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與博物館

        公元前4世紀，在建立龐大帝國的過程中，希臘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把從歐亞非三大洲搜集和掠奪來的珍貴藝術品和稀有文物，交給他的老師亞里士多德進行整理研究。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去世后，他的部將托勒密·索托爾（Ptolemy I Soter）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并在其都城亞歷山大城創建了專門收藏文物的繆斯神廟和珍藏圖書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將其在南征北戰中搜羅藝術珍品珍藏其中。繆斯神廟便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博物館”，而希臘文的“繆斯之殿”（Mouseion），也逐漸演變為現代歐洲各種語言的博物館（如英文Museum）一詞。

        15世紀末開始，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開辟新航路、發現新大陸，揭開了歐洲列強向外殖民擴張、構建帝國的歷史，而歐洲王室和貴族也隨之掀起搜集海外珍奇異寶的熱潮。從那時起，歐洲每一座動人心魄的偉大博物館的背后都是一個龐大帝國擴張掠奪的腳步。時至今日，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博物館無一例外都是一個世界性帝國的縮影。

        “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館！”這句大英博物館引以為傲的口號，恰恰是昔日大英帝國在全球擴張的生動寫照。大英博物館初建時僅有7萬件展品，但隨著“日不落帝國”的擴張，其藏品升至今天的700萬件，其中不少珍品都來自掠奪，這也使得大英博物館成為希臘、埃及等國追索文物的重點對象。1801年，英國駐奧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額爾金勛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了希臘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和伊瑞克席翁神廟。他不惜破壞兩大神廟的承重結構，從神廟上野蠻地割取19幅浮雕、15塊墻面、56塊中楣、1個女像柱、13個大理石頭部雕像，釀成了駭人聽聞的文物劫掠事件。這些無價的雕塑如今被稱為“埃爾金大理石雕塑”，成為大英博物館希臘羅馬館的鎮館之寶，同時也是希臘人心中永恒的傷痛。1860年，老額爾金的兒子小額爾金（James Bruce）率領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并焚毀了圓明園，英軍大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將其中所藏東晉顧愷之的不朽名作《女史箴圖》的唐代摹繪本盜往英國，與1907—1914年間斯坦因從敦煌藏經洞盜走的敦煌壁畫和經卷一起成為大英博物館東方藝術館的鎮館之寶。

        法國巴黎盧浮宮藏品不斷豐富的過程，同樣也是法蘭西帝國在歐洲、美洲、非洲和亞洲擴張的過程。法蘭西帝國對外用兵擴張時期，如佛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侖一世等人統治期間，是盧浮宮館藏文物增長最快的時期。尤其是在拿破侖一世當政時期，幾千噸各國最好的藝術品從被征服國家運到了巴黎。對拿破侖來說，每一件天才的藝術品都必須屬于法國。他將盧浮宮改名為“拿破侖博物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裝飾盧浮宮，宮內巨大的長廊上布滿了掠奪來的藝術品。拿破侖戰敗后，歐洲各國先后從盧浮宮追索回5000件文物。但由于法國人圓滑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說服力，依然有許多掠奪來的藝術品留在了盧浮宮。例如，盧浮宮競技場院拱門上的馬群浮雕是法軍從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馬可大教堂頂上拆下來的；鎮館三寶中的“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Aphrodite of Melos）”、“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來自法國駐外使節或法國軍艦的巧取豪奪。盧浮宮1828年設立的古埃及館中，神廟斷墻、木乃伊、頭像等350件藏品，都是拿破侖的軍隊在征服埃及時盜掘而來的。東方藝術館門口守護亞述國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 of Assyria）王陵的五座“人面牛身雙翼神獸”，展廳中的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等珍貴的亞述和古巴比倫文物，大都來自19世紀中期法國人在西亞的盜掘和劫掠。

        英法之間還曾經爆發數次文物爭奪戰，其中尤以“通向古埃及的鑰匙”——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爭奪最為著名。1799年7月，拿破侖侵略軍在埃及港口城市羅塞塔附近發現了羅塞塔石碑，將其運到法國在開羅設立的埃及研究所供法國學者進行研究。1801年，在埃及的法軍戰敗投降，法國學者攜帶埃及文物隨法軍避走亞歷山大城。英國軍隊宣稱要沒收羅塞塔石碑及其它埃及文物，法國學者表示堅決反對，并威脅說如英軍強奪便會燒毀他們所掌握的全部埃及文物。1801年9月，英法簽訂“亞歷山大條約”，規定英國接收羅塞塔石碑在內的埃及文物，但允許法國學者保留相關研究資料和石碑拓片。其后，羅塞塔石碑被英國軍隊運回英國，從1802年開始在大英博物館公開展覽，目前埃及政府還在向英國索還羅塞塔石碑。

        俄羅斯圣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法語，意為隱宮）同樣也是在俄羅斯帝國擴張的背景下建立和發展的。1712年，彼得大帝擊敗強敵瑞典，遷都彼得堡，邁上了急劇的擴張和西化之路，使俄羅斯迅速成為強大的帝國。其后，沙俄帝國以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和“第三羅馬帝國”的名號自居，聲稱繼承羅馬帝國的法統，向西干涉歐洲事務，向東加快擴張步伐，并在征服中不斷掠奪文物。“隱宮”博物館中收藏有14萬件古希臘、古羅馬藝術品，不少都來自拜占庭。從19世紀60年代起，俄國加速了對外高加索、中亞、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的殖民擴張，并向中國的新疆、蒙古和東北地區滲透。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原始文化部、東方民族文化部中的大多數文物都是在其在向東擴張的過程中掠奪而來的，其中就包括從中國敦煌和黑水城劫掠而來的珍貴文物。

        在世界四大博物館中，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帝國主義色彩相對淡化，從其它國家直接掠奪而來的文物相對較少。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品不斷積累豐富的過程，也正是美國在二戰前后迅速崛起，成為世界頭號政治軍事強國和資本帝國的縮影。美國以政治軍事實力為后盾的世界性經濟資本擴張，塑造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輝煌。       

人文主義與博物館

        人類對于世界的好奇與興趣、對歷史的記憶和紀念、對于美的追求和對稀有物品的收藏都是博物館產生的源動力。現代歐美一流博物館的藏品基本都以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雕塑和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為精華，而這兩種作品中所彰顯的人性光輝正是人文主義的完美體現。

        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極大激發了歐洲人對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和文物古跡的熱情，意大利城市共和國的貴族和學者們狂熱地搜集古代文物，甚至不惜毀壞古代神殿遺址，用拆下的廊柱、雕塑來裝飾自己的家園和別墅。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文化精英對古代文物的狂熱，雖然對文物古跡而言未必是幸事，但其對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卻為近代博物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更為關鍵的是，文藝復興促進了人性的解放和天才藝術家的誕生，進而催生了一大批不朽的繪畫和雕塑等藝術品，奠定了現代歐美一流博物館的典藏基礎。

        17世紀，歐洲一些私人收藏家開始將其珍藏文物向大眾公開，私人博物館相繼出現，進而推動了大型公立博物館的產生。1753年，英國著名收藏家漢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將其一生珍藏的71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贈給英國王室。英國議會通過向公眾募款籌集資金，以漢斯藏品為基礎建成大英博物館，于1759年正式對公眾開放。其后，不少英國貴族和學者紛紛效仿，將畢生珍藏捐贈給大英博物館，以期能夠永久完整保藏。人文主義精神的凝聚和人文主義作品的匯集造就了大英博物館的輝煌。

        人文主義精神同樣造就了中國最早的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05年，懷抱實業救國理想的清末狀元、民族實業家張謇在家鄉南通創建博物苑，期待通過博物苑以及通州師范學校，來啟迪民智、培養人才、造福地方，進而實現教育和實業救國理想。在張謇的苦心經營下，南通博物苑被建成綜合性的地方博物館，在開啟民智、傳承地方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南通一時被譽為“理想的文化城市”。正是張謇強烈的人文主義理想，使得博物館在中國扎根生長，給中國的博物館事業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      

民主主義與博物館

        民主主義是博物館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基石，近現代的民主主義革命不斷推動博物館由私有性向公共性轉變。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2年5月，法國國民議會宣布昔日的皇宮盧浮宮將屬于大眾。1793年8月，盧浮宮藝術館正式對外開放，成為公共博物館。1852年2月，受到法國啟蒙運動和英、法博物館的影響，俄羅斯的新“隱宮”向公眾開發。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俄政府將整個冬宮撥給艾爾米塔什，并于1922年正式建立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向公眾全面開放。

        民主主義革命同樣也催生了中國最重要的兩大公立博物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民國。1912年，民國政府在故宮的端門與午門設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并1920年正式成立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為今天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1914年，民國政府將承德避暑山莊和沈陽故宮的清朝皇室藏品移至故宮乾清門以南的“前朝”部分，在文華殿和武英殿成立“古物陳列所”，將原藏深宮大內的皇家文物向社會公眾開放。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末帝溥儀逐出乾清門以北的“后寢”部分，民國政府接管整個故宮。1925年9月，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家公立博物館之一。

        可以說，近代以來博物館不斷開放的過程就是近現代社會不斷民主化的過程，而博物館從私有到公立的蛻變往往都是由一次偉大的民主革命所催生的。當代中國公立博物館向公眾免費開放，反映的正是中國民主進程的深化。     

科學主義與博物館

        17世紀歐洲發生科學革命，由此誕生的學術機制和科學精神，不但為現代博物館的陳列和展覽提供了科學的分類，更提升了博物館藏品的價值和意義，文物分類法與修護技術也隨之而日益進步，使博物館學呈現出新局面。伴隨著歐洲國家的擴張，歐洲學者也開始在中東、北非、南亞、中亞和東亞展開考古發掘、探險和研究，埃及學、亞述學、印度學、敦煌學等新的研究領域相繼建立完善。

        1822至1824年，法國天才學者、埃及學之父商博良通過解讀埃及學的鑰匙——羅塞塔石碑成功破譯了天書一樣古埃及象形文字，從而打開了通過塵封數千年的古埃及神秘歷史的大門。如西方古代人夢寐以求的煉金術一樣點石成金，讓一方碑石具有了非凡的意義。在此基礎上，商博良于1826年籌建了盧浮宮的古埃及館，并親自出任埃及館館長，通過搜求不斷豐富埃及館藏品，并通過學術研究不斷解讀和揭示館藏埃及文物所隱藏的歷史，提升這些埃及文物的價值和意義。

        學術研究的進步往往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使得許多原被認為無用的廢物變成珍貴的歷史文物。1908年，清代內閣諸臣以舊檔無用為由奏請焚毀內閣大庫檔案，經羅振玉和張之洞搶救入學部，1913年由歷史博物館接收。1921年春，北洋政府以財政困難為由，核準將歷史博物館所存大部分檔案分裝八千麻袋作廢紙賣給造紙店，釀成了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幾經周折損耗才歸由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后，王國維將內閣大庫檔案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文書并列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四大發現”。經過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的宣揚，內閣大庫檔案等清宮檔案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中研院、北大、故宮等單位對清宮檔案展開整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國史學研究的繁榮。時至今日，劫后余生的內閣大庫檔案成為海峽兩岸博物館的重要藏品，而后人也才有機會通過這些檔案去了解真切、生動、鮮活的明清歷史。

        （作者系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西北歷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