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這個日子，對國際社會而言，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對中國而言既標志著抗日戰爭這一民族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也意味著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將重回祖國的懷抱，更昭示著中國將擺脫1840年以來任人宰割、被動挨打的積貧積弱局面，會以一個戰后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的全新面貌示人，對朝鮮半島而言，則意味著民族的解放……

        69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發表“玉音放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但吊詭的是，日本政府從來不將這一天稱為“敗戰日”，而以“終戰日”取而代之。

        從戰爭過程這個角度而言，“敗戰”與“終戰”都有戰爭結束的意思，兩者只是在措辭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從戰爭性質層面來說，“終戰”與“敗戰”的最大不同就是模糊了戰爭的侵略責任，即日本刻意回避了自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元兇之一的身份設定。

        因此，盡管日本政府每年都會在東京的武道館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以天皇夫婦、首相為首的數千人會參加儀式，并由首相做關于戰爭反省的主旨發言；盡管日本所擁有的和平博物館數量位居世界之首，且在8月15日前后，各大媒體都會有大幅度關于戰爭反省的內容報道和播出，但其基本上只是在強調“日本是戰爭的受害者”，比如，日本大多數公立和平博物館竟然與戰爭博物館一樣，鮮有展示日本的侵略歷史，即使涉及這一方面，也只是展現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形象，而完全忽略亞洲其他國家人民遭受日本蹂躪的苦難經歷。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才認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總是持錯誤立場，缺乏對戰爭的深刻反省。

        對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無論我們稱他是右傾分子或是保守分子，其對戰爭的反省邏輯在日本國內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即認為日本最應從戰爭中吸取的教訓是：無論如何不能橫挑強鄰，跟一個自己無法戰勝的對手宣戰是日本最大的錯誤。

        換言之，安倍之流的反省是從戰爭的對象角度入手，而非是對戰爭的性質加以反思。因為日本選擇的戰爭對象錯了，所以戰爭使之遭受巨大創傷，更成為世界上唯一的核爆受害者。

        在這樣的話語建構中，作為加害者日本的身份設定與核爆的因果邏輯被模糊了，更避而不談日本軍國主義才是核爆的起因。而他們又不可能公開指責美國，因此核爆變成了一場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人間慘劇。

        進而言之，因為他們并不從戰爭的侵略性質角度反省，所以那場從20世紀30年代延續至40年代的戰爭，似乎也成了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戰爭。因此，安倍才會說“侵略”還需重新定義，也才會在“全國戰歿者追悼式”的發言中，一方面大談“我們應虛心正視歷史，在深刻反省歷史教訓的同時，為活著的這一代及未來的下一代開創國家的未來”，另一方面又避談“反省對亞洲各國的加害責任”。

        在此邏輯表述下，靈位供奉在靖國神社的戰犯也就成了為國家英勇犧牲的英靈，他們的錯誤只是選錯了戰爭對象，其初衷與目的始終都是為了國家，因此后人應心懷崇敬、誠心誠意地予以哀悼。

        基于此，在安倍之流看來，參拜靖國神社，尤其是“終戰日”參拜理所當然，只是出于對中韓等國的外交顧慮才不得不有所收斂，僅僅供奉了祭祀費——“玉串料”，而他在內心因不能參拜而“悔恨之至”的同時，反過來又將之作為棋子，要求中韓等國在外交上有所讓步。

        如此邏輯，豈非咄咄怪哉！

        誠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所指出的那樣，“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征，靖國神社問題的實質是日本政府能否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那段侵略歷史，能否尊重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能否恪守迄今在歷史問題上作出的表態和承諾。日本內閣成員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美化侵略戰爭的靖國神社，日本領導人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費，再次反映出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錯誤態度。”

        眾所周知，無論是“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上的講話，還是參拜靖國神社，安倍之流總不忘大談特談“和平主義”，強調日本是國際社會和平的熱愛者與支持者，并將進一步落實“積極和平主義”理念，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與維護者。而其實質是對憲法中和平主義精神的徹底背叛。

        對此，中國在揭露其虛偽性和危險性的同時，也應認識到安倍之流不能代表整個日本，宜聯合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上愛好、支持和平的各界人士，共同敦促安倍之流以負責任態度妥善處理歷史相關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唯有如此，中日關系才可能實現健康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