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周錫瑞新書《葉家》的發(fā)布會上， 章百家、雷頤兩位都談到了中國家族和政治之間的關系。章百家從自身經歷談起，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在百年來作了從保皇黨到革命黨的不同選擇。雷頤則談到，從《葉》這本書里可以看到，現(xiàn)在都以為“文革”對家庭破壞嚴重，家人彼此要劃清界限，其實那時候，家庭某種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強化——可惜中文版把這些內容刪掉了。王焱與孫燕京兩位的發(fā)言，都貼著自己的專業(yè)：王焱從西方政治學的角度出發(fā)點評說，現(xiàn)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識，南方有人開宗親會，續(xù)修家譜，看《葉》這本書就知道，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宗親會常常變成傳銷會，就好像一個生意網絡，大家族已經一去不復返；孫燕京則談到，周錫瑞書中關于太平天國的史料細節(jié)還可以補充。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我自己是先搞世界史，后來去社科院近代史所讀了一個民國史研究生，轉而做近代史，再后來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了就去搞黨史，現(xiàn)在退休了，想搞家族史研究。我感覺我們的歷史書，尤其是通史性質的著作，細節(jié)太少，人物太少。如周錫瑞教授所說，家族史是可以把政治史和社會史聯(lián)系在一起的。近代以來的中國幾乎沒有避風港，中國家庭很難完全避開政治，政治運動會牽涉各個家庭，政治分子家庭在政治運動中就尤其特殊。家族史正好能夠展示一個家族不同代人的命運和選擇。

        北大歷史系邀請我去開了一場講座，我講了章家三代人：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不同選擇。曾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代翰林，他雖然是個保皇黨，卻又主張教育改革，當過京師大學堂教習，他不許孫子——也就是我的父親——看戲，只許看電影，基本是美國電影。他就是這么一個政治上保守、文化上開放的人。當然，我的曾祖父的孩子晚清時候也參加了革命，那個時候都是富家子弟鬧革命，有點像沙皇俄國時期的十二月黨人。到了民國，整個家族進一步分裂。當時，相當多的人對國民黨、軍閥抱有反感，因而雖然家庭出身很好，卻選擇跟著共產黨走。從我自己家庭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家族史越多，越能看到一個國家社會、政治、思想的演變。現(xiàn)在這方面的例子特別少。感謝周錫瑞新書開了個好頭。        

        雷頤（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我想主要談三點。第一點，是關于歷史學的解釋框架和理論體系。我曾經參與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引進和翻譯，組織了近代史所幾個年輕人翻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我來校對。這本書把魯西南、魯西北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作了綜合的整理和分析，有很嚴謹?shù)慕忉尶蚣芎屠碚擉w系。但是《葉》這本書卻是敘事史學的風格，沒有框架和體系，兩者風格不同。現(xiàn)在有些年輕學者認為敘事史學沒有框架，寧愿剪裁史實遷就框架；周錫瑞能建立框架就建立，不能建立就采取敘事史學。而且，他很反對扭曲事實遷就框架，他曾經寫書評批過一本列文森獲獎著作犯了這個錯誤。

        第二點，《葉》這本書細節(jié)很豐富，從中能感受百年家族在政治氣候下的變化。比如，書中講到，葉篤莊被捕之后很久，家人都不知道為什么，因為根本不通知家屬。到了1962年，葉篤莊莫名被放出來，過了一個月，又莫名被抓，因為當時的政治大氣候先寬松了一段時間，后來毛澤東說要抓階級斗爭，又緊張起來了。而且我注意到，葉家躲避太平軍，是全家逃難，到了抗戰(zhàn)時，就是和同學、朋友一起逃難，而不是整個大家庭一起走了。我們現(xiàn)在都說“文革”對家庭破壞嚴重，家人彼此要劃清界限，但是，從《葉》這本書里可以看到，“文革”的時候，家庭某種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強化。比如說，年輕人上山下鄉(xiāng)了，他想當兵，想上大學，都要依賴家庭。書中還有一處說明了這個問題：“文革”前最高領導人夫人很少參政，“文革”中江青、葉群乃至王海容、毛遠新都作為家庭成員參與最高政治。中文版被刪掉了。

        第三點，這本書到處有史實，需要我們認真去讀。比如，章開沅先生在序言中說，那些年，我羈于北美。為什么是那些年，為什么羈于北美？需要你去品味。這也就是為什么章開沅先生在我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開放、很自由。讀歷史的，從這些細節(jié)，能夠看出很多東西。        

        王焱（原《讀書》主編）：五四時候老說，中國人重家族，西方人重個人。其實，博丹在《共和六書》中說，共和國由一個個家族構成——西方人未嘗不重家族。葉家是處在一個家族本位開始走向滅亡的時代，近代中國各種大變動加速了這個過程。葉家是比較有特點的一個家族，通過解剖他們家族近代這幾十年以來的興衰際遇，歷史變得更真切了。現(xiàn)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識，南方有人開宗親會，續(xù)修家譜，看這本書就知道，這種努力是徒勞的，宗親會常常變成傳銷會，就好像一個生意網絡。當下中國重新回到家族本位已經不太可能，在現(xiàn)代性的沖擊下，中國成了一個個人本位的社會。以前有些大家族，近代在政治潮流的沖擊下還在學《資治通鑒》，三個兒子，一個參加共產黨，一個參加國民黨，一個在家守著家業(yè)。最終還是徒勞。這些人，逃得過1949年逃不過“文革”，逃得過“文革”，也逃不過市場經濟的洗禮。                孫燕京（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我讀研究生一年級時讀到周錫瑞先生的《改良與革命》《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這些著作，學生時代就受了他很大影響。拿到《葉》這本書，發(fā)現(xiàn)他文風大變，轉向敘事史學，娓娓道來。我是直接跳到書的后半段，先看1949年以后的部分，因為我也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對當時的事情感興趣，和自己家族背景密切聯(lián)系。

        周錫瑞先生通過史料的勾聯(lián)非常生動地還原歷史場景。但我覺得文獻方面，這本書修訂再版時可以補充很多細節(jié)。清史工程一直在做整理文獻的工作，安慶旁邊的桐城，許多人家里都有詩文集，安徽大學做了桐城派詩文集，一共有八百人的集子，姚鼐、方苞家都是幾代人的詩文集，這些詩文集里也都寫到太平天國了。很遺憾周錫瑞先生沒有來得及利用這些文獻。

        另外，我是研究晚清官場的。周錫瑞先生的書有一個觀點讓我很受啟發(fā)，清代官員的官員生涯，“在路上”的特點特別明顯。過去中國學者研究清代官員，只注重他們任內的“事”，很少關注寫任外的“行”。其實這非常重要，比如林則徐去廣東查禁鴉片，路上走了十六天，這就是一個體察民情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