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人早期的憲政思潮多側重于對議會的觀察，多認為議會的最主要職能是有助于上下輿情的溝通，從而為朝廷決策收集思廣益之效。

        §近代西學東漸，中國人雖逐漸接受西學，但這種一元化的真理觀并沒有發(fā)生變化，只不過真理從中學移至西學而已。

        §為了追求他們所認為的惟一“真理”，規(guī)則對其有利時就嚴格遵守；不利時，就玩弄規(guī)則、超越規(guī)則。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啟成

李啟成，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法律史。曾出版專著《晚清各級審判廳研究》，點校《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新著《外來規(guī)則與固有習慣——祭田法制的近代轉型》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曹勉之，北京大學法學碩士生，主治美國憲政史，旁涉比較法律文化等。

        曹勉之：在《速記錄》中，議員往往秉持文明和野蠻的二元分野，在他們的論辯策略中，立憲成了建設文明國家的不二路徑，立憲就能和西方平等會商，接下來似乎就能革除條約之患，收回領事裁判權。

        李啟成：近代中國憲政思潮的輸入是在國族危機愈加深重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關于這一點，我在后邊會細說。這里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人早期的憲政思潮多側重于對議會的觀察，當然漸漸也注意到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上面來。他們多認為議會的最主要職能是有助于上下輿情的溝通，從而為朝廷決策收集思廣益之效。在這個意義上，它完全能服務于富國強兵之目的。

        及至日俄戰(zhàn)爭以日本取勝告終，被當時很多國人解讀為立憲戰(zhàn)勝專制。歷史學家李劍農講得很到位：“于是反對變法立憲的人也沒得話說了。俄國的人民也暴動起來了，俄國的政府也有立憲的表示了，中國還可獨居為專制國么？”既然日俄戰(zhàn)爭被如此解讀，那當然專制與立憲分別代表野蠻和文明，如能立憲則會像日本那樣實現真正的富國強兵，收回領事裁判權，最終與列強平起平坐。晚清禮法之爭，法派最具力量的理由就是這一點。在資政院里，持這種主張的議員多為法政新青年，人數也不少。

        但需要指出的是，還有相當多的議員不是這樣的，比如我們熟知的嚴復即認為沒有地方自治作為基礎來開發(fā)民智、培養(yǎng)民德，光有國會是靠不住的。等到1910年他本人被選為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對出席常年會以及討論議案不是特別熱心，在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中僅發(fā)議3次，甚至因為開會遲到早退還受到了一些年輕議員的批評。這類議員通常被視為保守派，人數不少。他們一般而言，傳統(tǒng)學問造詣頗深，人生閱歷較豐富，崇尚中庸之道，對固有政教很珍惜。他們多贊成速開國會，但反對新刑律中那些與傳統(tǒng)律例極相抵觸的條款，這可部分證明他們的價值取向。故我以為觀察資政院議員，雖同屬立憲派或改良派，群體考察綜合分析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到他們的個體特征，避免將其臉譜化、標簽化。

        曹勉之：在《速記錄》中，議員對于立憲普遍懷有低姿態(tài)，一方面，這表現為對西方政教文明的虛心求教，并不刻意標榜主體性，另一方面，它或而走到了惟洋是舉，以各國最新立法例為改革目標的“矯枉過正”上面。不能“虛心切己”地意識到中西之別，或而也是立憲史上的一個遺憾。

        李啟成：同前一個問題相似，你所說的“惟洋是舉”可能只是部分議員之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否則，在晚清就不會有禮法之爭，在資政院也不會有“藍票黨”和“白票黨”等稱呼了。這里要思考的是為什么部分議員會“惟洋是舉”。一個王朝到了晚期，我們往往說它是內憂外患不斷、天災人禍并行，晚清稍有不同的是，因外患而加劇內憂，如何避免外患、實現富國強兵是當時朝野重點關注的，保國保種保教之說能引起很多人共鳴的原因也就在此。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歸來，打動朝廷的不就是“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這三條嗎？在當時，真正實現了富國強兵的是西方列強。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實現富國強兵，在晚清朝野看來，表面是技藝上的船堅炮利，其實是以憲政為核心的制度優(yōu)勢。故出路顯而易見，就是要在制度和技藝層面上“西化”。及至民國成立，發(fā)現制度西化也解決不了問題，就有了“文化西化”，到這一步，就是全盤西化了。此是后話，就不展開了。

        邏輯既如此順理成章，國族危如累卵，當然他們無暇從而也無力虛心切己從系統(tǒng)到細節(jié)探究中西之別，確實是中國近代憲政史的遺憾。在晚清，還有不少資政院議員認為中國雖在制度和技藝上不如人，但在文化教化上卻獨步天下，更愿意從文化類型角度來闡明中西之異。但他們對中西文化之異的解釋也多半是結論先行，回頭再去找證據。這就注定了他們不可能對該問題進行學理化探究。更關鍵的是，為拯救國族，“西化”已是勢不可擋，保守派的主張、立場當然會日趨勢微。章士釗所指出的“黨人不學”這一嚴重問題確實道出了近代中國憲政演變的癥結。所謂“黨人”，當然包括立憲黨和革命黨，也包括激進派和保守派。

        曹勉之：這里面，士人風骨和法政新知的關系就格外有趣起來，所謂資政院三杰的羅杰、雷奮等，他們的人生經歷和際遇就都是很有趣的樣本。

        李啟成：我以為，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是近代中國一個大事件，我們對其影響一直估計偏低。在這一點上，費正清等海外學者的眼光可能更犀利。科舉廢除之前，士大夫是以服膺圣人之道的態(tài)度來讀儒家經典，個人信念和前途是相對統(tǒng)一的。儒學自春秋時期形成以來，隨著社會變遷和王朝更迭，自身雖發(fā)生了各種變化，但在這不斷的變易中，儒學尚保存著一不變的基本性格，那就是真正的儒者應以天下蒼生為念，并以此諫諍于暴君，甚或直斥其非。這種性格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士人風骨。

        資政院議員中的大多數人，在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前，多已成為秀才、貢生或舉人，少數還成為進士。科舉廢除之后，恰逢留學潮，他們就到海外，主要是日本去學習法政。所以在這批人身上，士人風骨和法政新知能得到良性結合。資政院三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是易宗夔、羅杰和雷奮。

        易宗夔，湖南湘潭人，1874年出生，年輕時在梁啟超創(chuàng)辦的《湘報》上發(fā)表文章，頗受矚目。1903年赴日入法政大學學習，歸國后一直在湘潭和長沙辦教育。他在第一次常年會共發(fā)言419次，是激進派議員代表，被戲稱為《水滸傳》中的李逵。

        羅杰，湖南長沙人，1867年出生，也是日本法政大學畢業(yè)，回國后在本省從事教育和地方自治工作，共發(fā)言138次。

        雷奮，江蘇華亭人，1877年出生，為清末狀元張謇門生。日本早稻田大學卒業(yè)。共發(fā)言146次。

        這三人，總發(fā)議高達703次，占整個民選議員發(fā)議數的1/4左右，且他們在彈劾軍機案、速開國會案、新刑律案、預算案中都有突出表現。

        曹勉之：有趣的是，《速記錄》所呈現的晚清立憲政治只能說是歷史的一個面向，從同時代人的日記檔案中，我們又能看到另外的一面。就以汪榮寶為例，您在小傳中就說，他白天在議會上慷慨陳辭，到了晚間卻奔走于權貴之家。

        李啟成：史學研究之所以需要充分利用多種類型的史料，就是要發(fā)現歷史的多重面相，盡可能接近歷史之本來面目。拿汪榮寶來說，他在近代中國法制史中很重要。《速記錄》中的汪榮寶熱心君憲、對新法制建設盡心盡力。我將汪榮寶在資政院常年會上的發(fā)言與其日記記錄對照，發(fā)現汪榮寶等法派人物為了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新刑律》，集體商議，搞了很多小動作，故意讓《新刑律》“分則”完不成三讀程序，使得禮派在議場表決“無夫奸”的勝利成果化為烏有。

        汪榮寶將這些幕后動作記入日記，固有誠實一面，亦表明他認為如此幕后操作，沒什么不對。因為在他們看來，模范列強，制定新律，乃是中國走向進步的惟一正確道路；禮派人員完全是程度不足，無法理喻。為了追求他們所認為的惟一“真理”，規(guī)則對其追尋有利時就嚴格遵守；不利時，玩弄規(guī)則、超越規(guī)則也是理所當然，沒什么不應當的了。殊不知，這些規(guī)則都是汪榮寶他們所認可的。法治之真精神，必包含守法；守法之要義，不在于有利時能遵守，恰在于不利時亦能遵守，只要它本身為我所認可。在這個方面，號稱“趨時”的法派議員，反不如“守舊”的禮派議員表現得好，實在是近代中國的悲哀。

        傳統(tǒng)中國越到后來，皇權專制愈登峰造極，是非實際上越來越出于一尊，強化了中國人一元化的真理觀，成為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近代西學東漸，中國人雖逐漸接受西學，但這種一元化的真理觀并沒有發(fā)生變化，只不過真理從中學移至西學而已。到20世紀初，以進化論為實質內容的天演論風靡中國思想界，而進化論是以肯定發(fā)現了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的普遍發(fā)展規(guī)律為前提的。這一時期，正是這些法派議員接觸并學習西方新知的階段。他們接受了進化論，自然更強化了其本就固有的一元化真理觀。

        一元化真理觀表現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是惟一的，那些信奉一元化真理觀的人也往往傾向于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既然真理在我手，那采取各種手段以傳播真理、推動真理之實現就是完全應該的了。這是汪榮寶他們超越規(guī)則行事、搞幕后小動作卻心安理得的重要原因。如何克服這種自認為真理在握的價值準則，養(yǎng)成寬容之習慣，培養(yǎng)守法精神，是建設中國憲政尤其需要留意之處。

        曹勉之：士人風骨似乎成了一個斷裂的傳統(tǒng)，在此之后，與立憲沾邊的人物大有人在，有的議員從北京做到廣州，從民元國會做到非常國會，算是兩面為人，幾世做官。論政治的原則或是操守，則往往蕩然無存了。

        李啟成：在北洋時期，各種臨時、正式國會開開閉閉，議員數量增加很多，但他們對政府的慷慨批評之詞卻越來越微弱，反之特別費、賄選總統(tǒng)等丑聞迭出。民國成立，大部分較為“保守”的君主立憲黨人，以資政院議員為代表，因不贊同共和立憲而被邊緣化，更年輕同時也更傾向革命的新一代人成為民國議會的中堅，情形有些變化，其體現之一就是真正信念的弱化，這就是你所說的士人風骨之斷裂。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士人風骨的斷裂，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新一代議員成長之時，科舉已被廢除，儒學，尤其是圣經賢傳，不再是他們自小浸淫并進而內心服膺的東西。此一價值之源被抽空，儒家經典多等同于諸子，成為章句記誦之學，不復有安身立命之大用。本來，處于近代這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包括價值系統(tǒng)在內的新陳代謝本就含有某種必然性，無可厚非。但代替儒學、代替科舉之新學問，也就是新式法政之學，主要是給修習者提供知識和技能，卻無法為其在深層次上提供價值之源、安身立命之道。建立在統(tǒng)一價值觀基礎上社會最低限度的共識沒有了，為人自然就缺乏底線，議員們又何能例外！

        曹勉之：從資政院議員的人生歷程里，我們觀察到了“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的兩條不同路線，革命之后，很多議員回到家鄉(xiāng)，開始了地方自治的建設。這場立憲的高潮最終以悲歌一曲收場。

        李啟成：受余英時先生研究的啟發(fā)，我以為，士階層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生以來，尤其后來的儒家士大夫，其政治理想是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要實現這個理想，他們必須取得君主的絕對信任和支持，像諸葛亮與劉備、王猛與苻堅、王安石和宋神宗那樣。將這種行道模式概念化就是“得君行道”。及至明代，宰相制度被廢除，君主專制日漸強化，君主不再承認士大夫的政治主體地位，只是在工具層面上認為士大夫對他們治國有用而已。而明代除了極個別外，絕大多數君主都不足與言治國平天下之道。因為對君主個人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失望，以王陽明先生為代表的諸多士大夫漸漸認識到要實現政治抱負，不能再采用傳統(tǒng)“得君行道”方式，而要“覺民行道”。

        所謂“覺民行道”，指的是士大夫以宗族、鄉(xiāng)黨等社會關系為基礎，以族田、義田等為物質載體，通過民間宗教崇拜、撰修族譜、制定家法族規(guī)、鄉(xiāng)規(guī)民約等手段，為大多數黎民百姓創(chuàng)造了一個相對自治的生存空間，讓暴虐專制的皇權進入不去基層社會。清代統(tǒng)治者盡管依舊不承認士大夫的政治主體地位，但認識到民間社會的穩(wěn)固對朝廷長治久安有利，遂把士大夫“覺民行道”的內容拿過來自己用，即《圣諭廣訓》所講的“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xiāng)黨以息爭訟”。這種情況到了晚清，隨著西方地方自治思潮的傳入，士大夫逐漸意識到地方自治乃國民進步之階梯、憲政之根本，同時這種地方自治之內容以教育、實業(yè)等為基干，恰與明清士大夫所一直努力創(chuàng)建的民間社會空間有相通之處，因此諸多士大夫愿意投身到此種自治活動中來。

        進入民國后，當年的那些資政院議員，他們中不少人仍然堅持在君憲之下通過教育和實業(yè)之發(fā)展來改變中國的道路，并不認同以革命手段來建立共和憲政的做法，遂在清亡后，主動遠離了政治舞臺的中心，回到生長于斯成名于斯的家鄉(xiāng)，依舊從事基礎性的教育或實業(yè)工作，以此度過余生。這些議員們在民國的歸隱或者說邊緣化，昭示著君主立憲在中國的完全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