。”周漢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免職不是一種處分，更多情況下是一種政治責任。所以，官員免職后再復出，就成了一個正常現象。”

        官員先“免職”后“復出”的現象，并不鮮見。

        如2005年12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辭職，但僅1年后就進入國家發改委任職。

        2008年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被免職或辭職的三名官員，均在沉寂后復出。引咎辭職的國家質檢總局原局長李長江，2009年12月出任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專職副組長。被免職的石家莊市原市長冀純堂，2011年任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河北省委原常委、石家莊市委原書記吳顯國，2013年任河北省委省政府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在網絡輿論場中，被免官員的復出并不“招人待見”。周漢華說：“曾經有過重大失誤的官員再次復出，從政治倫理、政治道德層面，是有違老百姓情感的。”

        那么，“降級”和“免職”對官員的影響有什么不同？

        “‘斷崖式降級’擋住了官員復出的機會。”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副院長王選輝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對官員而言，級別非常重要。免職僅僅免掉官員的職務，但他的級別沒有變動，因此，權力、待遇等都沒有變化。所以，如果有機會，復出就成了一種常見的情況。”王選輝說。

        “但降級與免職有本質區別。”王選輝指出，“一旦官員的級別降低，他只有從頭開始，就很難在短期內恢復到原先的級別。”

“降級”官員，是否可能逃離“牢獄之災”？

        從反腐歷史上看，我國有“官當”一說。

        專家解釋，所謂“官當”，即在古代社會，級別高的官員一旦觸及法律，可以根據其官職大小，折抵一定的刑事責任追究。而周永康的落馬，被認為打破了所謂“刑不上常委”的傳言。

        對于“斷崖式降級”，有公眾質疑：這種組織程序內部的處罰，是否會成為“官當”的“歷史再現”——以行政處分代替刑事責任？

        對此，王學輝認為，公務員違紀后所承擔的責任，應當與其行為相應，其違紀行為的性質，決定其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如果官員犯罪，僅作降級處理，這個是不夠的。構成犯罪的，應當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關鍵在于官員行為的性質。”王學輝說。

        目前，蒙志鵬因行賄，已被立案調查。多名專家指出，一旦證明其行賄罪名成立，則刑事責任無法避免。在刑事處罰之前，對其進行行政處分，可謂是“更加嚴格”。

        周漢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公務員法》明確規定，如果構成犯罪，就會喪失當公務員的資格，不僅是降級處分的問題。在有重大嫌疑的情況下降級使用，這種行為慎重、穩妥。”

        國家行政學院領導人考試測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旭濤教授認為，在司法調查不明確之前，按照行政責任進行處分，符合實際情況。

        “在確定干部違反黨紀政紀的情況下，可以給予處分。但移交司法機關則有一個程序。調查取證，提起訴訟，這個過程耗時相對較長。兩者在確定證據方面所需的時間不一樣，司法程序更慢一些。所以這樣做是合理的。”劉旭濤說。

        多名專家認為，公眾對“斷崖式降級”的泛化質疑，是一種“情緒化的反應”。其原因，一部分在于“政府部門信息披露的模糊和不足”。

        例如，7月12日，中組部通報，“張田欣因涉嫌違紀，中央已免去其云南省委常委、委員職務”。7月16日，對張田欣的調查結果顯示，“失職瀆職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其行為構成嚴重違紀”。

        多名專家認為，如果有關部門公布相關違紀干部造成國有資產損失、謀取私利的數額，將會有助于消除民眾疑問。

        劉旭濤表示，有關部門對官員違紀行為的公布有必要加大透明度。

        “應當加強相關制度建設，加強信息主動披露。有關部門應當明確解釋，官員到底如何違紀，并且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規，明確官員違反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劉旭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