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的時候，盡管缺乏詳盡的數據，但人們還是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變化。在《悲慘世界》、《大衛?科波菲爾》、《萌芽》等小說中，我們均能感受到當時的貧富落差。收入分配曾是一流的經濟學家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從馬爾薩斯、李嘉圖到馬克思，無不關注貧富分化及其對社會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

        但是，到了20世紀后期，這一問題卻漸漸地淡出了經濟學家的視野。1954年，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讀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流傳甚廣的“庫茲涅茨曲線”。根據庫茲涅茨的研究，從1913年到1948年，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45-50%下降到了30-35%。庫茲涅茨據此提出了他的假說。“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為倒U型：隨著經濟增長，一開始收入分配會惡化，但漸漸地就會改善。所以，不必擔心收入分配，經濟增長自己就會解決這一問題：河水會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長時間的數據對庫茲涅茨的研究做了推進。他發現，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間的確有了顯著的下降，但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收入不平等趨于穩定，沒有進一步的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開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經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皮克迪決定從頭研究過去300年以來的收入不平等演變。收入不平等有各種形式，皮克迪最關心的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不平等，因為這一不平等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最大。皮克迪用兩個指標刻畫資本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一是資本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資本存量與國民收入之比（簡稱資本/收入比）。一國的國民收入，要么分配給資本，要么分配給勞動，因此需要考察資本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如果分配給資本，資本會逐漸積累，因此有必要考察到了某個時點，歷史沉淀下來的資本存量到底由多大。

        按照皮克迪的計算，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大約為6-7倍，或者更直觀地說，歐洲的資本總量相當于6-7年創造出來的國民收入，美國為4-5倍。一戰之后，歐美的資本/收入比均開始下降。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降至2-3倍之間，美國則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開始上升，尤其在歐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歐洲的資本/收入比已經上升到5-6倍之間，且有可能繼續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計，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收入比到21世紀末將達到6.5。這不是庫茲涅茲所描述的倒U型曲線，恰恰相反，這是一條U型曲線。如果計算資本所得占國民收入之比，也是一條U型曲線，盡管其變化幅度相對較為和緩一些。

        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關系呢？資本帶來的收入會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儲蓄率比窮人更高，富人的錢更多，投資的機會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錢留給自己的子女，他們的子女就會比窮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窮人子女的距離拉得更遠。如果你是一個靠工資吃飯的人，那就慘了。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應和你的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同步增長，這意味著你的工資增長速度注定比經濟增長率低（經濟增長率包括兩個部分，除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還有人口的增長）。

        但是，皮克迪憑什么預測21世紀全球的資本會越來越多呢？長期來看，如果儲蓄率提高，資本/收入比將上升。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資本/收入比將上升。在皮克迪看來，未來的世界恰好是一個低增長和高儲蓄的結合。之所以會出現低增長，主要是因為21世紀人口出生率會出現下降，人口的減少和老化會在很大程度上吞噬掉增長的潛力。皮克迪估計21世紀的為什么儲蓄率會較高呢？從歷史數據來看，發達國家儲蓄率一直穩定在10-12%左右，而且，人口老齡化越是嚴重，儲蓄率相應地也就越高。低增長加上高儲蓄，決定了全球的資本/收入比會逐漸提高。

        經濟學上講，資本的投資收益率是遞減的，如果資本能夠賺到的錢越來越少，那么即使全球的資本多了，也不過是一批凄凄惶惶、無處容身的資本啊。皮克迪承認，從理論上講，資本回報會遞減，但關鍵在于遞減的程度有多快。想象一下，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正在周游全球，而且各地都在為吸引投資而互相競爭，與此同時，技術進步會不斷帶來新的投資機會，一個更可能的結果就是，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收益率仍然會較高。這是資本收益率（r）和經濟增長率（g）之間的賽跑，遺憾的是，經濟增長率很可能跑不贏資本收益率。皮克迪預測，資本的收益率仍然將保持在4-5%左右，而全球增長率將從3.5%逐漸下降到3%，2050-2100年則可能跌至1.5%。

        可是，像1914到1945年之間不是曾經出現過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的現象嗎？為什么未來就不會再有奇跡發生呢？皮克迪談到，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下降，不是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結果，而是因為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首先，戰爭直接帶來的損失。尤其在歐洲戰場上，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損失相當于一年的國民收入，德國的損失相當于一年半的國民收入。但這并非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戰爭帶來的政治、社會影響。這方面主要包括：海外資產大幅縮水（由于外國政府革命之后拒絕償還債務，比如蘇聯；也由于海外殖民地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戰爭導致儲蓄率急劇下降（富人財富受到沖擊，不得不變賣資產度日）。按照皮克迪的估計，這兩方面的原因能夠解釋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2/3到3/4。

        第三，二戰之后的政策變化，二戰之后無論是房產還是股票，價格都處于很低的水平。房產的價格下跌是因為各國普遍實行了房租控制政策，股票價格下跌是因為二戰之后國有化風行一時，而且對資本流動、證券交易都有嚴格的管制。按照皮克迪的估計，這方面的原因能夠解釋這一時期收入不平等下降的1/4到1/3。皮克迪也談到，這一時期盡管收入不平等下降得非常顯著，但卻是資本主義的“安樂死”。這一段歷史只是一個特例，很難進行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