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日本史學界并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盡管戰爭爆發之初，日本就曾以“世界大戰”來為這場戰爭冠名，但由于大部分亞洲國家沒有直接卷入戰事，所以“歐洲戰爭”的印象對日本影響頗深。以至有學者稱它是一場被日本遺忘了的戰爭。時光荏苒，一戰爆發至今已經整整一個世紀，在世界各地多種紀念活動紛紛展開之際，有關一戰的討論重新進入日本學界的視野。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一戰的研究和反思，日本并非從來漠不關心，其實早在當年戰爭爆發期間即已開始。學界、商界、出版界甚至日本的軍方都或多或少留下了當時對一戰的觀察與分析，涉及的領域包括軍事、外交、經濟、西方國家的國家動員、戰后歐美各國的發展等等。可以說，今天日本的一戰研究是在這些基礎上形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成果。同時，受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大戰文化史研究的影響，近年日本的一戰研究也呈現出偏重文化史而對軍事、外交研究不足的傾向。今年新出版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綜合研究”共同研究班的學術論著《現代的起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現代の起點　第一次世界大戦）4卷本、池田嘉郎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帝國的遺產》（第一次世界大戦と帝國の遺産）、井上壽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本）基本上代表了日本學界的這一趨勢。

山室信一等編著，《現代的起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卷本，巖波書店，2014年

池田嘉郎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帝國的遺產》，山川出版社，2014年

井上壽一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講談社，2014年

        這些作品的共通之處在于展示了對現實的關懷：即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以后，面對今天世界共有的全球化、大眾時代、不停息的民族紛爭等問題時，日本該如何理解發生在20世紀初期一戰的歷史意義。而這一關懷是基于同一個共識，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場總力戰，也是現代世界的起點。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近年日本一戰研究的一個中心。其2007年成立的共同研究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綜合研究”， 用“世界性”“總體性”和“持續性（即現代性）”三個關鍵詞來概括那場戰爭，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精神史（思想史）的角度重新解讀一戰帶給當時和今日社會的影響，并以此來解釋一戰作為“現代世界起點”的含義。

        所謂“世界性”，有兩層含義：一是相對于以往將一戰定義為歐洲戰爭的研究而言，其內容包括一戰對非歐洲國家的影響；二是強調作為全球化，也即西方概念中“世界”的范疇從歐洲擴展至全球現象的起點，一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現代的起點》第一卷“世界戰爭”通過一戰對非歐洲國家影響的考察，對一戰“世界性”的歷史意義做出解讀，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告訴人們世界是一個整體，正因為戰爭是世界性的，締結和平也需要世界性，有關國際秩序的世界性認識由此誕生。

        第二卷“總力戰”研究了一戰的“總體性”。該卷考察了戰爭期間各國的動員情況，將焦點對準失去空間和時間界限，隨時備戰的國民。具體而言，作為人類歷史上總力戰的起點，一戰的爆發使戰爭不再僅限于軍事上的競爭，還包括了資源戰、工業戰、經濟戰、財政戰、補給戰、外交戰、政略戰、科學戰、文化戰等。這也就意味著戰爭的勝負并不完全取決于戰場上的廝殺，還取決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當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成為戰爭的主題時，對國民的動員在時間上不再局限于戰時，在空間上也不再局限于前線和軍需工廠，而成為一種全民隨時備戰的狀態。

        基于對一戰總體性的認識，“精神的變容”成為叢書第三卷的主題。因為若沒有輿論的操縱來調動國民的思想與意識，使之投入戰爭，一戰是不可能發展為總力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輿論戰或者說思想戰也成為戰爭的一部分，其利用所有現代的新式工具，包括無線電、電影、報紙、雜志等對所有國民進行連續的精神上的動員。結果使國民的一言一行在不自覺中成為受戰爭操控的對象。換言之，國民的精神隨著戰爭的爆發成為另一個戰場。

        第四卷“遺產”將一戰的持續性即現代性作為思考的主題，強調一戰與二戰以及現代社會之間的關聯，提出一戰是一場“未結束的戰爭”，其影響不僅貫穿整個20世紀的歷史，而且至今仍存。該套叢書集結了日本33位學者共42篇論文，可以說基本上代表了日本學界一戰研究的最新動向，也代表了百年后日本學者對一戰的新的反思。

        池田嘉郎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帝國的遺產》提出的問題與《現代的起點》相同，都是在21世紀之初的今天去思考一戰帶給20世紀乃至當今社會的影響及其本身的歷史意義。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側重于解讀一戰后形成的“現代世界”的內涵，而此書則側重于闡釋一戰帶給整個世界的意義。編者同時也是作者的池田嘉郎將“帝國的遺產”作為切入點，把一戰放在帝國的歷史脈絡中進行考察，運用比較文化史的方法，對各國在一戰背景下所發生的不同的變化進行研究。該書所用的“帝國”概念并不同于“帝國主義”，而是將其作為20世紀世界的基本構成單位在使用，其范疇包括了各種類型的國家和政權。面對簡單將今日之國民國家投影到過去的歷史觀，池田嘉郎強調這一視角能夠糾正這一傾向，看到其潛在的變化。

        相較于以上兩種著作，井上壽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雖然思考的也是一戰對現代社會的意義，但他把考察的范圍限定為日本，考慮的是一戰對于日本現代社會形成的意義。把一戰對日本的影響或者一戰與日本的關系作為考察對象，本身并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日本早期為數不多的一戰研究中，曾擔任駐華外交官的田村幸策（1887-1985年）曾出版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本外交）一書；70年代，梅津和郎還出版過一本《暴富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成金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日本），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描繪了一戰對日本的影響。與這些研究相比，井上壽一的視角更廣闊，所用的資料也極為豐富，涵蓋了外交、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六個方面。但是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在思考一戰與日本關系上表現出的反思。作者注意到戰前與戰后日本核心人物為應對一戰帶給世界價值觀念的沖擊所作的調整。正如作者在日本雜志《本》上所言，無論是對鄰國的寬容還是在國際社會上的外交哲學，今天的日本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一百年前的日本學習。

        不難發現，在對一戰的研究中，今天的日本學界打破了以往以歐洲為中心的框架，更多的關注其作為“世界大戰”對全球的影響與意義，并在研究中表達了對“戰爭與和平”這一主題的反思。而這一點恰恰與百年前日本對一戰的觀察與分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戰之后，日本為何在短短十幾年后重新走入戰爭，并且從一戰中的戰勝國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者，或許這也是今天學界在探討一戰對現代世界意義時不可忽視的內容。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