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12歲生日那天收到父親的一封信，“很不幸，因為戰爭”，他沒辦法參加兒子的生日聚會。波普爾的生日正是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的宣戰日。波普爾后來說，“戰爭的歲月和戰爭的后果對我的智力發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決定性的。”        

        卡爾·波普爾比哈耶克小3歲，戰爭爆發的時候正好12歲，但他比哈耶克更早意識到戰爭和政治對他個人和他這個時代產生的劇烈影響。

        早慧的波普爾在12歲的時候就開始閱讀社會主義圖書，很多年后他還記得那本書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他還參加了一些社會主義團體組織的周日遠足 ，聽其他人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1914年6月28日是周日，12歲的波普爾正例行參加著社會主義團體的周日遠足，在黃昏時，他們聽到了刺殺新聞。一周后，母親帶著波普爾和他的兩個姐姐去薩爾茨堡的一個村莊過暑假。

        卡爾·波普爾的生日是7月28日，生日那天他收到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他沒辦法參加兒子的生日聚會。父親的信是7月27日寫的，波普爾后來說，他父親在戰爭爆發前預知戰爭不可避免。波普爾的生日正是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的宣戰日。也許正是這樣一個巧合，波普爾后來說，“戰爭的歲月和戰爭的后果對我的智力發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決定性的。”

        在愛國主義震耳欲聾的日子里，波普爾的父親對戰爭感到悲痛和沮喪。在度假的波普爾沒過多久也回到了維也納，他發現學校里每個人都支持戰爭。對政治很敏感的波普爾注意到，他周圍那些曾經批評帝國主義、反對奧匈帝國占領巴爾干的人，突然之間轉而支持戰爭，這讓只有10歲出頭的波普爾大為震驚。很多年后，波普爾在自傳中才對兒時的驚訝做出解釋，“這不僅是輿論的壓力，而且也是忠誠已經分裂的問題。也是恐懼——對暴力措施的恐懼，在戰爭期間，當局必定會采取這些措施來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因為在持不同政見者和叛國之間并無絕然分明的界限。”但當時的小波普爾還大為困惑。

        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星期里，受到學校戰爭宣傳的影響，波普爾也受到了感染，他寫了一首叫“慶祝和平”的打油詩，他在詩中設想：“奧地利和德國人成功地抵抗了進攻，詩描繪和歌頌了和平的恢復。”盡管這是一首關于和平的詩，但波普爾確信他的國家受到了進攻，奧地利人是在保衛祖國，而不是相反。當時波普爾的所有堂、表兄弟全上了戰場，很多朋友也參軍去了。直到1915年后，波普爾才確信，奧地利的戰爭是非正義的，理應輸掉這場戰爭。他成了徹頭徹尾的反戰分子。13、4歲的波普爾得出這樣離經叛道的看法，他說和自己參加那些社會主義團體有關。波普爾還曾擔心自己的非正統思想會遭到家人的不滿，結果他發現父親比他更悲觀，比他更懷疑這場戰爭。

        盡管有戰爭，但沒有對波普爾自己和家人造成直接的沖擊，每年夏天照例還是外出過暑假。1916年的暑假，他們在伊施卡租了一棟房子。佛洛伊德的姐姐羅莎和他們住在一起，她是波普爾父母的朋友。波普爾還記得，羅莎的兒子也就是弗洛伊德的侄子還穿著軍裝來看望過他們，不久就傳來了他戰死的消息。“這使我認識到那些可怕的列著死亡、受傷和失蹤的人的長串名單的意義。”

        戰爭結束的那一年，對學校教育失望透頂的波普爾綴學了，他打算自學，在維也納大學成了一名沒有學籍的學生。波普爾和哈耶克都是在1918年底進入維也納大學，這兩位20世紀最重要自由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的友誼保持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