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王賡武（1930-）祖籍江蘇泰州，生于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泗水。南京中央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肄業。1957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后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68年后，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香港大學校長。

        中西書局于2014年4月出版王賡武The Structure of the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一書中譯本（《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利結構》），譯者胡耀飛、尹承。該書系作者的博士論文。1963年這一研究出版時被評價為“西文學界第一次系統地對唐宋變革期的五代歷史進行研究的著作”（芮沃壽），其考證之詳細“能滿足專門治此段歷史的學者”（魯惟一），“附注中也常有精彩的見解”（邢義田），是西方唐五代史研究的經典。中文學界雖有重視，但限于條件，利用不多，此次五十年后首次翻譯成中文，依然值得重視。

        王賡武先生因有感于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給國家帶來的深重災難而開始關注五代史。如他在序言中所說，中國的統一為常態，分裂為畸態，大多數中國史家對于分裂時期的不耐煩與歐洲史家贊美差異的傾向形成鮮明對比。王著在對分裂亂局的研究背后有一以貫之的問題與關懷：何以統一能夠在分裂之后實現？該書認為，在10世紀的北方中國，文、武系統都是以終結分裂為目標來重構的，且這種重構在邊鎮地區相對成功，并促使這些北方王朝向中央集權努力。

        本文系該書譯者胡耀飛、尹承對王賡武先生的專訪。

        

        

        問題一：您于1963年出版的《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是西文學界第一部研究五代歷史的著作，您選擇研究這一時期的原因是什么？當時西文學界、日本學界對五代史研究的興趣、水平如何？是什么造成了差異？特別是您引用了日本學者周藤吉之等先生的論著，可否順便談談當時日本學者在五代史研究領域中的角色？

        王：首先想說的是，我未曾考慮過我會研究五代，在1954年去倫敦之前，也沒有進行這一研究的準備。1949至1952年在馬來亞大學時，我發現歷史學是一門有趣的學科，但并不期待成為一名歷史學家。只是在1952年，在我三年大學生活將要結束的時候，我方才開始認真對待歷史。當時，我閱讀了一些關于歐洲歷史與文學的經典作品，從喬叟到莎士比亞和狄更斯，從歌德到易卜生，從雨果到托爾斯泰，攝取了許多西方歷史經驗與思想。我們讀的歷史課程，重點是西方國家怎么樣構成他們在亞洲的帝國。然而我真正想要更多地學習的是亞洲歷史，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中國對現代西方人的財富和權力的反應。因此，我開始關注中國人的政治活動，包括康有為和孫中山，特別是他們說服在英屬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的海外中國人支持他們各自目的的努力。這是我進行學術研究的初次嘗試，其成果便是我的學士學位論文。

        此后，我很想繼續以中國近代史為我的碩士研究方向。不幸的是，當時馬來亞的政治狀況，使我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產生困難。所以我轉向古代史，開始研究南海貿易的第一個千年。我通過正史和《資治通鑒》以及其他相關文本和研究作品，尋找到中國拓疆至南中國海岸的歷史，以及中國人與南方海洋貿易王國和港口的關系。我的這項工作進行了一年，止于十世紀，因為這時興起了兩個王國：南漢和閩國，使得中國人的東南亞貿易網又有新的發展。

        來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時，我希望繼續這一資料搜集工作，直至宋朝、元朝和明朝，但那里沒有找到合適的學者一起研究。我又發現唐朝之后的十世紀中國政治分裂狀態十分有意思，這讓我聯想到我所感興趣的中國近代史，一個由大量軍閥所控制，從而導致中國如此衰弱和無助的時代，隨之而來的謀求統一的內戰又被外國侵略所中止。

        因此，我閱讀了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1-1989）的《征服者與統治者》（Conquerors and Rulers）和他的一些早期論文，以及魏特夫（Karl Wittfogel，1896-1988）和馮家昇（1904-1970）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我開始思考對五代時期的研究。陳寅恪（1890-1969）和全漢昇（1912-2001）的著作也很有啟發性。

        當我有一次表明這將是我的研究目標時，我的正式導師霍爾（Daniel G. E. Hall，1891-1979）請了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來指導我的研究。杜氏研究唐代經濟史，當時剛從日本回來，向我介紹了很多日本學者關于唐宋史的研究。亞非學院圖書館以及劍橋大學關于中、日文的藏書，正好為我所需。當我閱讀了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的《安祿山叛亂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之后，我知道我要研究的是那方面了。

        日本學者對我來說很重要。杜希德首先向我介紹了仁井田陞（1904-1966）和加藤繁（1880-1946）。之后，我繼續閱讀日野開三郎（1908-1989）、周藤吉之（1907-1990）以及其他日本學者的著作。父親教過我研究古文的中國傳統學術，但當時我開始自學西方（以及日本）所謂的Sinology或漢學的研究方法。我必須聲明我并未成為一名漢學家（Sinologist）或曰東方學家（Orientalist），但仍然成了一名具有傳統旨趣的前現代歷史學家。

        我對日本學者關于唐宋史（之后又有明史）的研究印象深刻。他們對五代時期的關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對于唐宋變革的先導研究。內藤氏訓練出一些非常優秀的學者，我即從這些學者身上學到了很多。他們的工作啟發我提出如下問題：北方中國如何強大和集權到足以在公元960年之后支配南方？

        

        問題二：您印象中倫敦大學的學術環境如何？與今天有何異同？研究五代史的過程中，在書籍、學術信息、學術刊物的獲取方面，有無印象深刻的便利或困難？

        王：我于1954年來到倫敦，當時英國尚在二戰經濟瘡痍的恢復之中。亞非學院的資金來自倫敦大學的財政系統。作為培訓最后一代殖民地官員的獨特角色，決定了它的資金依然足夠，而且雖然不如大英帝國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重要，中國和日本尚未被忽略。大部分關鍵的古代文本和藏品在戰前即被獲取，也有一些稀缺的書籍和文書藏于附近的大英博物館。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亞非學院的建筑并無足夠的空間，大部分書籍分散于倫敦郊區的各個儲藏點，得到請求之后，需要花費兩到三天時間把資料運入學校。就我所研究的唐朝和宋朝的資料而言，圖書館已有大部分我所需要的。如果我研究19或20世紀，就并無足夠規模的中文論著。直到1960年，亞非學院方才認真地轉入近現代和當下的中國史。但在當時，英國的圖書館領先歐洲各高校的圖書館一大截，特別是就現代中文期刊而言。

        

        問題三：您在序言中說，中國的統一為常態，分裂為畸態，大多數中國史家對于分裂時期的不耐煩與歐洲史家贊美差異的傾向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您看來，統一與分裂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它在中國歷史上和歐洲歷史上的體現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王：這是一個大問題，且觸及中國和歐洲歷史發展之間最基本的差異。我父親從小教我早期中國史，并使我具有一種觀念，即世上僅有一個中國，并且保持這個中國完整和統一，是她在多個世紀中強盛的秘訣。但我同樣閱讀了關于中東和地中海古代史的書，并且在倫敦大學就讀時，也閱讀了關于大英帝國歷史的書。由此，結合西方文明的古代源頭和現代西方文明的興起，是我早期歷史教育的主要部分。

        正如您所詢問，中國的興起以三皇五帝、夏商周為核心敘述對象，是一個或多或少具有延續性的發展過程，構成了持續強大和完整的文明。理想的核心，即神圣的一統架構，能吸收所有與先后統治中原的“中央”（central）王國們接觸過的小規模文化與族群。中央權力在春秋戰國“分裂”（disunity）世紀之后得到鞏固，秦朝與漢朝的統一成為了成功的典范。服務于漢朝“皇帝”（emperor）（基于“天下”的概念）的儒家學者，繼續擴大這一基于大一統的普適性理想。從三國分裂只不過是短暫的來看，這一理念被很好地繼承了下來；直到今天，即使是外來游牧民族征服者，也有期望能夠統治一個統一“中國”的野心。此外，這也讓中國人無法想象一個分裂的中國會是“正常”（normal）的。

        相比之下，歐洲的一部分最早是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城邦，另一部分則根植于游牧傳統的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因此，即便有羅馬帝國、希臘化世界和東羅馬帝國的努力，大一統的理念從未具體化（除了在天主教名義下的一個短暫時期）。由此，一個強大的法律傳統保障了王權、市政權乃至個人權利，從而蓋過了中央化的行政力量和對鄰邦的兼并。語言和其他文化差異有益于強化國王、貴族和地方之間的差異，國家（和軍事）權力不斷被用于重申不同的傳統。

        因此，直到今天，歐洲依然在應對著內部不同的民族認同，每個國家都為各自的民族而驕傲。與此相反，中國在努力使所有境內的“族群”（nationalities）都認同普遍被認為擴大的、統一的、強大且占多數的漢民族。就中國統治者和精英而言，雖然這項任務十分艱巨，他們也鍥而不舍，以使中國這一概念得到鞏固和加強。

        

        問題四：您是否受到一些當時的學術觀念、學術思路的啟發，從而確定了以這樣的一個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研究五代史？

        王：當我開始研究時，并無一個清晰的關于權力結構的觀念。我對歐洲歷史的閱讀，讓我得以窺探他們在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權力結構。當考慮到中國歷史時，我震驚地發現，很多中國的統治者，包括十世紀與二十世紀，都想爭取重新統一中國并為此而上下求索。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分裂時代，也有形成許多不同的權力結構，比如：西周和東周時期的封建制，秦始皇的中央化官僚帝國，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貴族”（aristocracies）體制，從西漢和東漢時期的儒家型的，到軍事型的（拓跋統治者）和佛教型的（南朝統治者），以及臻于頂峰的隋唐時期文化世族和軍事貴族之間的平衡。我當時并不知道隨著黃巢之亂而被打破的這一平衡，將由哪種權力結構來取代。我知道的是宋代成為了一個高度中央化的官僚國家，由文人官員服務于專制統治者。那么，這一轉變在880年到960年之間是如何發生的呢？

        于是，我一年接著一年，一個機構接著一個機構，一個藩鎮接著一個藩鎮地追索著能夠在一個長時期內使得中央化更加容易的轉變。這就是引領我描述新型權力結構的原因。回過頭來看，我發現對于當時正在發生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轉變，我說得不夠多。如今我認為，我應該更加著重于儒家統治理念的重新確認，因為這為唐代文官家族的后裔提供了信心和知識，一旦時機成熟，即可重新建設新型的中央化行政。

        

        問題五：您在畢業回馬來亞后，在1963年出版博士論文之前，是否有對博士論文予以修訂？做了哪些修訂？是在怎樣的學術環境下出版的？

        王：我很遺憾無法就論文進行更多的工作。回到馬來亞大學任教時，我被安排教授1500至1800年的中國史課程，即明清轉型期。此外，我不得不顧慮到當地社會和政治的散亂，對我們東南亞的華僑來說是很痛苦的轉變，我們需要面對本土后殖民地時期國家建設和民族主義的壓迫，以及馬來亞內部的共產黨武裝叛亂，和滲入我們整個地區的冷戰。從我1957年回來到1968年去澳大利亞，我無法詳列當時我在大學里和社會上的種種活動。1957年，馬來亞成為獨立國家，并在1963年成為馬來西亞（包括新加坡），1965年又分出新加坡。那是一個同時充滿希望和不穩定因素的年代。1959至1968年，我一直在吉隆坡任教，并領導一個歷史系從事創建一個稱之為馬來西亞的新國家的國家歷史，并準備用國語馬來語來教授課程。

        簡單地說，我并沒有時間再看我1957年的博士論文。當新成立的馬來亞大學出版社建議我出版博士論文，并就此咨詢我在倫敦的論文審查者時，最終決定按原樣出版。這一決定在1961年做出，當時我正在倫敦亞非學院訪問，就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這一課題查閱《明實錄》。我關注于永樂皇帝（朱棣）及其作出的派遣鄭和去東南亞的決定，包括位于戰略要地馬六甲海峽的滿剌加國之興起，及此一新興王國與明朝的特殊關系。

        

        問題六：您在1963年版致謝中，提及您受到杜希德、蒲立本、霍爾等先生的幫助和鼓勵，可否談談您具體受到他們什么樣的幫助和鼓勵？

        王：我在問題二中已經或多或少回答了這一提問。

        需要說明的是，我當時得到了來自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馬來亞）的獎學金，霍爾教授被指定為我的導師，且希望我能選擇一個東南亞的題目作為博士論文，我也確實準備從明朝與東南亞的關系開始研究。當我決定研究唐宋之際的中國本身的歷史時，霍爾教授十分理解與支持，并幫助我請到杜希德來指導我。

        1955至1956年，我在劍橋住了一年，那里的中文教授蒲立本指引我認識到歐洲古典學傳統多方面的奧妙，這是西方漢學的典范。他本身就是來自加拿大的古典學畢業生，并特別熱衷于告訴我他自己所受到的語言學訓練。他對比了歐洲和中國的古典學傳統，并指導我閱讀相關領域的著作。這非常有用，有助于我理解東方學者眼中的漢學方法。

        英國的研究生體制并不依賴嚴密的監督。我的正式導師霍爾對我的選題一無所知，因此他請杜希德來指導我。每當我去見面時，杜希德也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制度的主要原則是，如果大學并不認為我們能夠或多或少自己完成，它就不會同意我們開始博士論文撰寫。當時并沒有課程作業的要求，也沒有任何形式的經常性課程或會面。開始撰寫時，我們都是獨自行動的。杜希德督促我閱讀更多的日本論著，他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向我指出他所知道的優秀論著。我參加過一個亞非學院的定期日語課程，但那根本不起作用。真正給我幫助的是與亞非學院道爾（Ronald P. Dore）教授之間非正式的一系列會面，在此期間，我們閱讀各種關于近代史、文化和社會的日文學術論著。另一位經常參加這一閱讀小組的成員是孔飛力（Philip A. Kuhn），我想他也會很感激這些會面。

        

        問題七：您在1963年版致謝中，提及您的同窗好友黃麟根博士閱讀了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批評，不知黃博士的批評具體集中在哪些方面？另外，大陸學界對于黃麟根博士的學術業績也并不熟悉，可否對黃博士的生平稍作介紹？

        王：黃麟根（1931-1983）教授是我一位很親密的朋友，同時也是一位研究東南亞，特別是英屬馬來亞地區經濟史的優秀學者。他寫過兩部優秀的著作：《新加坡的貿易，1819-1869》（The trade of Singapore, 1819-69;1961年）、《1914年前的馬來亞錫業：特別涉及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彭亨等州》（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1965年）。

        我們都是新加坡時期馬來亞大學的學生，他比我低一個年級，我夫人是他的同學兼好友。當我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并讓夫人為我打印時，她詢問我，如何能保證我的研究和結論走對了方向？于是我請麟根來閱讀我的草稿，他是唯一一個從頭到尾閱讀我草稿的人。這完全不是他的研究領域，但他十分認真負責，他認為我的研究太“緊湊”（compact）（他的原話），一些句子需要更多解釋。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人，能夠如此仔細地看我的草稿。他的建議也使我重新書寫了一些句子，從而使得我的觀點更為清晰。所以我對他心懷感激！

        

        問題八：您在中譯本序中展望對于“五代世紀”的更多研究。您覺得今天的“五代世紀”研究有什么新的氣象？有哪些新的條件？有哪些問題？

        王：我理解并重視中國歷史傳統中的各種斷代史或通史書寫。遺憾的是，對于分裂時代如三國和南北朝的研究，依然傾向于關注各個王國和朝代，從而時常忽略一些重要的轉變，即通貫整個帝國的權力爭奪導致了不同集團的出現。

        不論從斷代或通史視角去研究，很容易忽視那些飽受不間斷戰爭和流離失所之苦的團體和人民，他們怎樣生存、適應和改變。當面對分裂最為徹底的歷史時期如“五代世紀”時，人們更傾向于棄置這一混亂時代于一邊，轉而關注在它之前的唐代和在它之后的宋代。我也認識到我所得到的結論基于北方中國所發生的事，而不包括南方和中間地帶的人們，不僅僅是十國，也有在兩國或多國之間的互動。

        我認為在當下的中國史書寫中，很容易看到這一缺點。我們也有來自歐洲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例子，在這些國家邊界通常是流動的，甚于中國。我們必須更好地學習這些，并詢問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是否可能在長時段中利用無論哪種分析工具來進行細致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