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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鄧小平時代的6個關鍵人物

傅高義
2014-08-13 14:23
來源:澎湃新聞
? 私家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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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近日,48集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央電視臺熱播。該劇以紀實手法重現歷史事件,以豐富的細節刻畫鄧小平等中共核心領導人,其中華國鋒、胡耀邦等極少在中國影視劇熒屏上出現的人物更是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經授權,澎湃新聞 (www.kxwhcb.com)刊載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鄧小平時代》一書中“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華國鋒:通宵為毛主席站崗

        華國鋒就像他那一代領導干部中的很多人一樣,也是作為反日愛國青年入的黨。他念完小學后又上了三年中學。他原名蘇鑄,1938年17歲入黨后改名“華國鋒”,取“中華衛國先鋒”之意。他入黨前不久,中共的八路軍剛在他的 家鄉山西建立總部。入黨后分配給他的工作是為部隊征兵,為當地的游擊隊找人手,并負責招募和培養年輕黨員。華國鋒在1937年至1949年的戰斗歲月中參加過游擊活動,也與正規軍一起工作過,但并未加入其中。解放戰爭結束時他成了當地的一名縣委書記。

        1949年以后華國鋒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陰縣當縣委書記,后于1952年前往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1952年他被提拔為下轄12個縣的湘潭地區的行署專員和黨委副書 記,1955年成為湘潭地委書記。他在湘潭大搞集體化,毛澤東有一次回鄉時注意到了他。1956年華國鋒被提拔到省里工作,先是干文教,后擔任省委統戰部 部長。1958年他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主管農村工作,1959年秋天成為湖南省委副書記。為避免受到外國可能的攻擊,一批工業企業曾從沿海地區遷移到了湖 南,1964年,華國鋒在促進這些工業企業的發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1959年夏天華國鋒接待毛澤東回到故鄉湘潭縣。當時中國還沒有空調設備,據說華國鋒因為擔心天氣太熱和毛澤東的安全,在臥室外面通宵為毛站崗,以便使他能夠開著窗戶睡覺。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湘潭的毛澤東故居實際上成了全國的圣地,華國鋒將周邊一帶也變成了旅游景點。他還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興建了水利灌溉工程。華國鋒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他成為省委第一書記。

        總之,華國鋒是個多面手,他具備在所有重要部門的工作經驗:農業、工業、財政、文教和科技。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讓華國鋒擔任了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從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經 歷,使他得以廣泛了解全國性的政策問題,同時有機會結識其他高層干部。他沒有外交經驗,也從未在正規軍工作過。在1975年1 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副總理和公安部部長。

        華國鋒不屬于出類拔萃的領導人,但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是他的政治運動的堅定可靠的擁護者。不過與毛澤東這位浪漫主義革命家不同,華國鋒所享有的名聲,來自他親自調查研究并解決問題的實干作風。            

左起: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

葉劍英:為鄧小平復出發揮了關鍵作用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澤東知道可以依靠葉劍英元帥去團結軍隊,因為葉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斷力,人很忠誠,沒有個人野心。毛澤東說過,葉帥是“大事不糊涂”。他在林彪墜機后對軍隊的整頓中,在毛去世后幫助華國鋒逮捕“四人幫”的工作中,以及1973年和1977年鄧小平的復出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葉帥是個隨和的人,他能夠爭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這種能力廣為人知。他在“文革”期間自愿選擇了靠邊站,沒有參與到是非之中;“文革”時他沒有擔任要職,因此也不是受到嚴厲批判的對象。

        葉劍英生于1897年,畢業于云南軍事學院。他曾與周恩來一起供職于黃埔軍校,當時林彪是該校的學生。他在1927年參加過武昌和廣州的起義。在1937至 1949年的戰爭期間,葉劍英與周恩來密切配合,將軍事環境中的具體知識運用于同國民黨和外國人的談判中。

        葉劍英出生于廣東北部 山區的梅縣,這里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過很多將軍和華僑。葉的祖父在馬來亞做礦工,不少家人在那里經商,葉與他們在馬來亞住過幾個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數軍隊領導人有更開闊的眼光。1949年到1952年,葉劍英在華南分局(轄廣西和他的家鄉廣東兩省)任第一書記時,華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領導,所以他認識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層干部。葉劍英的這種特殊關系,對于他在林彪墜機后使林的親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1年10月3 日,林彪逃亡失敗剛過兩周,毛澤東和葉帥就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軍委辦公會議”,用他們認為忠于毛澤東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隨者。毛在第二天召開軍委辦公會議,發動肅清林彪在解放軍領導層可能留下的殘余影響的運動。1972年2月,葉劍英主持召開會議對林彪的錯誤進行清算并向軍隊發出新的指示。會議召開幾天后,按照葉帥的指示下發了一個文件,其中列舉出林彪領導軍隊12年間所犯的錯誤,以及開展軍隊整頓運動的內容和程序。

        葉帥一直得到毛澤東的善待,毛澤東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后來成為一個擁立新領袖的人,一個為華國鋒出謀劃策的可敬元老。在為鄧小平1977年復出鋪路方面他也起了關鍵作用。華國鋒靠邊站后葉帥也退了休,在廣東家鄉度過他的晚年。

        

毛澤東曾問:為什么好像只有陳云能搞好經濟?

陳云:從商務印書館學徒到“計劃經濟之父”

        鄧小平和陳云自1930年代起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都在上海,都參加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地下黨。從那時起直到1980年代,他們在黨內斗爭中大都站 在一起。兩人在1953年主動向毛澤東揭發高崗,從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兩人都受到排擠,但也都免于滅頂之災。

        陳云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這不僅因為他在經濟上的非凡成就,還因為他在高層長期任職的經歷,1930年代他在使 蘇聯接受毛澤東的過程中的貢獻,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組織系統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領全國的過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體制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了防止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走極端所做的努力。

        陳云出身寒門,這與地主出身的鄧小平形成鮮明對比。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后由外祖母養育。七歲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與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歲。他的老師在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當了學徒,陳云先是在印刷廠干活,后來成為店員。

        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是中國學術生活的一個中心,陳云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自學。他讀書聽課,參加有關外部世界的辯論。他對商務印書館最高層 的資本家掙多少錢算過一筆賬,由此推算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他的計算與共產黨對帝國主義的解釋一致。他在世界觀形成時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員,他從未失去反帝熱情,總擔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惡資本主義有一天會卷土重來。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幾名中國人后,陳云參加了示威活動,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20歲。他發表演說,寫文章,講述帝國主義如何欺壓中國和資本家如何讓工人遭受苦難。

        1927 年國共決裂后,陳云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經常變換姓名和住址。他還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負責暗殺可能殺害過中共黨員的國民黨官員。與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過五年的鄧小平不同,陳云憎惡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資本主義,所以他從未去過資本主義國家,后來也不參與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

        國 共決裂后的1928年,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為知識分子多數出身于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不是革命運動的可靠基礎。當時的中國工廠 數量極少,也幾乎沒有受過足夠教育、能夠擔起領導責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聰明的“工人”進入領導層。陳云在商務印書館時就是勞工領袖,又在那里的環境中 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

        1933年在江西,陳云作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層干部,很快就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從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1935年長征途中著名的遵義會議前夕,陳云參加了黎平會議,會議決定擴大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其中包括更多擁護毛澤東 的人,這為毛澤東在遵義取得優勢鋪平了道路。遵義會議之后,勢孤力單的中共為了維持共產國際的支持,需要有人與上海的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系,向它匯報中共 領導層的變動;而陳云可以裝扮成會講上海話的當地商人,因此被黨的領導選定前往上海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處境險惡:很多投靠國民黨的前中共黨員很容易把他認出來。于是他按照別人的建議乘貨輪去了海參崴,又從那兒轉赴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向蘇聯領導人匯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尤其是毛澤東的崛 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駐留了兩年。

        鄧小平在莫斯科時,那里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陳云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已經建成社會主義體 制并制定了蘇聯的五年計劃。鄧小平去蘇聯時是學生,陳云去蘇聯時則是中共高層干部,可以跟蘇聯領導人交往,甚至見過斯大林。離開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試圖在那里建一條中蘇之間的固定運輸通道,但這項工作因為地方軍閥馬步芳及其騎兵隊的阻擾而失敗。后來,陳云在195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計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與蘇聯顧問有著良好的關系,在他們的幫助下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1960年代初領導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不同,陳云一直與蘇聯領導人 關系良好。他1937年底回延安成為毛澤東隊伍中的一員后,負責組織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勢要比江西蘇區更穩定,這使他得以建立起黨員的人事檔案,由于當時的組織部也管著黨員的個人生活,包括他們的家庭關系和婚姻,所以陳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領導人。

        抗戰之后,毛澤東派陳云等中 共高干去了東北。他們利用這個地區毗鄰蘇聯的優勢和日本人留下的工業設備,為國內戰爭奠定了基礎。隨著東北根據地的擴大,陳云領導了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中共在東北取得軍事勝利后,陳云建立起了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供應網絡,為中共軍隊南下提供支持。

        當中共建都北京時,陳云已經建立了東北的經濟秩序,此后他開始主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他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如同脫韁野馬一樣的通貨膨脹—軍閥混戰時它從未被馴服,抗戰后則完全失控。陳云 采用嚴厲的行政處罰手段強迫商人停止漲價,但他們拒不服從,于是他轉而利用市場:他把庫存貨物大量投放市場,使價格直線下降,從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過 行政管制和市場手段雙管齊下,中共在陳云的領導下于1952年完成了國民黨和軍閥多年無法辦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貨膨脹。

        陳云接下來的工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計劃體制——這必然要對重要物資供應進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和小企業與農村的集體化。他 的努力使整個經濟都被納入社會主義計劃之中。從1950年代初開始到大躍進以前,陳云統一了全國的糧食收購體系,確保了從農村征購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城市。 這種進步,再加上從蘇聯引進的工業項目,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到1958年大躍進時毛澤東把謹慎的陳云推到一邊,讓計劃部門失效,重創了經濟。就在災難 延續之際,毛澤東又把陳云叫回來領導恢復經濟。陳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復了經濟秩序。毛澤東曾問:為什么好像只有陳云能搞好經濟?

        鄧小平每天要看15種報紙和很多報告,而陳云只反復閱讀《人民日報》。他的秘書每天只給他5份最重要的報告,他讀得十分仔細。他當過管賬的店員,當過把一切 事情納入正軌并監督這個體制正常運行的計劃官員,這些經歷都加強了他天生細心的特點。鄧小平認為,軍隊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報 之后再行動,就有可能貽誤戰機。陳云則喜歡說“交換,比較,反復”。作為中國的計劃經濟之父,陳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對這種曾經行之有 效的體制懷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堅決不允許任何人毀掉他苦心經營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躍進時卻毀于一旦。

        
陳云、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左起)等在一起。

李先念:曾擔任劉鄧大軍的副司令員

        自1954年進京后,李先念一直從事經濟工作。他出生在湖北省東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7年入黨,國共分裂后他在鄂豫皖根據地打過游擊,后來加入了當時人數遠多于毛澤東的張國燾的部隊。張國燾賞識李先念的能力,提拔他當了紅四軍的團政委。在長征期間,紅四方面軍脫離毛澤東的軍隊西進,被當地軍閥,尤其是馬步芳的騎兵打得一敗涂地。李先念帶領其中大約1,500名狼狽不堪的士兵穿過西北地區,到達新疆時只剩下了400人。他們在那里遇到了陳云, 后者為他們提供食物和醫療,使他們恢復了元氣。李先念接著去了延安。

        在國共內戰的后期,李先念率領手下的部隊來到冀中平原離他家 鄉村莊不遠的地方。當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遇到了嚴重困難,李先念利用自己的當地關系為他們提供了支持,由于這項工作他被提拔為劉鄧大軍的副司令員。 1949年中共獲勝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書記。此后幾年他又在武漢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擔任過不同的高層職務,他在中南局時曾與林彪共事。

        李先念在武漢時負責處理經濟問題,1954年鄧小平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后,李先念便奉調回京接替了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李先念 成為政治局17名成員之一。他與陳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著積極角色,他曾接待外國代表團,并有幾次出國訪問。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松總統游覽了長 城。在外國人的記憶中,李先念是個親切和藹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職工作。此外,他不會強烈表明自己的意見,避免采取擁護某個領導人反對另一個領導人的政 治立場。

        在“文革”期間,李先念被周恩來留在業務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1966年至1970年經濟工作受到嚴重破壞,甚至沒有開 過黨內會議討論未來一年或數年經濟計劃。李先念的任務是在受到各種政治干擾的情況下維持經濟的運轉。不過,1970年以后,李先念得以恢復經濟計劃工作。 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層干部所接受,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周恩來手下的一名老干部,并不是因“文革”而發跡。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同樣能接受他,因為他在業務組時 跟他們很合作。在毛澤東去世前的幾個月,即1976年2月到9月,李先念被迫靠邊站。

        毛澤東一去世,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與葉帥商 量如何對付“四人幫”。從鄧小平1976年初下臺到1978年,李先念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擔任副總理,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這兩年他在引進化纖和化肥廠的決 定中起著核心作用,從1978年開始,他又與“石油幫”的成員一起作出了引進更多外國工廠設備的安排。1978年夏天,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李先念在制定十 年規劃、派代表團出國、進口大量外國工廠設備和生產線的工作中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在1978年夏天的經濟務虛會上,雖然陳云無權與會,李先念還是及時向陳 云通報了會議情況。

        三中全會之后,當陳云批評華國鋒的大干快上和過于樂觀的計劃時,李先念作為華國鋒手下的負責干部也受到牽連。 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職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勢。他為自己過分樂觀的估計作了檢討,將全面負責領導中國經濟的工作交給了他過去的導師——40年前在新疆幫他恢 復了健康的陳云。1979年3月李先念和陳云聯名致信黨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陳云領導、李先念作為其副手的新的財經委員會。

胡耀邦:積極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為改革開路

        胡耀邦14歲便加入了共青團和紅軍。他充滿獻身精神,率性而又熱情,做事全力以赴,愿意盡心盡力地幫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1980年代后期,大概沒有其他 高層領導人擁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實崇拜者。確實,胡耀邦受人愛戴,被視為中共的良知。胡耀邦講話時神采飛揚,十分坦率而真誠,任何其他中國領導人都難以像 他那樣打動聽眾。例如,當他回顧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1932年被判死刑——因為同事馮文彬代為說情才免遭厄運——的感受時,都能夠深深地感染聽眾。

        就連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認,他缺少最高領導人所應有的沉穩與莊重。他講話時手舞足蹈,讓人覺得他是個沒經驗的青年人。批評他的人蔑稱他為“蟋蟀”。趙紫 陽在回憶中說,胡耀邦是個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義者,但他認為因為胡耀邦從未擔任過獨當一面的地區領導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計政治穩定和團結的重要性。其實, 胡耀邦曾短暫地擔任過陜西省委書記(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在那里工作時他受到了保守干部的批評,說他過分強調生產,保護干部,不抓階級斗 爭。胡耀邦沒有當過軍隊的司令員,但有些干部說,假如他當過的話,也會是一個隨時準備率軍沖鋒陷陣的將軍,而不是一個能夠權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計劃的杰出戰略家。

        1952年到1966年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他的任務是動員青年人,幫助他們認識政治工作,樂于獻身于黨和國 家的事業。他沒有擔負鄧小平所承擔的那種重任:為國家作出全面決定,維護秩序,抵御外來威脅。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認,他不是個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管理 者,他也不善于保護下屬免受別人攻擊。批評胡耀邦最嚴厲的人說,他常常說個沒完,信口開河,不能充分考慮影響。他過去的部下說,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 策,按政策辦事,在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評者所說的要好得多,但他愿意給知識分子更多自由,允許下級干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澳洲總理羅伯特?霍克 (Robert Hawke)問過胡耀邦的副手胡啟立對胡耀邦脫稿講話有何感覺,胡啟立說:“可怕。”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 南瀏陽縣,在左傾老師的鼓勵下參加了愛國活動。14歲那年他離開學校,越過東部省界去了江西蘇區。他作為“紅小鬼”參加過長征,擔任為老兵服務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澤東的寵兒之一。離開青年團的工作后,毛澤東安排他去了解放軍政治部。內戰期間胡耀邦在賀龍的第二方面軍(后來的第一野戰軍)當一名低級別的政委,隨這支部隊一起從北路入川。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擔任黨委書記時,鄧小平作為上級就認識了他(當時,由鄧小平擔任黨委書記的西南局總部設在四川)。 1952年六大區的干部奉調回京時,鄧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職,胡耀邦則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開玩笑說, 鄧小平看上他是因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鄧小平個頭還矮的干部。其實鄧小平有很多理由選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蘇區工作過多年,和其他高層領導關 系都不錯。此外,鄧小平知道胡耀邦學東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獻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動國家前進的事,他都會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認為那一代人 中最能干的干部,他從1952年至1966年一直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其中有十年(1956—1966)鄧小平恰好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1960 年代初帶職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擔任黨委書記,后又去陜西擔任省委書記,這段時間他也干得不錯。1967年初紅衛兵搞了一個批斗鄧小平支持者的名單,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5年7月胡耀邦恢復工作后,將心灰意冷的科學家又動員起來,因為搞現代化迫切需要他們的幫助。1977 年至1978年他在中央黨校時,也鼓勵干部們為使黨和政府在“文革”后重新煥發活力作好準備。1977年12月被任命為組織部長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工作。他還領導著理論工作,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胡耀 邦在消除不同團體的分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促進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識,并協助起草了三個主要發言人——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的講話稿。可見,胡耀邦對黨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備廣泛的知識,他在軍隊工作過,還當過黨的宣傳和組織部門的領導。

        擔任總書記后,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 有關鍵領導人的支持。1962年至1964年他和華國鋒同為湖南省的領導干部,此后一直與華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他還得到了葉帥的大力支持,他們都是客家 人,在延安時就相互熟悉。陳云也是在延安時就認識胡耀邦,當時胡是解放軍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陳云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1978年陳云曾與胡耀邦緊密配 合,從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1980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為黨的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取消“黨主席”一職后,胡耀邦成了總書記。

        他喜歡讀書,尤其喜歡深入閱讀歷史、理論和文學著作,努力證明他具備與高層領導人職位相稱的理論素養。工作繁忙時他連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辦公室里,盡管他步行就能回家。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照,中間為鄧小平(馬少驊 飾),最右為習仲勛(張嘉譯 飾)

習仲勛:把廣東建成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1934 年習仲勛只有21歲時,便已在陜西的一個中共小根據地擔任高崗和劉志丹手下的高層干部,他們在這里迎來了由毛澤東率領的長征之后筋疲力盡的部隊。毛澤東認為習仲勛是個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為西北局黨委書記。在抗戰和內戰期間,習仲勛一直在西北地區工作。

        1950年,時任西北局最高負責人的彭德懷奉命率軍赴朝鮮參戰,習仲勛短暫擔任了西北局事實上的一把手,而當時鄧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領導人。同年稍后,習仲勛奉調回京擔任 了中宣部部長,1953年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后更名為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他擔任了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

        劉志丹的弟媳在 1962年發表了一本有關劉志丹的小說,歌頌劉的事跡,被認為是替高崗翻案。毛懷疑這篇小說的發表與習仲勛有關,把他貶為洛陽一家工廠的副廠長。直到 1978年習仲勛才得到平反,得以離開洛陽去廣東任職。在那里,他在把廣東建成全國的試驗區,以及與北京官員的協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節選自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文中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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