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四月間，圍繞兩岸“服貿”協議，臺灣島內爆發了所謂“太陽花學運”。有那么一兩個月，與很多大陸人一樣，筆者的感覺就是三個字：不、理、解。為何大陸方面主動讓利，臺灣同胞卻并不領情？為何兩岸經濟社會互動近年來日益頻密，臺灣社會對大陸的疏離感卻進一步上升？

        直到五月底的一天，我在臺北與同行交流。與會的臺灣學者大談東亞的反全球化社會運動，并詢問我們，大陸經濟改革當中，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與保持社會主義特色之間的是何關系。那次討論為我開辟了一個新的視角，似乎對臺灣人的“心思”有了更多了解。

        毋庸置疑，“太陽花學運”是一個各種訴求、各種力量的大“雜燴”；而近年臺灣社會中進一步上升的對大陸的疏離感，背后則有更多的因素。從大陸視角看，我們似乎“天然地”會傾向于從“統/獨”邏輯去解讀“太陽花”，認為是“臺獨”勢力的操作。此外，也有不少分析指出，臺灣執政當局在島內人氣低迷，“服貿”爭議成為一個很好的抓手，在野黨和多種社會力量借機發難。這種解釋也有相當道理，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朝/野”邏輯。

        筆者在此試圖強調的是，在以上兩種邏輯之外，我們不能忽視“服貿”爭議所凸顯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矛盾。為簡明起見，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為“左/右”邏輯——全球化、現代性是“右”，而反全球化、后現代是“左”。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左/右”邏輯及其與“統/獨”、“朝/野”的疊加、共振，更好地理解“他們為何不領情”的問題。

        二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經濟融合在不斷加強。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后，這一趨勢進一步加速。從全球范圍看，兩岸經濟融合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過出于地緣、文化、政治等原因，經濟全球化對臺灣而言首先就表現在與大陸的經濟整合上。

        經濟全球化當然推動了各國經濟增長。但與此同時，資本力量也在全球造成一系列社會正義問題，這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范圍內反全球化運動就一直方興未艾。只不過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等因素，中國大陸對全球化消極面的容忍度相對較高。在兩岸經濟融合中，由于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大陸方面無論政府還是民眾，甚至覺得“吃點小虧”也不要緊。

        臺灣海峽兩岸的經濟融合當然給雙方都帶來不少好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臺灣民眾也普遍支持兩岸經濟的融合。但近年來，由于臺灣經濟低迷，貧富差距拉大，這種認識開始發生變化。統計數字顯示，臺灣大學畢業生2012年起薪為2.67萬新臺幣，相較1999年的2.74萬新臺幣，十幾年來不升反降。與之相對，臺北市房價上漲迅猛，近十年間從每坪不到40萬漲到80萬。臺灣年輕人對未來普遍有一種迷茫和焦慮感。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布的2014年23個國家與地區“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名中，中國臺灣位列全球第八（中國香港排名全球第一，美國第17，中國大陸第19位），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問題。

        臺灣是一個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社會，政府權力亦相對較弱。在面對經濟發展產生的這些社會矛盾，臺灣內部產生了對全球化、現代性、物質主義的質疑與反思。反“掠奪性經濟開發”、反核、環保、重視在地文化等聲音，在社會中越來越成為主流。“我們現在這樣不也很好嗎”的想法非常普遍。很多人相信，依靠頭腦創意、在地文化、高質量標準等“臺灣特色”，臺灣可以維持其經濟水平、生活質量，而未必要進一步融入兩岸經濟大循環。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暫且不論，其在臺灣社會內部確實很有市場。也許可以說，臺灣近年來已出現“后現代社會”的若干特征。

        而在臺灣人眼中，大陸經濟體量龐大，發展迅猛，愿意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是典型的“現代性”的體現。很多人認為，“服貿”協議將使臺灣與大陸所代表的那種“現代性”更緊密連接，進一步激化島內已有矛盾。這種擔憂本身，實際與兩岸統獨、認同問題并無關系，而主要是臺灣內部關于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左右思潮分歧。

        然而，“左右之爭”并非存在于真空，顯然也不會被單純地放在民生問題的范疇內討論，而是必然與島內政治、兩岸關系拉上關系。臺灣社會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國民黨歷來與島內大資本關系比較親近。兩岸經濟融合，只有利于大資本與國民黨上層“權貴階層”，而不利于普通民眾。臺灣執政當局大力推進“服貿”的努力，成了意圖“自肥”的證據；“服貿”協議談判過程高度保密本極為正常，但也被指為議“黑箱操作”。總之，“服貿”協議“有利權貴論”在島內已廣為接受。

        再進一步，從“有利權貴論”接受者的視角看，與“權貴階層”對接的不是別人，恰是臺灣人既疑且懼的大陸。不消說，兩岸政治和社會制度有重大差異，民眾對兩岸關系終局的看法有不小差距。過去幾年兩岸關系的進展，又首先是通過國共兩黨交流平臺取得的。一些臺灣人擔心，臺灣經濟正不可逆地與大陸相連接，這可能將最終導致大陸對臺影響力、控制力的大幅上升。

        就這樣，本來單純是如何看待和應對全球化負面效應的“左右之爭”，由于臺灣內部政治矛盾而成為“權貴經濟”問題，再因兩岸關系的特殊性而被演繹為大陸“干預”甚至“吞并”臺灣的問題。

        “左右”、“朝野”與“統獨”三個相互交織的邏輯之下，實際是“內部經濟社會矛盾--內部政治矛盾--國家認同”三個層次的問題。只要將其一一剝離開來，我們就能看到，不能簡單地將“不領情”等同于“臺獨”或者臺灣內部兩黨“惡斗”。對全球化消極面的擔憂，在臺灣、大陸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其正當性；如何平衡好效率與公平，是兩岸乃至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共同問題。

        此外，理解并處理好“內部經濟社會矛盾—內部政治—國家認同”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不僅事關兩岸關系。從更大的視野看，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關系，與這些矛盾也有很大關系。甚至在大陸內部，這些矛盾對處理好邊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也不無啟示。再推而廣之，近年來中國經濟正迅速“走出去”。在中國周邊、在發展中國家，如何與有關國家一起共同應對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避免其與當地的政治、社會矛盾疊加、共振，同樣是我們要面臨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