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不少人大概會想到周恩來打算握手卻遭杜勒斯拒絕的有趣逸聞。不但國外文獻有些繪聲繪色的記載，甚至按照一些說法，周恩來本人后來幾次在不同場合還曾自嘲似地提及相關情形，比如與美國友人斯諾的談話，以及1971年時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談話。

        不過，隨著周恩來的去世，特別是1980年代以后，參加過那次會議的中方當事人則大多異口同聲，否認此事的存在。比如當年任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的王炳南就明確寫道：“有人說，在日內瓦期間，周恩來總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絕了，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在整個會議期間，我始終在周總理左右。開會時，每次都是我陪著周總理入場。事先，我對于從哪個門進去，座位在哪里，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在前引路，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跟著我一直進入我們的座位。中美兩國的座位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相距很遠。國聯大廈會議大廳有好幾個入口，我們同美國代表團不是同一門進入會場，不可能碰到一起。會議中間休息時，我們代表團從不和美國代表團聚在一起。而且，周總理非常審慎和嚴謹，杜勒斯是堅決反共的頭子，總理從來就沒想去和他握手。”

        另一位重要的與會者熊向暉也肯定地說：這是沒影的事兒。他引用了當時國外的一些新聞報道為證。比如有記者在日內瓦機場問杜勒斯：會議期間，“除了在會場上將和中共的周恩來討論問題外，還有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會面安排嗎？”杜勒斯聳聳肩膀：“記者先生，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我的坐車和周恩來的坐車在日內瓦大街上相撞。”而在杜勒斯離開日內瓦的當天即5月3日，美聯社有報道稱：“一位美國發言人說，雖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來在同一間屋里，但是他從來沒有和他碰頭，也沒有和他談過話，甚至沒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5月11日，杜勒斯返回華盛頓。在當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對此還做了專門的說明：日內瓦會議上與周恩來并沒有任何接觸，因為他把北京看成是殺傷10多萬美國人的侵略者。

        照王炳南的說法，“杜勒斯是堅決反共的頭子”，審慎嚴謹的周恩來不會想著去和他握手；而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也坦承自己把北京看成是殺傷10多萬美國人的侵略者（指此前發生在朝鮮的那場戰爭）。所以雙方不可能握手之說，至此好像已經水落石出，無須追問。

        但是，事情真的就這么簡單？讀最近出版的《朋友還是敵人》，可以發現似又不然。作者張少書指出：“王炳南的說法看上去很奇怪，因為周恩來自己經常提到此事，以揭露美國的頑固和中國的靈活。王炳南并不試圖解釋為什么在日內瓦會議后周恩來會傳播這個想為難他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杜勒斯究竟為什么沒有配合，而是拒絕了與周恩來握手？真的就如他在答復記者時公開表述的那般簡單嗎？張少書發現，杜勒斯這樣做，可能還有一個沒有說出的擔心。1986年5月22日，杜勒斯的妹妹埃莉諾在給張少書的信中寫道：“我可以肯定……事情發生了。我是從我哥哥的談話中知道他在想什么。蘇聯人利用了艾森豪威爾總統——可能是赫魯曉夫——也可能是與布爾加寧坐在一起的照片。這是裁切取出的其他與會的西方政治家——這些大尺寸的照片炸了窩并廣泛張貼在華沙條約國家。在杜勒斯看來，采取類似方式處理他與周恩來握手的照片會讓人誤認為我們同中國的關系，并導致意想不到的混亂。”

        有鑒于此，張少書認為：“當時杜勒斯擔心的是蘇聯媒體——而非美國媒體——會如何利用他與周恩來握手的照片。蘇聯曾經把艾森豪威爾和蘇聯領導人以前的照片作假，用于蘇聯集團內部，因此杜勒斯擔心他們或許會用類似的手法對照片作假，以制造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的煙霧彈。”

        簡言之，因為莫斯科有對照片進行PS的前科，杜勒斯擔心與周恩來的合影也會被莫斯科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所以在日內瓦拒絕了握手。而這些，顯然在公開場合又是不便明言的。考慮到當時冷戰背景下中美蘇大三角之間的復雜博弈，杜勒斯的這個擔心，應該說并非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