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唐曉峰教授的發言贏得的笑聲是最多的，他講了許多與周錫瑞以及他的夫人葉娃交往的往事，非常親切；而葉維麗教授的發言，則非常不同，她有著雙重身份：葉家的家族成員，以及歷史學家。因此之故，她的發言就多了一份厚重，她提出，葉家五兄弟這一代人，在近現代史中的還沒有明確的定位，要正視一二?九運動留下的革命遺產。        

        唐曉峰：我比在座各位認識葉娃的時間都要早得多的多。我認識葉娃的時候還在上小學，和她住在一個院子里。院子里很多東北農村來的孩子，葉娃和大家不一樣，像個小公主。我后來念了考古，我媽說，葉娃也念了考古。我就想，小公主不是該拉小提琴、跳芭蕾嗎？怎么也學刨土的考古了呢？后來，1991年我去芝加哥開會，李零教授也在，有人指點我看，那個美國教授像不像林肯？我說，的確像。又過了幾年，聽說他娶了葉娃。我想，怎么兜到葉娃那兒去了，她成林肯夫人了？再后來認識葉維麗，她說她是葉娃親戚，我心說，葉娃又來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遇到一個在美國讀書的女博士，批評我對學術術語的使用不準確，非常凌厲，我問她，你導師是誰啊？她說，我導師是周錫瑞。這個女博士研究清末民初北京城的變化。我跟隨我老師侯仁之先生研究北京城，關于北京城的近代研究又很缺乏，所以很重視她的學術成果、研究方法。

        隔了幾天，和周錫瑞教授聊侯仁之，周先生說，侯先生老家河北棗強縣那兒有一個侯大肚子你知道嗎？我心說周教授真厲害，我和侯先生聊了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棗強縣基督教很流行，侯先生就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周教授后來還主編過一些城市研究的東西。這本書我可以從方法得到啟發，我研究人文地理，一個城市就像一個家族，這些人在北京城做了什么事情，大的背景下，這座城市發生了什么變化。《葉》這本書我打算好好讀讀，當然，也不單是為了關注葉娃怎么回事。        

        葉維麗（美國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教授、葉篤成之女）：《葉》這本書寫得相當精彩，許多事件都寫出來了。可是，這些事件中參與的人，他們的思想理念、他們的精神追求，我覺得，還是平了一些。我的父輩們到了晚年，也就是八十年代以來，可以說形成了非常明晰的家族認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說起來，從五四一直到七十年代，葉家這個大家族是受到猛烈沖擊的，能夠在這樣一個時代形成家族的認同，這么一個有著自覺家族意識的城市家族該怎么去解釋，這是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提出一個“南開五兄弟”的概念。葉篤義三伯伯，葉篤莊五伯伯，葉篤廉六伯伯，葉篤正七伯伯，葉篤成，我父親，老九，他們都是在南開中學受到了完整的教育。剩下的大伯伯、四伯伯、十二叔，他們的教育是支離破碎的。我覺得，葉氏家族的認同是以五兄弟的認同為核心的，家族認同感的基礎是南開五兄弟彼此之間的認同。

        我自己要提的問題就是，他們彼此之間認同的核心在哪兒？僅僅是親情嗎？我親耳聽到五伯伯葉篤莊不止一次地說：我們這樣一個家庭的孩子，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按照今天的說法，我父親那一輩人還不止是富二代、官二代，可以說是富五代、官五代。這個家族的孩子沒有跟著國民黨走的，要么是參加共產黨，要么是和共產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七伯伯葉篤正說，這一代人從只知有家到知道有國，他們是怎么從只知有家到知道有國的？順著這個問題往下，我想問的是，這樣一個從家到國的認知過程，和近代中國，特別是九一八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背景是什么關系，和南開中學的教育是什么關系？南開中學是自由主義的教育、美國實驗主義的教育，在這樣的土壤中，怎么產生了激進主義的一代人，從我五伯伯開始左傾的這么一代人？他們和二十世紀中國那場如今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中國革命是什么關系？

        最近鳳凰衛視在播《抗日戰爭》，講到去延安那一代的時候說，三十年代，左傾是很時髦的事情。我聽了非常反感。當年沒有什么時髦不時髦，左傾是要掉腦袋的。葉家五兄弟不是趕時髦，他們不是被政治化的一代——如今咱們喜歡用“被”，什么都是被動式。他們不是被左傾的，他們有自主性。他們非常迷茫，非常“憤懣”，想要為國家、為民族找出路。關鍵詞是“找”，這是一個主動的動詞。同學、兄弟之間，同齡人之間一起在找，互相影響、互相碰撞。

        這一代人后來去了延安，是被審查的對象。審查背后的一個根本的疑問就是，你們生活這么優越，干嗎跑到延安來？中共在那個時候已經相當程度上成為了一個農民黨，他們不懂得這些城市青年為什么要來。恐怕，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始終不是很了解“一二?九”這代人。

        關于毛澤東時代，周的書中，非常簡單地講了一下葉的家庭生活史，主要講的是我六伯伯葉篤廉家。我自己一直在想，對毛澤東時代的書寫是否只有政治運動史、政治迫害史？毛澤東時代有沒有社會史，有沒有日常生活史，有沒有公共衛生史，有沒有教育史，有沒有婦女生活史，有沒有經濟建設史，有沒有科技發展史？有的。講葉家五兄弟，至少講到我七伯伯葉篤正，可以把科技史、科學發展史放進去。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我三伯伯葉篤義，他是法制委員會的，當時法制委員會其實做了一些法制建設的工作，他做了些什么？書中沒說。我五伯伯葉篤莊編過一些關于農業的雜志，且不講當時流行的米丘林或者是摩爾根這些東西，對中國近代科技的專業化，他們都是有貢獻的。

        怎么評價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覺得，《葉》這本書的寫法也很自然。因為西方對這個歷史時代的研究基本上是這么一個框架和路子。我覺得這不是周個人的問題，是在美國做中國學的問題，而且包括中國學者該怎么去做這個時代的研究，其實都是很困惑的。毛澤東時代不是只有政治運動史，可是咱們就說說政治運動史，因為政治運動史對這個家族，對這些兄弟影響太大了，而且他們所處的位置都不可能置身度外，都是在風口浪尖上。在那么一個親不親階級分，只講黨性，親情和人情被踐踏在腳下的年代，那么一個兄弟們被政治運動和政治標簽分隔在不同的敵我營壘的時代——請注意，我用的是“被分隔”。總之，在這樣一個家庭親情遭到不斷被破壞的時代，彼此如何勉勵、維系兄弟之間的關系，有的時候，幾乎成了很細很細的一條線。但是，這里面呈現出來的畫面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一團濃灰色，因為有個詞叫shades of gray，是有層次的。

        怎么給他們這一代人定位？對那代人我想說，我們今天仍然缺乏理解，不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應該如何定位，給他們的待遇是老紅軍。他們不是老紅軍，可是他們是什么？這里面確實牽扯到三十年代的中國城市、知識青年和二十世紀歷史的關系，和中國革命的關系，這沒有梳理得很清楚。2006年我到雨花臺看展覽，那些被槍斃的烈士，看他們的履歷，很多都是知識青年。可是我再到雨花臺的公園，一進門是群雕，幾乎全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后排站了一個，還是一個老年的知識分子。我敢說雨花臺被槍斃的沒有農民，工人有幾個不知道。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怎么書寫這代人呢？不知道。我看過余英時先生的一個說法，他說參加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有兩類人，一類是走投無路的窮人，今天管他們叫“流民”，第二類就是邊緣化的小知識分子。我想請問，葉家五兄弟是邊緣化的小知識分子嗎？不是。

        我還想說，我父親這代人生前，除了我七伯伯有一個科學技術的舞臺，五伯伯、三伯伯都被廢了二十年，死后，歷史又不知道該怎么來書寫他們。我真是想替這代人來問一句，如果沒有這一代人，不光是葉家五兄弟的這一代人，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中國革命會是什么樣子？可以想象嗎？沒有“一二?九運動”，可以想象嗎？我還想問，如果五十年代以來這代人，特別是我的五伯伯和三伯伯不在政治上被廢掉，中國革命今天的遺產會是這個樣子嗎？會讓今天的年輕人談起革命來就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