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這是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第一集中的一句臺詞。電視劇播出后，這句臺詞引發了觀眾的廣泛議論。有人指出，這是編劇借華國鋒之口故意歪曲歷史真相，變相表達個人政治觀點，并以此為借口呼吁立即停播這部電視劇。也有一些教授，對這句話提出疑議，旁征博引，指責編劇宣揚歷史虛無主義，篡改歷史事實。

        8月14日，該劇總編劇龍平平在回答記者時明確指出，電視劇中華國鋒同志的這句臺詞是有史料根據的，并認為， “在當時的情況下，華國鋒同志講這句話是合情合理的”。由于龍平平當時并沒有明確地提供這句臺詞的準確出處，一些人又對此議論紛紛，提出各種各樣的質疑。

        現在，經同意，筆者將這句臺詞的準確出處提供如下：

        1976年12月28日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我深深感到，我們能夠取得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應當歸功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毛主席生前不僅一再地嚴厲批判‘四人幫’，并對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作了戰略部署。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講過劉邦看出呂后想篡權的故事，還說‘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這就非常尖銳、明確地告誡我們，要警惕‘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毛主席生前作出的人事安排，更是有效地預防了‘四人幫’的反革命復辟。粉碎‘四人幫’，正是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實現毛主席的遺愿?！?/p>

        1976年10月7日葉劍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四人幫’是毛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害’，這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

        華國鋒同志和葉劍英同志的這兩段話表明，“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這句臺詞是有準確史料依據的，并非編劇的杜撰，更不是編劇要故意以此歪曲歷史，表達個人的政治傾向。有了這兩段史料，關于這句臺詞是否是編劇瞎編的爭論應該有了結論了。

        那么，在當時的情況下，華國鋒同志和葉劍英同志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呢？這是觀眾熱議的又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粉碎“四人幫”是黨內一次極為復雜的政治斗爭。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幫”處心積慮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情況十分危急。用什么方式干凈利落地解決“四人幫”問題，是困擾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難題。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的吳德曾回憶說：

        ”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沒有把握?！蟆x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于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的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

        華國鋒后來也說：“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對他們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宣傳輿論部門都被他們控制了，還有上海一伙反黨分子已經發了大批槍炮，為了避免流血傷亡，穩定全國局勢，被迫采取特殊手段。這是正常情況下絕不可采取的辦法?！?/p>

        所以，葉劍英說：“這次拘捕‘四人幫’，是在特殊的時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這將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最后一次采用這樣的特殊的手段?！?/p>

        既然是一種非常時期采取的一種特殊的手段，就有了怎樣證明采用這種特殊手段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問題。顯然，在當時的情況下，華國鋒只有借助毛主席的影響力才能說明 “特殊手段”的合法性，才能將一些態度不明朗的政治局委員爭取過來。正因為如此，在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首先就強調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實際上，華國鋒說這些話，并且列舉了許多毛主席批評“四人幫”、說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話，也就是要強調粉碎“四人幫”并非他的個人行為，而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因而這個行動是合法的。

        正是借助于毛主席的權威，強調“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師出有名，為粉碎“四人幫”行動的合法性作了注解，才減輕了“特殊手段”帶來的政治壓力。這是在特殊情況下采用的一種特殊的斗爭策略，也體現了華國鋒同志的斗爭智慧和他的思維習性。所以說，電視劇中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是根據毛主席生前的部署，符合歷史邏輯和人物的立場、身份。換句話說，毛主席生前究竟有沒有部署粉碎“四人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組織領導粉碎“四人幫”的華國鋒，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他當時都必須說這句話。但如果華國鋒不強調“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那么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中，粉碎“四人幫”的正義行為會因為缺少最直接、最有力的理論支持而削弱其合法性，在尚不完全明朗的政治形勢下，無疑增加了風險。

        另外，這句話的妙用不僅在于讓華國鋒為粉碎“四人幫”的行為找到了依據，同時也恰到好處地刻畫了華國鋒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為他日后提出“兩個凡是”做了鋪墊，也為后來的劇情發展埋下了非常必要的、恰當的伏筆。（作者系《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本資料統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