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歷史應該是客觀地、如實地再現過去的事情。但寫歷史的總是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觀點，要真正客觀，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對自己所愛的，化一點妝，使之更美，是人之常情。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名《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我讀的是科林·羅南所改編的簡編本，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江曉原策劃，五卷本《中華科學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就美化了中國在科學和文化中的成就。這與李約瑟的中國情結相關，不過書本身還是十分有意義的，也值得看。但如果對歷史進行整容，搞得面目皆非，就像從韓國整容回來，邊檢不讓入關一樣，那就不能容忍了。最近讀了加州學派領袖人物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就感到這本書對中國明清以來的歷史作了相當徹底的整容，已達到過不了邊檢的程度。

        要知道《大分流》是如何整容的，首先必須了解對明清以來歷史的傳統觀點及加州學派有哪些新觀點。

        自黑格爾、亞當·斯密、馬克思以來，西方主流學術界把明清時的中國看成是一個停滯、封閉的國家。當代中國史權威費正清也繼承了這種觀點，劍橋中國史的明清部分也是根據這種觀點編寫的。費正清認為，中國近代的變化不是中國自身發展的結果，而是對帝國主義國家入侵沖擊的一種回應。這就是“沖擊-回應”理論。中國史學界盡管有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說，也有吳承明等學者反對這種觀點。但1949年以后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作為中國的主流史學，在這一問題上也繼承了西方的觀點（這是馬克思的觀點），認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是個沒落和停滯的時期”。中國的各層次歷史教科書也按這一傳統編寫。近二三十年，國際上有一些學者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認為明清中國經濟有很大發展，社會、文化等也經歷著深刻的變化，中國和外界的聯系遠比以前加強，從而在國際貿易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總之，中國明清時代既不停滯，也不封閉。在這些學者中作為代表的正是加州學派，或稱“爾灣學派”，因為這些學者主要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工作。支持者以日本學者居多。日本講談社的《中國的歷史·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就采納了這種觀點。（以上簡介參看《中國的歷史·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李伯重教授的“推薦序”，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1月）《大分流》正是加州學派的奠基之作。

        我作為一個完全不入流的史學票友，對大師的紛爭根本無資格評論，但讀了《大分流》，深感這本書所用的資料及所提出的新觀點并不能說服我。對書中所選用的方法、資料及觀點產生了一些疑問，愿大膽妄為地提出來，以求教于專家。

        我的疑問首先是作者所用的方法。彭慕蘭教授比較兩國經濟時，不是用整個國家，而是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并把從這種比較中得出的結論用于整個國家。這種觀點來自他的同事王國斌教授。彭慕蘭指出，“我們兩人都強調，在進行東西方比較（或者任何比較）時所用的單位必須具有可比性。而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所以，在本書中他認為“江南——而不是整個中國——是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大分流》，第3頁），但他卻把這種比較的結論應用于說明中國明清并不停滯。

        他進行比較的時代，中國和英格蘭早已是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確有相當大的差距，但要說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只能就整個國家進行比較。用一個發達地區（中國的江南）來代表整個中國，我認為是極不嚴肅的。正如不能用某幾個人來代表一個國家的人民一樣。當然，我們并不是不能進行各國某些地區之間的比較，但不能用這種比較所得出的結論來代表整個國家。

        作者為這種比較所列舉的理由我覺得也缺乏說服力。他認為中國各地區的經濟差距很大，如江南和甘肅，歐洲同樣如此，如英格蘭和巴爾干。但我們都知道，英格蘭和巴爾干到現在也不是一個國家，而江南和甘肅自古就是一個統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盡管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相當大，但它有統一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語言，甚至同一個皇帝和統治集團。而歐洲到現在為止也不是個統一的國家。在十八世紀之前有許多獨立的國家，各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文化、語言，不同的國王和統治集團。歐洲與中國是不同的單位，歐洲是一個洲，中國無論面積多大，人口多多，也僅僅是與歐洲同級的亞洲下的一個國家。一個洲的不同國家與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們只能在同一個層次的單位進行比較，如洲與洲比，國與國比，地區與地區比，不能把不同層次的單位比較。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平等的，擁有自己的主權。把一個洲與一個國家比，把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相比，得出的結論當然難以令人信服。

        研究一個國家某個地區的經濟，或者進行不同國家某些地區的比較研究，都極有意義。我始終覺得李伯重教授的《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5月）就是一本極有意義、水平相當高的學術專著。這本書以江南地區為研究對象，資料詳實，分析透徹，得出的結論極有說服力。但李教授并沒有把從研究江南地區得出的結論運用于全國，得出中國經濟相當發達的結論。但《大分流》的作者是從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結論來得出中國明清時代不停滯的基本觀點，這就是以個例來代表一般了。江南十八世紀前的經濟的確相當發達，但把這個結論應用于整個中國，就是真理跨過一步成為謬誤了。

        我推測（是否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者采用這種方法還是為其目的服務的。作者是為了得出明清時代并不停滯，以及十八世紀前中國并不落后的結論。他也知道，要從國家的角度來進行比較，很難得出這個結論。因此，就用江南代表中國而與英格蘭相比。為目的而選擇方法沒什么不對的，但為目的而選擇并不科學的方法，就難以令人信服了。以今天來說，我國許多大城市和地區已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和地區，但你能說中國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了嗎？

        運用這種方法，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在我們能夠對其進行計量的范圍內，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因素中占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第6頁）進而得出結論，“清代中國與一個早期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式明確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構成對發展的制約”（第6頁），以及“中國比較富裕地區遲至18世紀中后期，在相對意義上極具經濟活力，相當繁榮”（第7頁）。其中包括了兩個問題，一是明清時代江南經濟及它代表的中國經濟并不停滯，二是市場經濟已經有相當發展，并不落后于英國。

        作者得出這一結論依據的是每人每日攝入的卡路里，每人每年消費的紡織品（絲綢與布），住的房子及家具、消費的糖、紡織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土地的畝產及所消耗的氮素、肥料，等等。這些資料能證明明清并不停滯嗎？我認為不能。了解經濟發展狀況關鍵還要看GDP與人均GDP。這些數字，尤其是江南的數字是缺乏的。但世界各國與中國的相關數字還是可以找到的。我找到的是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所編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這本書受到學界廣泛好評。

        先來看中國的GDP。《世界經濟千年統計》用的是1990年國際元（以下簡稱元）。中國最早有GDP的年份為1820年，為2.28億元，到1913年為2.41億元，九十三年中增長率為5.5%。中間有些年份不增長反而減少，如1870年為1.89億元，1890年為2.05億元，1900年為2.18億元。再來看人均GDP，1820年為600元，1913年為552元，下降了1.3%。中間的年份除了1850年持平外，一直是減少的，1870年為530元，1890年為540元，1900年為545元（《世界經濟千年統計》，172頁、178頁）。這樣的統計數字不是停滯又是什么？

        再來與英國相比。英國1820年是0.36232億元，1913年為2.24618億元，增長率為511%。中間一直是增長的。再來看人均GDP，英國1820年是1706元，1913年是4921元，中間也一直是增加的，增長率為188%（《世界經濟千年統計》，43-44頁，55-56頁）。這能說十八世紀中后期前，中國不比英國落后嗎？就1820年的人均GDP而言，英國比中國高出2.84倍，這又說明什么呢？

        通過這種比較，明顯看出中英之間十八世紀時在人均GDP與增速上有較大差別。作者為什么不用這類統計數字，而只用什么糖的消費等不具普遍意義的數字呢？我們用這本書的資料時，因為中國的資料最早是1820年，所以英國的數字也用1820年的，如果看英國最早1500年的人均GDP，已是714元，超過中國1820年的600元114元了。1500年是明代，說明中國在三百二十年后的清代仍沒超過英國1500年的水平。不落后、沒停滯之結論由何而來呢？

        中國明清時代的停滯落后一直是全世界的學界承認的。黑格爾、亞當·斯密和馬克思沒有來過中國，他們的結論來自二手資料，但那些來中國的傳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觀察記錄，證明了這一結論。我想現在已有大量的這類書籍翻譯出版，我們就不用過多征引了。

        彭慕蘭對于中國明清時代市場經濟程度的論斷更為大膽。他說：“18世紀的中國（或許還有日本）比西歐實際上更接近于一種類似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市場經濟。”（84頁）而且“中國比歐洲大部分地區，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更接近于市場驅動的農業”（85頁）。傳統理論認為，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自給自足社會，或者說以小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判斷的標準還是農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當然，我們并沒有相關數字來證明。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不用證明的問題。如果要找數據，可以看看稅收中農業稅的比例和農村人口的數字。對這一點作者也沒有提出有力的反駁。而且，在這種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中，商品生產與交換（還稱不上商品經濟，因為整個經濟并不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中心）有相當高度的發展，但與市場經濟差之甚遠，更說不上已是類似新古典主義的市場經濟。專門研究中國商業史的英國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在他著名的《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中提出：“中國商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庇護制度，以及處于禮儀（而不是法律）規范之下的合伙關系。”（160頁）我理解，庇護制度就是依靠家族或官方，靠家族或官方的保護來經商的制度。禮儀主要指道德規范、個人的道德修養。這是新古典主義的市場經濟嗎？市場經濟需要以一套制度為基礎，包括銀行、公司和商法。西方國家在“16世紀之時，銀行、公司和商法的基礎就已經奠定”。而中國商業中缺乏這一套制度（參見上書166頁），中國明清的手工作坊（包括商號之類商業組織和票號之類金融組織），在本質上“既非資本主義的制度，也不是引致資本主義的原因”（上書，171頁）。這樣的經濟如何談得上比西歐還接近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市場經濟？至于以市場驅動農業而言，就少數地區如江南，少數經濟作物如絲、棉等，的確存在。但就全國，甚至江南地區而言，整體上還是靠自給自足驅動的。

        在《大分流》中有許多難以理解的論斷。如作者說，“值得注意的是，舉例來說，17世紀，特別是1644年滿人掌權之后，中國人對物理學和數學的興趣明顯增加。”（《大分流》，52頁）。如果說是指皇帝，那么，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對物理學與數學有興趣，而是對西方的新鮮玩意好奇。如果是指文人，區區幾個有興趣的人改變不了中國傳統文化對自然科學的無知，更別說影響中國社會了。再如“中國的進口恰好與其出口同樣多（由這一時期的外貿制度限定）”（《大分流》，193頁）。這更讓人莫名其妙。中國對外國產品的需求相當小，國外對中國產品尤其是茶葉、瓷器和絲綢的需求相當大。從而形成長期出超，白銀流入。這才有了以后的鴉片走私和鴉片戰爭。這一點幾乎所有學者都同意，怎么會進出口相等？作者沒有數據，也解釋不清——外貿制度，是朝貢貿易制嗎？天曉得！作者又認為“在比較一般的意義上，西方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西方的金融制度甚至對鐵路業可能并不是絕對必要的，盡管它們或許有幫助”（224-225頁）。這種說法更讓人吃驚，股份制企業和金融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是今天每個學者的小兒科知識了吧？居然說它對經濟，甚至鐵路建設都無必要，未免太“大膽假設”了吧？可惜缺了“小心求證”。這樣的“滿嘴跑火車”，真讓我懷疑是出于一位大學者之口，還是譯文錯了？

        作者對明清時的中國經濟稱贊不已，卻回避中國與英國在思想意識與制度上的差別。他甚至認為，“看來歐洲的科學、技術和理念趨勢不是惟一合適的解釋，所謂的經濟制度和要素價格方面的差異似乎更是毫不相干。”（82頁）科大衛在評論《大分流》中的觀點時曾指出：“事實可能正如彭慕蘭聲稱的那樣，中國和西方工業實力的分岔只是在19世紀才變得顯而易見，但是造成這種分岔的原因卻在更早的時代就已經開始潛滋暗長。”（《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166頁）。這種原因就是彭慕蘭認為毫不相關的理念與經濟制度。

        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先來分析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原因。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的《現代世界的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對這一問題做出了卓越的分析。麥克法蘭認為“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是某個更恢宏事物的組成部分，那就是市場資本主義（market capitalism）。市場資本主義是一個集態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復合體，是一個寓經濟和技術于其中的大網絡”（《現代世界的誕生》，57頁）。這些態度、信仰與建制包括法律保護財產的私有權、人民有較高的生活水平、一個龐大而興盛的中產階級的成長以及等級觀念淡化、文化活動的多樣化、家庭觀念的變化、公民社會的形成、國家和官員權力淡化、保護人權的法律體系的建立、教育普及、知識傳播、國家統一、宗教改革等等。麥克法蘭認為英國正好具備了這些條件，因此最早產生了工業革命。盡管麥克法蘭的論點還可以討論，但大分流的出現的確以思想意識的根本變化為前提，以政治制度的變化為條件。沒有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沒有君主立憲或其他形式民主政治的建立，沒有以保護私人產權和公平競爭為核心的法律體系的形成，大分流不會出現，工業革命也無從談起。

        中國在大分流之后落后的原因，不僅在于明清時代的停滯與保守，而且在于中國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一直未變，經朱熹改造的儒家傳統文化（理學）的主導地位一直未被動搖。這種專制制度和保守意識形態不變，中國就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這種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征正是反現代化的。彭慕蘭在《大分流》中根本沒分析中國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的特征，也未從這兩方面進行中英對比。在他看來，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是無所謂的。離開這一點又如何解釋中國在大分流之后的失敗呢？即使按彭慕蘭先生的觀點，江南在1800年前的經濟比英國還發達，但別忘了，江南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中國其他地區完全相同，為什么不就江南和英格蘭的制度進行對比呢?我想這仍然是工具為目的服務，以論帶史，選擇性比較。

        我把彭慕蘭的《大分流》作為對中國歷史的整容。講明清時代經濟如何不落后屬于面部整容，根本改變其原貌；說明清時市場經濟如何發達屬于隆胸，人為拔高；不講制度與意識形態是去掉肋骨瘦身。這樣一整容，中國還是中國嗎？美是美了，不過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做了整容之后，恐怕過不了邊檢。在我看來，這不是嚴肅科學的態度。

        寫完這些，覺得這樣談談大師級學者，有點童言無忌了。雖然我已年邁，成了兒童的爺爺，但這些話有點像孩子說的。不過童言有兩種情況，一是說“皇帝沒穿衣服”，二是說“火車尿尿”（周立波寫文章提到有一次帶孩子外出。當時是蒸汽火車，孩子看到火車頭下面的管子排水，就興奮地告訴他“火車尿尿”了）。前者是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真相，后者屬于無知的誤解。童言，哪一種都可以無忌。也許我屬于后一種，需要專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