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增長可用“非常態”形容，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接近10%，經濟結構極度重型化，基礎設施建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成就很大，挑戰也不小。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這種“非常態”不可持續。

        因此，中國經濟從“非常態”向“新常態”過度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在經濟條件發生重大轉變之后，中國經濟沒有必要冒著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風險，去賺取“非常態”發展道路上的最后一個銅板。

        不過，從“非常態”向“新常態”過度，同樣也面臨挑戰。最直接的挑戰就是挑戰決策者的定力。經濟增長速度從10%左右向7%左右調整，三個百分點的增速下調很難不引發人們對中國經濟未來能否繼續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擔憂。但是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提出“新常態”這一重要戰略判斷時所指出的，要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這種平常心態的底氣在于，新常態雖然面臨經濟增長速度換檔的顛簸與陣痛，但同時也有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可供發掘。我們可以從供給端來說明這一點。

        “新常態”下之所以會面臨經濟增速下調的挑戰，很大程度上在于供給因素中的人口因素、要素成本出現了拐點，即中國人口增速下降并可能出現負增長；中國由于環境污染壓力大，將提高清潔能源的使用，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成本。

        但是供給因素中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做得好，能夠成為“新常態”階段的經濟增長動力。這個因素就是制度因素，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用混合所有制替代國有體制，徹底激活民營經濟。這將在未來極大提升企業以及經濟效率。

        實際上，在過去“非常態”時期，每一次基于經濟下滑而出臺的宏觀刺激政策，由于國有資本與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占據的獨特領域和地位，都獲得了極大的膨脹，同時，由于擠出效應，惡化了民營經濟的生存環境。因此，這個過程在支撐了經濟增長速度反彈的同時，也極大損害了資本與企業的投資效率。

        除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新常態”下可以釋放的制度紅利還有很多，不再一一舉例。必須強調的是，所有制度紅利，只有伸手去拿去爭取，才能真正地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