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名譽所長朱威烈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表示，奧巴馬之所以做出如是決定，是因為“伊斯蘭國”的崛起代表了恐怖主義的一種全新形態，不單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同樣也威脅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也表示，相比前任，奧巴馬并沒有明確的中東政策。“他的中東政策是機會主義與功利主義。”

“打了就跑，不管國家建設”

        朱威烈表示，從冷戰以來，美國前幾任政權的中東政策都很明確。克林頓推動的是“東遏兩伊，西促和談”的中東政策，在波斯灣對伊拉克和伊朗實施“雙重遏制”，同時大力推進巴以和平進程，改善與阿拉伯各國關系。喬治·布什實施的中東政策可以簡要概括成“反恐、反擴散、民主改造伊斯蘭”。在此基礎上由美國推動的“大中東民主倡議”打開了中東激烈政治變革的“潘多拉之盒”。然而，進入奧巴馬時代以來，“亞太戰略再平衡”成為美國的戰略重心，在眾多核心矛盾并沒解決的背景下，美國在中東實際上全面退縮。

        “奧巴馬至今都沒有明確的中東政策，有的只是機會主義與功利主義。”朱威烈表示。

        按他的說法，“打了就跑，不管戰后滿目瘡痍的國家建設，造成了現在的中東亂局”。

        朱威烈舉例，美國2011年從伊拉克匆忙撤軍，留下一個按照教派與民族建立的權力機構，實際上打開了一個民族沖突、教派沖突的潘多拉盒子。美軍撤離伊拉克以后，該國的經濟狀況、安全狀況比03年以前還要差。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同時激發了新的沖突。“在ISIS崛起引發全球矚目之前，伊拉克境內的暴恐事件從來就沒有停息過，基本上平均每天都有20多人死于暴恐。

        同樣地，除了伊拉克以外，美國在巴以問題上也很失敗。雖然美國國務卿克里已經10次訪問巴以，也推出了一個和平路線計劃圖，但和談不但沒有達成，巴以還出現了新一輪的激烈沖突。同時，卡扎菲政權被西方國家消滅之后，隨即留下一個各派沖突激烈的利比亞。現在，該國正經歷新一輪危機。

 “每次美國介入，都把事情搞得更糟”

        朱威烈表示，被美國親手締造起來的伊拉克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如果美國再坐視不管，將失信于整個中東地區的盟友。“甚至連德國都明確要求美國干預伊拉克，美國面臨巨大的壓力。”

        但也有一些觀察人士指出，奧巴馬決定動武也有國內政治層面的考慮，就是要扭轉自己在美國輿論中的“弱勢總統”形象。眼下，美國中期選舉越來越近，民主黨同共和黨的明爭暗斗愈演愈烈，雙方在醫改、移民等問題上互有攻守。外交領域自然也免不了成為戰場，共和黨資深議員麥凱恩等多次攻擊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奧巴馬這次在伊拉克問題上“秀一下肌肉”，也算是對麥凱恩等人的回應。

        然而，美國國內也不乏對美國強力介入中東的反對聲音。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肯尼斯·華爾茲的學生、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便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網站撰文，呼吁美國勢力從中東全面撤出。“每次美國介入中東局勢，都把事情搞得更糟，現在是時候撤離中東了”。沃爾特在文中呼吁。

        沃爾特稱，雖然美國國內有聲音呼吁美國對結束中東亂局、消除恐怖主義勢力以及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上負有“道義責任”，但“如果過去20年的歷史教會了我們什么，那就是每次美國的軍事介入都把問題弄得更糟。如果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者沒有讓我們盲目進入伊拉克，‘伊斯蘭國’根本不會存在。如果伊朗沒有眼睜睜看著美國對鄰國加大力量投射、直接威脅其政權本身，伊朗也會減少許多嚴肅考慮獲取核武器的理由。”

        沃爾特呼吁，將中東問題從美國的戰略優先中抹除，不要想當然做“美國認為最好的事情”，應該讓中東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