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個七月份的尾巴，一定有許多城市研究者，在心中默念：大師再見。

        彼得·霍爾爵士（Sir Peter Hall）于2014年7月30日晚間去世。早幾天，身邊的一些學者還在感慨老爺子精神矍鑠、活力十足，紛紛表示要向他學習。但其實離別每每說來就來。何曾想到，沈堯、劉瓅珣二位中國青年對他進行的訪談，竟然成了霍爾教授談論中國城市的絕響。

        其實，每位城市研究者的書架子上，可能都有至少一本大師的著作。那么，他帶給我們的是什么？我們通過微信等方式，征集到一些城市研究者（包括但不限于規劃學者）緬懷這位大師的理由，以下按照文字長短與時間排序。最后還附上一些學者在微博的分享。

        彼得·霍爾用寬闊的視野對西方世界城市發展、建設、規劃、政策史（尤其是二戰后史），做了開拓性和系統性的總結和評述。

        因為西方是近代人類文明、文化、經濟發展、城市化、城市規劃、全球化等的重心（或者說一極所在），因此他的工作與成果對世界各國城市研究、城市規劃、經濟發展、歷史研究等學科學者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其影響遠遠超越他長期生活的英美。

        最近20年左右，他又多次來到東方的中國、韓國、日本等地交流，并精心、耐心和用心指導和培養有關國家的學術后進（含從未與他謀面，僅通過電郵聯系他的），虛心向當地百姓、同行專家學習取經，學術造詣和對東方世界的感性知識、認識又上新臺階，可稱得上融匯東西、爐火純青。盡管已是公認頂級學術大牛，他始終勤奮刻苦，不知疲倦，幾乎每隔幾年，都會把新的知識和心得用于更新早年的作品或出版新作，著作量大質優，經典屢出。

        和他交流交往過的人，更知道他為人謙虛，毫無架子，知識淵博，待人誠懇，處處體現出典型英國紳士的特點。勤奮刻苦，德藝雙馨，才華出眾，全球影響，他的確是當代最杰出的城市研究大師，沒有之一。

        作為城市發展、城鄉規劃、城市化等多方面（在此將這類城市命題簡稱“城是”）的后發國家，中國如果要把這些做好，研究西方相關歷史、經驗，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霍爾的作品，是西方人對自己相關歷史、經驗（含理論和案例）進行總結反思的經典中的經典，對中國人的意義重大，是前車之鑒，不可不知。

        另外，霍爾為總結反思所建立的一般性可移植的方法論、研究框架、思路、視角，更是影響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人。

        將來，如果說中國要出類似霍爾式的杰出人物，他也必須要像霍爾那樣，首先把中國，但最好是大中華文化圈的城是研究透，出經典。其次，要真正關心和理解中國、大中華文化圈外的城是，盡可能中外融貫，有全球視野。只有這樣，一部分中國學人才真正能做到對中外所有人有益的一般性，做出可移植的方法論、研究框架、思路、視角，才可能在其中出現霍爾式或者超越他的大師。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感覺霍爾的東西，更多是關于知己知彼的，是在戰略層次、認識論上的，比如知識體系如何建構，如何去發現問題，有問題時如何思考和去找答案。如果要具體到中國的現實問題，需要中國人讀通、轉譯霍爾還有其他人的著作，因時因地找到思路或答案。霍爾和其他西方大師作品，除非明確說是針對中國，一般沒有直接給中國人思路和答案的。反過來，任何中國大師作品，對西方人也是這樣。

張軍[多倫多大學地理與規劃系助理教授]：

        彼得·霍爾爵士（Sir Peter Hall）應該確實是稱得上大師的一位學者。在我印象中，100多年的現代城市規劃/研究史上沒有人有比他更大的世界性影響力，而且很少爭議。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曾在英美兩國的名校長期任教，而且近年對亞洲尤其中國也有高度的關注和相當的了解。

        更為重要的，我認為在評價一位規劃學者之先，必須對這個學科有個基本的把握。城市規劃是一個以實踐為導向的經驗性學科，因為如何確立并調節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用地形態與秩序，是人類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但在理論上它幾乎涉及人類社會尤其是公共生活的一切難題，所以十分多元并總是充滿爭議。因此城市規劃在根基上始終存在物理規劃（physical planning）與社會規劃（social planning）之間的沖突與協調的問題。給定約束條件的話，物理規劃基本上可以以“科學”的方式去操作和研究，但一涉及社會，人類的（部分）未來如何可以規劃，甚至是否應當被規劃，都永遠充滿爭議。比如城市規劃理論上應當代表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否存在及如何知道本身就幾乎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一般認為，現代城市規劃起始于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于1902年發表的《明日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書。但這本書1898年的第一版叫做《明天：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霍華德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實干家，他思考和面對的是如何以用地和居住形態為核心和切入點來解決工業革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現代性問題。而人類100多年來都在面對這些問題，至今也沒有什么理想答案。霍華德的題目放在今天的中國尤其切題。

        我認為Sir Peter Hall是一位有霍華德的理想和情懷的規劃學者。他的訃告作者（編者注：指《衛報》的訃告）也表明他一生都對霍華德及其城市理想情有獨鐘。其次，我認為Sir Peter Hall更主要的還是一個實證導向的、以物理規劃為主要關切的學者。如此說，也意味著他作為一個大師級的學者，并不真正以演繹性的規劃理論尤其是規劃哲學或政治學著稱。他的關注和敘述通常較少涉及尖銳的政治和倫理問題，盡管他的社會關懷毋庸置疑。或許這多少是個遺憾，也使得至少部分批判學者對他不太熱衷。但反過來可以說他是實證/歸納性規劃理論的集大成者。我相信也是因為這樣的特質，他更容易受到中國的規劃界以至政府官員的歡迎。無論如何，他所表現出的始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嚴謹求真的學術精神和學者風范。

        他對規劃實踐一以貫之的關注，以及在此基礎上對規劃史細致入微且井井有條的梳理，使他的著作比如《明日的城市》（Cities of Tomorrow）、《城市與區域規劃》（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等幾乎成為全球所有規劃系的基本教科書。他對城市發展史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從他長達1100多頁的巨著《文明中的城市：文化、技術與城市秩序》（Cities in Civilization：Culture、Technology and Urban Order）即可見一斑。

        他的英文寫作一如他的演講，都是極其清晰縝密且令人愉悅的。考慮到他一生寫了50多本書以及各類文章2000多篇，他的巨大影響力就真的難以估量了。顯然他始終懷有羅素所說的那種“不可遏制的求知欲”，一直在不辭勞苦地在全世界旅行，在教學與研究的同時保持對各種規劃實踐的高度關注、熟悉和參與，并進而進行各種案例的比較研究和理論思考。我相信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上，論及規劃界對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的綜合把握，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而這一點，對于一個以實踐為導向的學科是不可或缺、難能可貴的。正因為此，Peter Hall的地位也是幾乎無人可以替代的。

        最后，我覺得Sir Peter Hall之所以能被廣為追念，跟他的紳士風度也是分不開的。不以大師自居的大師才是最好的大師。雖然直接接觸不多，但各種信息都表明他始終是一位踏實謙遜、從容不迫、平易近人的良師益友。以他82歲的高齡，直到上周五還在辦公室指導學生并為學生修改論文。

        所以無論如何，Sir Peter Hall的離世都是世界城市規劃與地理學界的重大損失。愿他安息，也愿他的學術精神和人格魅力永遠激勵后人！

袁曉輝[清華城市規劃博士候選人]：

        規劃學科本身面對的大多是城市發展中的現實問題，而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巨系統。在涉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跨度，和全球、區域、城市、社區、建筑的空間跨度中進行理論研究和探討，開展實踐應用和反思，都需要規劃從業者大量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積累和處理復雜關系時敏銳的直覺，而不僅是對規范的科學方法的掌握。

        這就顯現出一個在理論和實踐領域不斷探索、不斷積累經驗的規劃大師的可貴之處。因為那些積累起來的經驗是需要時間的篩選與沉淀的。所以，對大多勤奮樂于思考的規劃學者來說，年齡的增長會增加他作為規劃師的價值，更不用說常年奮戰在一線、思想方法常用常新的Peter了。帶著多年對城市研究和實踐的寶貴經驗和直覺，如果他可以更長壽，他一定可以做出更大貢獻。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必要的、決定Peter之可貴的因素：他的為人。作為一個規劃從業者，他有大愛在心中，充滿善意與關懷地聆聽城市居民的感受，開放而包容地對待每一位同行、老師、學生，不恃才傲物，不以一己私利左右抉擇。這樣一位德才兼備的規劃大師、人生榜樣的隕落，不能不說是學界巨大損失。

劉行健[美國北卡大學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

        在英國人看來，Peter Hall不僅僅是規劃學家，他首先是一名地理學家：他是劍橋大學地理學博士畢業。英國衛報在在他的訃告開頭寫的是：“The main concern of the geographer and town planner Sir Peter Hall……”

孫永海[深圳市規劃國土發展研究中心綜合交通所所長]：

        對公共利益的追求和推動，這是根本，其余都是技術的表面。中國最需要公共文化的啟蒙和塑造。

黃正驪[同濟大學建筑學博士生]：

        歷史觀

諸大建[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Peter Hall走了。十多年來他一直是自己心目中城市研究兩個方面的標桿。其一，他是研究、教學、咨詢、國際交往的四棲教授，每方面都有世界級業績；其二，他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識萬種人、有理論大廈，自己所謂讀書、讀路、讀人、思考即“三讀一思考”的標桿學者。一直記得他有關城市治理的著作。

黃怡[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

        Peter Hall教授還是離開我們了。因為翻譯教授的著作Sociable Cities，我有幸與教授有了聯系，自2008年末始，往來有20多封郵件。他欣然為中文版《社會城市》作序，并發來照片和簽名。2011年我受托請教授寫一篇關于田園城市和未來城鄉發展趨勢的文章，他又慨然應允，此文我譯成中文后發表于《時代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