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日本經濟新聞》駐北京特派員發出一條報道稱：“日中兩國政府正在調整，以期實現11月北京APEC期間首腦會談”。該消息說，今后兩國外交當局將就首腦會談展開磋商。8月4日上午，日官房長官菅義偉否認兩國外交當局已就首腦會實質磋商。

        媒體APEC中日首腦會問題，議論時日已久。安倍8月2日在圣保羅表示，希望APEC期間實現日中首腦會。2012年底第二次安倍政權建立后，中日首腦迄今沒有舉行正式會晤。盡管如此，習安兩人并非絕對沒有接觸。查兩人會面紀錄，得知他們曾在不同場合交談。例如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G20峰會時，習近平與安倍晉三曾同在一貴賓室，安倍主動上前握手，雙方簡短交談。去年10月，印尼APEC期間，習安也握了手。日媒說，除釣魚島問題外，安倍其他問題都愿與習談。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安倍擔心，如跟中國談釣島，會給世人一個印象，即釣島是有爭議的。日本這種設限做法，中方表示不快。在中國看來，安倍說首腦會晤大門永遠敞開，但卻不許談釣島問題，這很費解。

        目前中日正展開空前的宣傳戰。乘坐東京地鐵、城鐵，會發現車內懸掛的新聞類雜志廣告，不少雜志標題強烈“反華”。而書店陳列的大量書籍，屬于妖魔化中國。日本媒體說中國是“反日國家”，如仿此說法，日本可說是“反華國家”。

        中日關系緊張，首腦不能會晤，這是理性現象，還是非理性現象？這個時代要求國家彼此合作、人民相互交流，這是世界大勢。盡管如此，兩國首腦無法見面，這又存在理由。盡管如此，但中日貿易如舊，人員交流不減反增，中日重新呈現“政冷經熱”。從現實看，首腦不見，并非就一定不理性。兩國首腦不見，是有難處，見，則更好。

        今天中日兩國，都處在轉型期。習近平帶領中國，正進行一場深刻的改革，這場改革極其艱巨。改革需要和平、友善的外部環境，但2012年后，中國感到周邊形勢突變，安全壓力增加。2012年后日本對華態度的轉變，也印證了中國對日戰略轉變的判斷。這導致中國對日政策回轉空間壓縮。中國認為，日本充當了域外勢力對華施壓急先鋒。第二次安倍政權建立后，安倍口頭上表示“日本永遠敞開日中首腦會談大門”，另一面在對華外交上卻展現對決姿態。中方批評安倍言行不一，拒絕其首腦會晤要求。

        目前日本在進行另一轉型。戰后近70年間，日本仍然對二戰后的國際秩序“不服”。 安倍呼吁打破戰后體制，代表了相當部分日本人的心聲。這些日本人，對于今日日本的國際地位，存在悲情，每年日本政府、國民紀念廣島長崎原子彈受難者，其深層心理復雜，對美國的怨恨并非消散。

        今天中日關系，滲透出強烈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來自該地區近代國民國家建構過程。今年恰值甲午戰爭120周年，該地區重新挖掘那場戰爭的歷史記憶。在不少日本文學作品中，那場戰爭是“義戰”。戰爭中形成的國民萬眾一心氣概，至今仍深深嵌入整個民族對“輝煌時代”的記憶。而這場戰爭，對中國來說是民族恥辱，也是建設國民國家的動力。對于同一場戰爭，中日兩國國民記憶如此不同。今天的中國政府，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重視民意。如何撫平國民歷史記憶中的痛傷，才是最要重視的內容。因而，今天的中國對日外交，必須更加反映民意。

        第二次安倍內閣后，安倍一邊搞“中國包圍網”，一邊說首腦會大門永遠敞開。這增加了中國對日不信，也讓中日首腦會遙遙無期。但安倍也深知，中國是無法逾越的存在。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安倍深知，打開對華外交，可為日本擴展國際空間。

        7月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安倍支持率驟然下跌，這對安倍長期政權構想是一危險信號。安倍對戰后憲政體系的挑戰，引起民眾普遍不安。戰后民主制下成長的主流民眾開始發聲，拒絕安倍。制止支持率下跌，安倍寄予“奇策”。習安會，在安倍看來，是其增加支持率的有效手段。

        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否認中日雙方外交當局已進入首腦會事務磋商，也說明APEC中日首腦會并未鐵板釘釘，中日首腦會晤與否，仍有未定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