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南嶺團隊深耕田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2021年4月16日，復旦大學史地所邀請到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于薇副教授作為主講人，吳滔教授、謝湜教授作為與談人，分享南嶺史地研究的所思所感。來自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40多位老師、同學參加了活動。現場氣氛熱烈，討論深入，現整理紀要，以饗讀者。

于薇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

南嶺的田野工作始于2011年，至今已正好十年。我們想借此機會稍作回顧、總結，也談談對明清制度變遷和南嶺區域發展的想法。

南嶺，實際上是五嶺通道（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和五山阻隔（大瑤山、莽山、九嶷山、陽明山、海洋山）共同組成的一片山區，平原、大山、交通線在此相匯。十年來，我們在廣東、廣西、湖南3省13個縣進行了22次田野調查，并按地形、交通、政區等要素將以上區域劃為江永、藍山、宜章、江華四大片區，共收集到400多部族譜、600多通碑刻，以及千余件契約、檔案。其中，江永片開展了9次田野，所獲文獻中碑刻、契約較多，已經整理出版了《湖南江永碑刻集初編》。藍山片田野有6次，所獲文獻同樣以碑刻為主，還發現了珍貴的《寧溪所志》，另有《湖南藍山地方文獻初編》正在準備出版。宜章片開展了7次田野，族譜與土地登記較多。江華片開展了3次田野，總體上文獻較少，但檔案館留存了不少契約，值得利用。

五嶺通道+五山阻隔=“南嶺”

我們團隊強調歷史人類學加歷史地理學、研究加教學并進的工作思路。特色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實地調查，有拉網普查與定向調查兩種策略，不同的地點各有側重。具體而言，拉網普查要先沿著國道，嘗試繪出平地傳統交通線。在此基礎上，摸清山地傳統交通線，了解地形、地貌及聚落狀況。經拉網發現，在南嶺地區，大路一般有納糧交倉、商旅往來、大宗貨物流通等功能，小路則適用于趕圩或村落間交往。定向調查主要針對特定聚落，或是從地方志中找到線索，或是求助當地文物局，或是利用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的信息，為進一步的調查摸清線索。總體來說，四大片區地理環境各異，具體調查方法有不少區別：江永片屬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初期以定向調查為主，近兩年圍繞桃川所和枇杷所的周邊村落進行了拉網工作；藍山片地質主要由大型花崗巖、砂礫巖組成，小盆地與小沖積扇相織，枝狀水系縱橫，所以基本沿著流域進行拉網工作；宜章片是大型花崗巖、砂礫巖山體中的狹長盆地，發源于莽山的樂水河流經全區，已開展多尺度拉網；江華片屬大型石灰巖山體，按說應該沿水路展開，但近年來由于水庫修建，水路交通線變化大，所以目前調查還是沿公路線進行的。有幾個重要的跨分水嶺線路，都已做過調查。

藍山片區地形地貌與農田一瞥

江華片區考察軌跡：碼市—大橋—荊竹—水口—碼市段

二是要求在“歷史現場”閱讀文獻。這種訓練分成兩類形式，一類是工作坊和研究生課程，帶著既有的問題意識和其他區域的經驗在歷史現場閱讀文獻。一類是本科教學，這種情況下，學生們當天調查拿到的材料要盡可能當天就讀掉，我們會貼著南嶺當地文獻和當地問題引導學生。也就是說，專題工作坊和研究生教學中我們注重學術脈絡問題意識導向，本科教學則更關注南嶺文獻、南嶺問題。

田野調查工作的開展過程中，民間文獻的收集、整理，尤其是進行及時登錄備案，是決定調查工作成效的一大關鍵。為此，我們設計了固定的登記格式，以便將每天的收獲全部電子化。與此同時，也要注意提前設計聚落調查表，便于開展訪談，避免遺漏重要信息。除此以外，我們也充分利用了GIS工具，將其運用在族譜研究上，以嘗試復原當地的姓氏分布和遷入時間等。

宜章黃沙堡碑刻點位圖

文獻整理工作中GIS工具的使用

在“歷史現場”閱讀文獻，是南嶺工作的核心理念。在專題工作坊和研究生教學上，我們一直努力引導青年學者、研究生帶著既有的問題意識或其他區域經驗開展工作，這方面有著較強的延續性，像2012年舉辦的“衛所·族群·市場：明清帝國在南嶺的拓展”歷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至今還是南嶺工作的基本框架。本科教學，強調的是文獻整理和討論，進入田野前，會讓學生閱讀當地材料，形成整體想象。考察期間，再讓學生每天總結行程、提煉問題，最后各小組慢慢集中到專門問題的研討上。

學生調查和收集碑刻材料

縱觀南嶺研究的發展歷程，有三篇文獻影響極大。趙世瑜教授《“不清不明”與“無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區域社會史解釋》指出了山地作為帝國內陸邊疆的屬性；陳春聲教授《瑤人、蜑人、山賊與土人》強調了山地社會人群身份標簽的互換；劉志偉教授《天地所以隔外內》闡釋了山地具有的溝通功能。在師長的點撥下，經過這十年以來的摸索，我們也逐漸對明清南嶺地區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比如謝湜嘗試通過國家制度變遷、生存策略與社會重組、聚落格局與重構三大板塊，來勾勒明清帝國在南嶺地區的拓展邏輯，雖然是以藍山的材料為基礎的，但總體看在南嶺四個區域都有著比較好的適用度。

謝湜：《明清時期軍屯制度對南嶺山地鄉村聚落變遷的影響》

從南嶺研究的具體問題來看，這個區域的一大特點在于軍、民、瑤混雜，且經常有身份互換。在南嶺的各類遺存中，衛所的辨識度最高：在盆地，有百戶所、軍堡；在山上，則有隘、寨。南嶺的衛所可以分成三大類：交通型、屯墾型、軍事型。前兩類多，后一類少。在明代分類派役的體制下，徭役短缺是南嶺山地明代歷史的一個核心問題。因為當地的州縣和衛所同處一地，還與大量軍戶、瑤人不應徭役。“縣所關系”是理解南嶺的一個關鍵，連帶衛所屯田、民籍學額以及衛所裁撤前后的故軍應役等話題也都是近些年我們研究的問題。

《扶靈瑤統紀》中的地圖

明清制度演進的節奏，在南嶺地區稍顯滯后。明代正德瑤亂、清代康熙衛所裁撤、咸同間地方動亂，都對該區域的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際，地方社會秩序進行了重構，入清以后，區域聚落人群結構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這種轉化機制，可以分為故軍型、招佃型兩類。宜章黃沙堡、藍山寧溪所原屬茶陵衛，當地人在入清后，仍不斷重申“故軍故事”，即以故軍身份承種田地。江永桃川所、江華錦田所分屬寧遠衛、永州衛，當地盛行的則是招佃制。處理方式上的不同選擇，與不同政策相關。隆慶《永州府志》載有對逃絕撂荒問題的解決辦法，是允許“各處屯額，既丈出余田，自可募人領種，所入子粒，自可盡供兵食”。也就是說，寧遠、永州兩衛的管理政策相對寬松。而東側的郴州，可能政策就嚴格一些，所以后來的經營還是需要強調故軍身份。這種差異，直接影響了人群結構，進而作用于聚落形態。與此同時，分布在隘道上的四大民瑤之一的勾藍瑤等等，其聚落也有了一定發展。另外，就交通往來而言，衛所裁撤后，其原本阻隔民、瑤交往的作用隨之喪失。漢瑤之間的密切往來，進一步促進了基層市場的發育。

清代宜章漢瑤通往馳禁后的市場進程

江永勾藍的聚落與隘道

《黃氏族譜》中對連盛圩的記述

在十年南嶺的研究中，我們最初設定的衛所、族群、市場這三個主題經過拓展，逐漸落實到制度在地方的實踐、人群與地域社會、市場與交通線三個更具體的問題上。南嶺研究團隊這些年的工作和思考，匯編成了三輯《南嶺歷史地理研究》，同時產出了十余篇以南嶺為核心問題的本碩博學位論文，涵蓋制度、政區、衛所、市場、交通、聚落等話題。雖然目前的研究成果比較多的還是史料導向，也存在“碎片化”的危險，不過大家對南嶺基本問題的追尋從來沒有缺失。在我們理解，南嶺的基本問題就是交通問題。其實，前輩學者們早已點出了這一關鍵。周去非《嶺外代答》中就曾說過“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我們認為，無論經濟活動、聚落進程、生存策略還是地方社會，最終都要置于南嶺交通這一問題上去綜合分析才能整合認識，否則就有可能導致進一步的碎片化。這是歷史地理訓練賦予我們的自覺，也是歷史地理訓練給予我們的能力。

南嶺的基本問題是交通問題

另外，還有幾項未來得及展開的工作，是接下來的突破重點。一，GIS、數據庫和地圖技術的利用程度還有待提高。二，南嶺傳統水陸交通線比較復雜，還要繼續深入調查。三，應該進一步進行分區和空間分析，從流域視角開展綜合工作。四，明清賦役制度和山地政區的發展特質還須進一步探索。五，南嶺族群和人群問題還需要深入思索。盡管南嶺團隊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我們絕不希望僅此而已，團隊在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學習會一直繼續。

南嶺初步工作成果

最后，還是要感謝團隊。大山里的工作，如果沒有團隊協作，不可能展開。強調團隊也是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的傳統。期待大家都能把團隊堅持下去，把工作不斷做下去。

吳滔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教授]

最開始在南嶺地區做田野，我們有點發蒙。目前看起來，那時的工作應該是受到了華南研究的很多啟發，又嘗試將歷史地理學調查與歷史人類學田野結合起來，才逐漸摸索出現在的經驗。剛剛于薇講的很全面了，我再稍作一些補充和展望。

第一，南嶺東面的大庾嶺路，是唐宋明清時期的重要交通線。隨著工作的推進，我總感覺對南嶺山系的東邊同樣要有所關注，像驛傳、水上運輸人群以及以南華寺為代表的佛寺對地方社會的影響，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展開。在空間上，目前我們的研究區域之間還有不少空隙，也要努力填補起來。

第二，區域研究和地方行政制度研究都是我們一直關注的核心課題。1980年代以來，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愈發興盛起來，歷史地理學對這一研究趨向的貢獻還有待總結。我們在研究實踐中逐漸明白，只有把握區域主導要素，才能理解區域社會和區域特性，不論是村落尺度、南嶺尺度，甚至與其他山地進行比較，研究差異或是聯系，關鍵步驟都在于提煉區域要素。另一方面，受中大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傳統的影響，切入區域，我們一般首先從典章制度入手，再去研究人群和其他要素。例如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我們會對偏沅巡撫、上湖南道以及州縣一級的巡檢司做專門研究。這些或許跟田野沒有直接關系，但我們在地方上收集的一些民間文獻常常會涉及這些層級的各種官私文書，對這些專題進行研究也應是南嶺研究的一部分。

第三，現有研究過于強調衛所本位。我在研究江永時，當地有個概念叫“兩相上納”，即熟瑤面對衛所和州縣兩大系統如何抉擇的問題。以前只是模糊地感覺到熟瑤同時和衛所、州縣發生關系，關于這一問題具體情形的考慮則還不夠深入，尤其對州縣賦役的考察不夠。現在回過頭來看，應該把熟瑤開戶和入籍兩種狀態分開考慮。瑤人下山后，無論進入衛所還是州縣，只是開了戶，不一定意味著他們已成為國家編戶，很可能是處于一種編外狀態。在明末差徭征派中，瑤戶占不到便宜。到了清代，許多瑤戶便感到有必要進入某種編戶系統。如此來看，“兩相上納”，其實就是瑤人成為編戶過程中的一個模糊階段。江永地區出現“四大民瑤”，同樣跟入籍有關，這是之前沒有考慮清楚的。

第四，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南嶺在賦役改革中也有自身特色。尤其是驛傳方面，因為地處南北交通線上，徭役負擔很重。一條鞭法改革后，要把役攤到丁糧中，而南嶺人丁稀少、田地有限，應役客體少，因此當地出現了嚴重的“虛糧”問題。由此引申開去，南嶺無疑可以豐富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對我們理解整個明清國家運作體制有所幫助。

目前，南嶺工作還有不少成果沒有得到整合，有許多話題尚待推進。江永研究至今，一直是繞開女書的，包括當地以雙系書寫家譜的傳統很有特色，我們在田野中收集到的家譜里看到有郎名冊、娘名冊，都非常有趣，從文獻系統上這些文本可以看作是家先單和漢人家譜的中間形態。由此看來，人類學的視角尤其是親屬制度極為重要，這也是我們未來需要深入學習、積累的知識領域。

謝湜（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我們三個在史地所的學術訓練中，比較重要的方面區域研究的實踐，比如我和吳滔老師做江南研究，比較關心的是城鄉聯系、聚落空間、制度展布等區域問題。后來，我們仨帶著這樣的關懷走進了中大的課堂，也走向了中大之外的田野。在課堂上，我們會讀哈特向、赫特納的地理學理論，讀法國人文地理學和年鑒學派的著作。我有時覺得，現在我們能看得到的南嶺鄉村聚落，差不多還保留著不少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樣態，這恰恰是早期西方地理學家所處的時代。我猜想他們在討論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基本問題時，所看到的世界有可能就是南嶺這樣的。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比如要在多大尺度上解決地理學研究的單元？地理學是不是要研究地表的一切？什么是合適的研究對象？如何與其他學科對話？這些也都是面對南嶺鄉村時我們想要追問的。

在歷史資料的處理上，不管定性或定量研究，一般會按研究者的標準進行加工，也就很可能不符合歷史上實際的分類方式。然而，當我們閱讀民國時期鄧典謨修纂的《宜章縣志》，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這部縣志按聚落人群在舊時代的制度屬性，如軍家、客家、民家等，進行了人群的分類，我把這種方式叫做歷史分類。又比如民國《藍山縣圖志》，志中登記了民國初年村落級的人口信息，包括男女數量、姓氏分布、姓氏來源等等。這些歷史分類的細致資料，對開展大規模的拉網普查幫助很大。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工作中，就是這樣開始處理聚落分布、人群結構甚至地名等比較基礎的資料問題。到第二階段，我們開始梳理基本制度，審視南嶺山地社會的時空變遷。目前相對比較成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衛所研究上。去年由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趙世瑜教授主編，Routledge出版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ty: M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cies ，就收錄了吳滔老師和我的兩篇關于南嶺衛所研究的文章。衛所是制度、人群、地理三者綜合的空間，連接了若干不同的問題領域，是非常好的抓手。第三階段目前還在繼續，也是挑戰與機遇并存。

在南嶺工作之外，這幾年大家也有各自的拓展。比如于薇對黃河流域考古關注較多，繼續推進先秦史研究，其實跟南嶺工作有許多內在的學理聯系；吳滔做運河研究，運河的連接性可能更強，也是制度、空間、人群三合一的狀態；我自己對東南海島的聚落消長、人群遷移比較關心，想要開展一些山地跟海島的比較研究。

接下來我還希望能把南嶺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試驗場，努力加強社會科學的方法自覺，更多考慮邊緣人群、邊界市場的學理性問題。此外，南嶺某些地方在晚清地方軍事化之后，因團練組織所結成的村落聯盟，其形成過程也可以透視一種小尺度的政治地理。如今的學科局面十分復雜，歷史地理學去往何方，常常備受關注。我希望我們今后的工作，上能夠回應現代地理學奠基者們要解答的核心問題，下可以承接到20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化的地理學問題，這樣做的話，做歷史地理學，就是在做地理學了。

劉永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今天他們談的核心，還是在抓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南嶺計劃確實蔚為大觀，難怪劉志偉老師他們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無論是研究工作、還是學生培養，都頗具典范性。剛才展示的一些可視化成果，也令人印象深刻。

中大有很強的制度史傳統，梁方仲先生當年做社會經濟史，制度就是最核心的部分。三位剛剛沒有提梁先生，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很多在場的同學有必要認識到這個背景。當然，南嶺的衛所、族群、市場三個關鍵詞，討論范圍已經超出了梁先生他們當年的思考。

我在90年代初，曾經跟著鄭老師進行福建宗教碑銘調查，嚴格來說還不算真正的田野。后來受人類學的影響，研究尺度比南嶺要小得多。具體工作時，會強調“終點”，即停在某個具體地點，在一個鄉鎮或類似的小尺度空間長期經營，然后再對制度進行全盤把握，既有整體關懷，又有多層次視角，同時能深入了解當地人的世界觀、宇宙觀，包括親屬制度、地方性知識等等，進而提煉出研究課題。當然，實際工作中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現在學術界經常會提“射程”這個概念，也就是從某種特定角度切入，能處理什么、不能處理什么，是需要研究者考慮的。

張偉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我老家以前屬于衡州府，當地傳統上的交往方向，主要是往東到江西、往西到永州府、往北到省城，所以早些年的人對南嶺熟悉程度有限。一聽說于薇他們要在南嶺田野時，我感覺恐怕獲取材料是比較困難的，因為當地民間有敬惜字紙的傳統，幾乎寸紙不留。但聽了他們的介紹，看來這個顧慮可以解除了。他們居然找到了《寧溪所志》這樣精彩的史料，幾乎顛覆了我對湖南基層鄉村的一些認知。

歷史學家天然會把時間當成一個自變量，地理學家則是把空間、地貌、下墊面當作自變量來考慮問題。湖南南部，在我的認識里基本呈倒T字型：橫的是南嶺，縱的是羅霄山脈。將來如果繼續拓展，應該試試沿羅霄山脈往北走，圓趙世瑜老師多年來想去茶陵看看的夢想。至少走到寧岡一帶，我相信會有不一樣的東西。或者往東，到閩粵贛交界地帶，這樣地理單元也更完整。目前南嶺工作歸納出的衛所、族群、市場三個關鍵詞，主要是對理解區域歷史有幫助，我覺得往東北再走走，或許會有更多地理學方面的發現。

安介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說實話，現在有不少歷史地理學研究主要以文獻為主，田野調查工作并不到位，只是走馬觀花。我們應當學習李希霍芬的方法，從土壤、山勢、水流多個角度，加強對環境的認識。人類學研究很強調深入觀察，乃至親身體驗，但我感覺在某些時候，研究的主客體之間要有一定的隔斷，比如利用日記，能完全拿日記來還原一個人的生命史嗎？恐怕有點問題。通過訪談展開的研究，也容易被受訪者的主觀認識帶偏。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選擇恰當的方法。以前大家總是認為縣以下都是鄉土地理，南嶺的工作能做得這么細，十分值得學習。當然，下一步如何把握小尺度區域的地理學意義、如何在目前工作基礎上更進一步，還要多費心思。

韓昭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正如張偉然老師說的，地理學出身的人看的自變量是地理要素，與歷史學者的視角有很大不同。南嶺的工作既有歷史人類學的精髓，又參考了地理學手段，讓人很有啟發。不過也有兩點值得繼續思考。

其一，南嶺工作已經十年了，始終繞不開碎片化的問題，雖然抓住了三個要素、四個片區，但具體如何開展比較研究？有沒有可以比較的課題？在收集地方文獻的基礎上，也要思考一些更大的學術關懷。選擇南嶺并持續做下去的必要性在哪？抓住這個區域的歷史線索能解決哪些現實一些的問題？應當有更清楚的答案。

其二，今天大家談了很多歷史地理的、區域性的問題，但是這個“地”還沒有動起來。現在只是把“地”作為一個常量，抓住地理環境演變的線索，人地關系就出來了。否則只有區域性，地理感還是有欠缺。

楊煜達（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我也做山地的課題，對南嶺研究有不少同感。從外在形式看，二者差異當然很大，但內核實際上是一致的。我們在西南地區的調查，也是長時間、小尺度的研究，但參與人員較少，現在完成田野的只有兩個博士、兩個碩士，題目包括小尺度區域的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化、人口、市場與湖泊演變，想要解決的是全球變化背景下小尺度區域三五百年間的具體演變。深入田野、做歷史人類學調查，在中大、廈大，這是從骨子里帶來的東西，我們還缺乏這方面的信念和訓練。強調多種方法綜合，將不同學科的研究思路融匯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但在具體制度、社會、人情的把握上，還需要考察者多加揣摩。

楊偉兵（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制度文化的空間過程是中大南嶺團隊今天講的關鍵內容，也是我們一直很關心的話題。長期以來，大家會把歷史地理的田野調查當作是一種經驗主義的做法，有點走馬觀花的感覺。按照老一輩的看法，應該講求實地與文獻的互證，但在實際工作中常會發現，碰到的問題已經不是實地考察加文獻能夠解決的了，科學性也很重要。以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因為無法解釋田野中看到的現象，倒逼自己讀了很多土壤學、水文學、農學方面的書，這讓我很有感觸。就像剛剛韓老師提到的，要帶著科學知識去解決具體問題，這一點，歷史地理學可能在人文社科領域比較好一點，對自然科學的接受或應用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