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戰爭是國人一直著力關注、討論、研究的大事件，對它的來龍去脈、經驗教訓已有充分認知。但是，以清朝地方督撫的備戰為重心，延伸至地方與地方、地方與中央的備戰交往情況，仍值得我們注意。其中，清朝重臣劉坤一和張之洞兩人的角色轉變很有意思。1894年11月，兩江總督劉坤一被清廷詔令進京，隨后授命欽差大臣節制全軍；湖廣總督張之洞代而署理兩江總督。以此為界，二人的經歷正好包括了地方督撫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兩種備戰模式。

“合辦江防”：地方備戰的名與實

        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戰之前，遠在南方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人對戰事的關注不高。甚至在豐島海戰爆發前一周，張氏擔憂的仍是“東事實情若何，東洋煤不來，江南水陸日需煤不少”。此時日本已禁止向清輸出煤，漢陽鐵廠卻極依賴相對優質的日本煤。故張氏焦慮于鐵廠的運轉，詢問劉坤一“作何籌備”。不過，這一時期清朝極力克制戰端，備戰還不是南方督撫的職責重心。

        兩國宣戰后三日，清廷旨令兩湖、江蘇、安徽等地聯為一氣，合力籌備長江防務。南方督撫的職責重心為之一變，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開始了聯合備戰的交往。該旨令實際是應兩江各督撫的請求而發，意在以兩湖的兵力、財力來援助兩江備戰。以往遇有戰事，各省多有請調他省之兵協防的舉動。

        但是，政令的初衷與實際執行未必一致。8月10日，張之洞電奏清廷，聲言合辦江防“斷不稍存畛域”，卻委婉推辭說江南兵力如果不夠，“江西、安徽鄰省調撥較便，添募亦易”，打心底里不想優先援助兩江。

        “合辦江防”的電旨沒能實現兩江的意圖，反倒成為張之洞向劉坤一求援軍火的理由。據所見資料來看，張之洞向劉坤一借撥軍火大致有3次。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后，張之洞先后借到了80磅炮3尊、40磅炮2尊、雷藥若干、林明敦槍一二千枝及彈100萬顆等。張氏的理由很充分：“鄂省沿江應遵旨籌防，然并無一臺一炮，何從措手？”既然是朝廷要求，那便可光明正大地奉旨找兩江借軍火。此外，因湖北槍炮廠剛告成立便遭火災，張氏不得已，還請劉坤一轉令江南制造局代造軍火250磅炮及100磅快炮各2尊，毛瑟彈50萬顆。張之洞多次借用“合辦江防”的電旨以求援兩江，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收獲。

        清廷“合辦江防”電旨的初衷是各省協力備戰，卻被督撫們巧妙地為己所用，成為鞏固自身防區的幌子。他們的積極備戰固然不能被否認，但一致對外的背后私心很重。因為此時戰局暫不嚴峻，清朝地方大員的備戰交往還算融洽。比如遠離戰火前線的兩廣、陜甘均愿援助張之洞軍火，劉坤一所轄兩江也對臺、閩、浙等省施之援手。大體情況是軍情尚緩的腹地省份支援面臨戰爭危險的沿海前線，但兩江援助兩湖是個例外。無論開戰前后，劉坤一都認為長江上游內地“似不必過于張皇”，“下游一帶門戶重重，上游僅可以靜制動；惟內匪且須加意耳”。即便如此，劉坤一援撥張之洞的軍火不算吝嗇，給予了最大可能的支持。但張氏太過顧及自己轄區、不愿配合兩江的用心，精明老練的劉坤一也看得清楚，在給老友馮錫仁的私信中言及“香帥（張之洞）天性，非弟所敢進言”，頗有深意。各地將“合辦江防”的電旨用作各自保留實力的工具，那地方與中央的備戰交往又將如何？

北上或請留：清廷與地方的軍火博弈

        隨著戰局惡化，以淮軍為主力的清軍與日軍的海陸交戰均潰敗，朝野要求起用湘軍領袖劉坤一的呼聲漸起。11月2日清廷召劉坤一進京，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12月28日劉氏被授命欽差大臣，所有關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實際卻處境尷尬，徒具空名。清軍主力淮軍不在他的實際掌控下，湘軍亦分屬各員統領；統兵決策仍由慈禧、光緒和督辦軍務處控制；援兵撥調及糧餉支配歸各省督撫負責。無奈之下，剛離任不久的劉坤一將兩江視作了救命稻草。本系舊屬的兩江是清兵財、物的重要供應后方，主力湘軍亦多駐江南。手頭無兵的劉坤一作為轉而向署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調兵借軍火；二人身份也有改變，節制全軍的劉坤一作為中央官員，與地方大員張之洞的備戰交往，變成中央與地方的博弈。

        劉坤一與張之洞的備戰交往并不順利，引發爭執的導火索是江南馬、步20營北上一事。12月30日劉坤一接受“欽差大臣”任命的同時，奏調李占椿統率果勝軍、楊文彪統率健勝軍、萬本華統率常勝軍各5營及陳鳳樓統率馬隊3營、清淮馬隊2營，以此湘軍作為守山海關的重要兵力。清廷對劉氏的奏請一概滿足，即令張之洞遵辦。

        劉坤一奏請的用意絕非調撥數營兵將如此簡單，實際這與南洋軍火如何分撥中央及地方息息相關。中日戰事起后，時任江督的劉坤一曾向英國訂購兩批洋槍：第1批槍械內有10400桿馬梯尼槍、1000桿毛瑟馬槍；第2批槍械是10000桿比國快槍。11月初劉坤一被召進京，兩批槍械都在運輸途中。因此，他在赴京之前與張之洞商量好了軍火分撥的最初方案：每批槍械都是一半援撥劉坤一、一半留給兩江。12月第1批洋槍運來，署理江督的張之洞如約將馬梯尼槍分撥劉坤一、兩江各半，毛瑟馬槍全歸劉氏。

        但劉坤一奏調江南馬步20營北上，卻將原本公平的分撥方案在實際執行中偏向了自己。應歸兩江的5700枝馬梯尼槍，張之洞發給了負有長江防務重任的李占椿、萬本華及楊文彪各5營各1000枝。隨即，劉坤一便在奏調中強調這3軍“攜帶原有槍械”——即張氏新發馬梯尼槍，赴山海關聽候差遣。這自然不是巧合，劉氏意在3軍新械盡歸己有。若成行，劉坤一將占有此批洋槍中的85%，南洋只剩15%，與此前兩方各半的方案相差甚遠。

        劉坤一巧費心思地借調撥兵將以圖占盡軍火，讓同樣精明的張之洞大為不滿。劉坤一在奏調不久，再要求調遣兩江的張桂林5營赴錦州。1895年1月6日，張之洞借此致電總理衙門，以江防緊要為由，擬請派張桂林5營北上而留楊文彪5營；或在楊文彪5營與剛到鎮江的丁槐軍中選一軍北上。這一電報看似不與劉坤一的奏調沖突，卻盡顯張之洞的策略。第一，張之洞請以張桂林軍“替換”楊文彪軍，是一箭雙雕的舉動。除此前清廷允調20營外，劉坤一擬再調張軍5營北上，若成行則南洋將派25營北上；楊軍剛領新到1000枝馬梯尼洋槍、配備較全，張軍系舊式軍械。若留楊軍即可確保南洋只出20營兵力而非更多，也保住一批新洋槍。第二，張之洞將丁槐軍算作江南兵力一策更是精明。奉旨北上的貴州古州鎮總兵丁槐一軍，本與江南無關。張之洞擬請從楊文彪或丁槐軍中選一軍北上，是視丁軍隸屬南洋作為籌碼。因丁軍實為4營，且所配槍械不如楊軍。若以丁軍充楊軍北上，南洋實際派出的援軍將只有14營，且仍可留住楊軍新槍。由此可知：張之洞如實聽命于電旨為下策；以張桂林軍換楊文彪軍為中策；將貴州丁槐軍算作南洋兵力為上策。清廷最終同意了張之洞的中策，令張桂林5營代替楊文彪軍、即共計江南馬步20營北上。由此，張氏不僅少援助劉坤一5營兵力，亦保住了1000枝新槍，使得第1批洋槍中南洋的占有率提至約24%，但與各自50%的分撥方案仍有差別。

        劉坤一破壞原定方案，實是迫不得已。遼東局勢日益惡化，旅順、大連、鳳凰城等要地先后失陷，日本第一、二軍分兩路向山海關進逼。隨戰事壓力而來的是廷臣對劉坤一及湘軍的更高期望。劉氏在京幾乎每日與督辦軍務處的王公大臣商量軍事，諸公數次催促其出關；京官亦多紛紛上疏請劉氏啟行，甚至“語甚尖刻”。但劉坤一遲遲不愿赴前線，處境之難，時任總理衙門章京的汪大燮一針見血：劉氏是“雖俾以空名而不俾以權”。    

        這番窘境下，劉、張因兵將及軍火調遣所積累的矛盾有了一次總爆發。1月9日，劉坤一致電督辦軍務處，直指張氏“私心惴惴，竊以自危”，甚至提出更換糧餉及軍火的籌備方，對張毫無信任。迫于軍情緊急，張之洞主動與劉坤一言和，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并稱南洋軍火全聽劉氏“明晰指示”。面對南洋“為北軍之全局后路”這一實情，劉坤一也退一步，改口稱“弟后路惟靠南洋，惟仗大力，決無異議”。至此，劉、張二人關系才略有緩和，此后調遣兵將、撥解軍械均屬順利。

備戰體制與權力格局的反思

        從中日戰爭的結果來看，地方督撫之間、地方與清廷的備戰交往是失敗的。劉坤一和張之洞以自身利益為基準，以國家大局為底線，做了不太成功的備戰交往。究其原因，在于備戰體制的落后。平日地方各自練兵籌餉，清廷缺少強大的中央軍隊與財政基礎。一遇戰事，地方在負責本區域防務的同時，還需為中央調撥精兵良械、供應糧餉開支。于地方而言，這是折本的差事，對中央的支援自不會積極。再深究則是受“內輕外重”權力格局的影響。中央權力削弱，地方勢力擴大。中央對地方的旨令，被地方或明或暗地扭曲再詮釋。因清廷在統一政令上的乏力，地方之間、乃至與中央，均各懷心思，致使無法真正合力抗戰。這也是戰后清廷數次以編練新軍為名而收歸地方軍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