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阿伯拉爾大概是現代人最為耳熟能詳的中世紀神學家。然而，他的名聲主要來源于他悲慘的人生經歷和被渲染的愛情故事，而非他畢生所致力的神學探究。其實，阿伯拉爾的一生恰恰見證了整個西歐在神學和社會文化方面的巨大轉型，他本人也被視為“12世紀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       

阿伯拉爾的少年時代：周游四方，舌戰群儒

        1079年，阿伯拉爾生于距離南斯不遠的小鎮勒帕萊。他的父親貝倫加爾是當地一位家境殷實的小貴族。當時的法蘭西王國還處于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封君——封臣關系組成了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基礎。一般來說，對于阿伯拉爾這樣出身富戶的長子，基本的人生選擇只有兩項：以長子的身份繼承家業，或成為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

        從幼年時期開始，阿伯拉爾就癡迷于自由藝術（artes liberales）的學習。所謂“自由藝術”（也有人譯為“博雅藝術”）在古希臘文明時期就曾經出現過，其本意是“使人獲得自由而能適宜地參與公共生活的技藝”。核心要素包括語法、修辭和邏輯（稱為“三藝”Trivium）。而到中世紀時期，自由藝術又進一步囊括了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稱為“四藝”Quadrivium）。在阿伯拉爾的時代，這幾乎是每個貴族子弟（也包括在教會庇蔭下長大的貧寒子弟）所必修的課程。阿伯拉爾說他在十歲上下的時候就對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以亞里士多德的門徒自居。

        身為富家少爺的阿伯拉爾十幾歲時就開始四處漫游，希望能夠拜名師、訪高友。可這段經歷帶給他更多的是失望，因為在他看來那些所謂“名師”實在不過爾爾。于是，在二十一歲那年，他決定向當時歐洲的文化中心巴黎進軍。

        在其后來所撰的《痛史》（又譯為《劫余錄》，拉丁原名為“Historia Calamitatum”，直譯為“他的悲慘故事”，是一封回憶他半生經歷的長信）中，阿伯拉爾以優美的筆調回憶了他年少時期的讀書生涯：

        “對我而言，讀書越多越覺得容易，興趣也就越大；我最終為讀書所迷，將作為騎士的榮耀、長子所享有的繼承權利和地位都讓給了我的兄弟們；我離開了戰爭的圣殿，轉而投入知識的懷抱。就哲學領域而言，我對于辯證法這一武器的熱愛遠遠勝過其他所有的武器；我在思想中進行的辯論所獲取的勝利，要遠遠比疆場上的勝利更為榮耀。因此，我便四處周游，與人辯論；我聽說在那里有人正在熱切討論我所鐘愛的學問，我就去那里參與。因此，我將自己視為亞里士多德的門徒。”

        阿伯拉爾最先求學于商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主持的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學校。起初阿伯拉爾對這位老師頗為敬佩，可他好辯的天性使威廉越發難以忍受這個年輕人。迫于權威的壓力，阿伯拉爾很快就離開了巴黎。但是，他并非敗退，而是在巴黎僅三十英里的莫倫開創了自己的學校，和巴黎的權威們唱對臺戲。阿伯拉爾講授邏輯的名望不脛而走，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為了進一步挑戰巴黎的學術權威，他又將學校遷到了距離巴黎僅僅三英里的科貝爾。面對阿伯拉爾凌厲的攻勢，巴黎學界始終保持著沉默。也許對于那些老人來說，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確實有能耐拆了他們的臺。

        1102年，阿伯拉爾由于健康原因回到了故鄉布列塔尼。在這相對沉寂的六年里，阿伯拉爾默默地積蓄著力量，等待著卷土重來的機會。對于阿伯拉爾來說，追求不朽的榮耀和揭示知識的真理都是他的終極動力。當他1108年回到巴黎和威廉就“共相”問題進行辯論時，便標志著他走上神壇的開始。

        與威廉的辯論很快迫使這位大師修正自己的意見，乃至最終完全放棄了教學工作，去隱修院了此殘生。一戰成名的阿伯拉爾的下一個對手，是被時人譽為“燈塔”的里昂的安瑟倫。安瑟倫和他的弟弟拉爾夫在里昂設館授徒數十年，門下弟子數千，是歐洲經院哲學與神學研究重鎮。而在阿伯拉爾看來，光聽安瑟倫講演或會對其產生敬仰之情，但向其請問解惑卻一無可取。他認為安瑟倫雖長于修辭卻言之無物，尤其缺乏辯證思維能力，如同生火時滿屋是煙卻不能大放光明，枝葉繁盛卻不結果實。

        這種輕蔑的態度令安瑟倫的弟子大為不滿。當時的安瑟倫以解經著稱，而探究圣經義理的神學則是最為高深的學問。阿伯拉爾選擇了舊約中最難解釋的《厄則克爾先知書》進行宣講，并認為只要能夠理解字句，用人的自然理性進行推理辨別，就可以得到圣經啟示的本意，而不必人云亦云依傍權威。這在推崇教父權威和教會訓導的神學研究領域不啻于一種革命性宣言。阿伯拉爾1115年前后重回巴黎，執掌主教座堂學校。當時的阿伯拉爾可謂達到了人生的頂峰，這也滋長了他目空一切的傲慢。他雖然在邏輯辯論方面獨占鰲頭，卻沒有真正理解圣經教誨的深意。與愛洛依絲的相遇，開啟了他悲慘人生的大門。     

天堂竊情，中世紀教會的愛情悲劇

        愛洛依絲是巴黎主教座堂教士福貝爾的侄女，與阿伯拉爾相遇時不過十四歲。據說愛洛依絲的姿色還不錯，但是真正促使阿伯拉爾愛上她的是這個姑娘豐富的學識。對阿伯拉爾而言，能與他進行精神上的對話才是最吸引人的特質。

        阿伯拉爾說，“在細心考量她是否能夠成為我的愛人的種種條件之后”，“決定愛上”愛洛依絲。作為當時巴黎最富盛名的哲學教師“高富帥大叔”，阿伯拉爾輕易地擄獲了這個才貌雙全的少女的心。身為教士的阿伯拉爾便與愛洛依絲鴻雁傳書，以文字來描繪面對面時無法傾訴的言語。此后不久，阿伯拉爾向愛洛依絲的叔叔福貝爾提出要搬到他家中去，以更好地輔導愛洛依絲。為了使侄女獲得最好教育的福貝爾馬上應允了阿伯拉爾的請求，并覺得這是天主對他辛勤培育侄女的賞賜。然而，這其實是“引狼入室”。

        當阿伯拉爾和他的學生在內室相對時，凝視的不再是打開的書卷而是彼此的眼睛，交換的不再是知識而是親吻和擁抱。或許他們從這種隱秘而褻瀆的愛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甚至會躲在圣像龕后面做愛。最終，他們的放肆產出了結晶：愛洛依絲懷孕了。雖然阿伯拉爾開始惶恐并感到后悔，但他還是將愛洛依絲送到了自己妹妹那里，并產下一個男嬰。

        為了對愛洛依絲和孩子負責，阿伯拉爾執意要同愛洛依絲結婚，卻被愛洛依絲拒絕。從愛洛依絲后來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愛洛依絲在這場愛情中一直是無條件的順服者：她認為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是成為阿伯拉爾的“情人”，愛他并崇拜他，但決不能拖累他。11世紀的教會改革之后，對于神職人員的道德要求越發嚴格。阿伯拉爾一旦公開結婚，必然會釀成巨大的丑聞，從而使其喪失在巴黎的一切榮耀和地位。此外，愛洛依絲還認為家庭生活將會阻礙阿伯拉爾在學問上的精益求精，她無法想象自己最愛的人一邊思考著深奧的哲學問題，一邊照顧襁褓中的孩子。

        然而，為了平息福貝爾的憤怒，阿伯拉爾還是和愛洛依絲結婚了。這場婚姻是秘密的，以保證他的“名譽不致受損”。為了避風頭，孩子送到了布列塔尼由他的妹妹撫養。之后，他又將愛洛依絲送進了一座修女院。愛洛依絲的叔叔福貝爾認為這是阿伯拉爾的悔婚之舉，以掩蓋自己的罪惡。盛怒之下的福貝爾給予了阿伯拉爾一生最沉重的打擊。

        在《痛史》中，阿伯拉爾也記錄了那慘痛的一夜：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間里睡覺。我的一個仆人被他們用重金收買，把我交給了那些要報復我的人。這次報復的悲慘，若為世人所知定會大為震驚：他們將我身體上那個冒犯他們的部位割掉了。”       

被否定、遭排擠的晚年生活

        阿伯拉爾再也無法在巴黎繼續待下去了。

        在友人的幫助下，他進入了圣丹尼修道院，開始過隱修生活。這一時期，阿伯拉爾繼續學術研究，完成了《論天主圣三》和《是與否》兩部作品。在《論天主圣三》，阿伯拉爾認為信仰必須要先通過理性的檢驗，只有被理解的東西才可能真正地被信仰，否則信仰就會淪為徹底的迷信。其次，就真理而言，不能以權威的答案來阻礙進一步的探索。這種思想仍然延續了阿伯拉爾的早年思路。中世紀的傳統解經往往以圣經文本和教父注解為基礎，闡明圣經中的神學和教化意義。

       11世紀后期，經院哲學的邏輯辯證法也進入到神學領域，從而更多地尋求從理性上對信仰問題的把握。雖然后來的天主教會接受了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式神學解釋體系，但是在12世紀上半葉，這種對人的理性的過分推重極具蔑視教會傳統的嫌疑。再加上阿伯拉爾本人并沒有接受過專業神學訓練，他所得出的結論，因為過分強調三位一體之間的差異而被許多同時代神學家斥為異端。

        更為有名的《是與否》則收錄了歷代教父對185個神學問題的解釋，并將正、反方意見列于其中，讓學生們進行自我判斷。其實，這種將多方意見并列的著述方式在中古時期非常普遍，赫赫有名的彼得?倫巴德的《言論集》和格拉提安的《教會法異同匯編》都采用了這一方法。但是阿伯拉爾在書中為學生所留下的“思考和自我理性判斷的空間”，以及他多年來形成的“挑釁”形象，最終使他在1121年的蘇瓦松宗教會議上受到了嚴厲譴責。

        此后的生活中，阿伯拉爾由于各種沖突和排擠輾轉于多個修道院。由于愛洛依絲的修道院被圣丹尼修道院院長所霸占，阿伯拉爾再次挺身而出，四處奔走，為愛洛依絲的修女團體尋一處安身之所。愛洛依絲給阿伯拉爾寫了許多封信，雖然距今已近千年，仍能讓人讀出信中的字字血淚。然而，阿伯拉爾似乎不愿重提舊事，而愛洛依絲仍深切地愛著她的丈夫、兄弟、導師和主人。也是在這個時期，阿伯拉爾最終寫完了前半生的自傳——《痛史》。這份在中世紀文獻中獨樹一幟的自傳，也是阿伯拉爾的自我精神救贖：通過對往事的回憶與坦白，從而使自己徹底與過去割裂。1136年，已過知天命之年的阿伯拉爾重返巴黎任教。他離不開課堂，他注定是為教書和辯論而生的。

        在學生的筆下，阿伯拉爾的聲望和博學為他敞開了一個聞所未聞的世界，大量年輕人追隨著阿伯拉爾，并成為他思想的信徒。他撰寫的系統神學著作《基督教神學》（Theologia christiana）和倫理學作品《認識你自己》（Scito Te Ipsum）也招致了諸多批評，尤其是西多會的修道院長圣伯爾納德對其攻擊最烈。他指責阿伯拉爾是企圖煽動年輕人以人類“有限而可憐的理性”去探究天主無窮奧妙的自大狂。1141年的桑斯宗教會議上，阿伯拉爾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只能坐在一個角落里默默聽著對他思想的激烈批判。

        花甲之年的阿伯拉爾要為自己一生真正摯愛的學術討一份公道，決定向教宗英諾森二世申訴，以表明他信仰的純潔性。這時，一直在幫助他和愛洛依絲的本篤會克呂尼隱修院院長可敬者彼得再次出面，勸說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的阿伯拉爾不要再遠赴羅馬，以免客死途中。阿伯拉爾接受了彼得的建議，在本篤會的一個附屬修院中住了下來。據說在阿伯拉爾1142年去世之前，他和圣伯爾納德之間進行過一次徹夜長談，最終兩人握手言和。

        阿伯拉爾去世二十年后，愛洛依絲也在六十三歲那年去世。事實上，他們之間的故事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并不為大眾所知（阿伯拉爾的自傳直到1616年才首次發布）。12世紀的西歐，崇尚的是對女性效忠而仰慕的典雅愛情。而阿伯拉爾與愛洛依絲的故事，只能被視為情欲魔鬼對人類軟弱的懲罰。雖然愛洛依絲與阿伯拉爾的故事在今天的眼光下絕對是苦情劇的經典橋段，但對中世紀的人們來說，這些信件和這個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核心思想是對天主的背叛和對貞潔的褻瀆。直到13世紀末期，由愛洛依絲保存在圣神修道院中的通信才流到巴黎，并成為讓·德·默恩（Jean de Meung）的《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續作中的故事。據說，文藝復興時期的彼特拉克也曾持有這些信件的手稿，但他認為這個故事實在不符合他們所倡導的愛情風格。即使在當今這個“不想做師母的學生不是好學生”的時代，師生戀且秘密產子也很難為大眾接受，更何況對方還是出家人。

        進入啟蒙時代以后，阿伯拉爾在神學和哲學上的探討不再引起那批“理性至上”者的注意。而他和愛洛依絲的故事，則被貼上了反教權、追求自由的標簽。1791年，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這兩個象征自由與愛情的人被合葬在了塞納河畔。1817年拿破侖帝國時期，合葬墓又遷到了巴黎著名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成了今日的一道景觀。

        許多學者認為，阿伯拉爾真正開啟了“經院哲學”的大門。他作品中內蘊的思想革命也在中世紀盛期的西歐生根發芽，最終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我們今天更追念的則是阿伯拉爾和愛洛依絲的愛情。在那些令人震驚的字句中，我們會發現他們的想法與現代觀念非常接近，卻與中古時代格格不入，連“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句名言也出自愛洛依絲的手筆。對于歷史的追念，往往也不得不動感情，不能不將當下的情境投射到過去的光影中。而歷史探究的魅力也就在于，那些沉睡在文獻中的靈魂，仍然能感動我們今天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