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與生育權

在新冠疫情下全球人口縮減的背景下，一年一度的母親節之際，生育再次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

“果殼”公眾號刊登的《生育率降低怎么辦：不是把女性趕回家，而是讓母親能重歸職場》一文指出，全球224個國家中，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個。文中援引了《空蕩蕩的地球》中提到的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城市化讓孩子成為負擔而非勞動力，避孕方法的發展、嬰幼兒死亡率的降低以及親戚、宗教等傳統催生力量的衰落等等。而在作者游識猷看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經濟壓力，托育、教育、購房等方面的高額支出以及對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感讓人們不敢生，即使經濟無憂，照顧孩子需要的人手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也都難以獲得。一系列研究顯示，女性生育二胎的意愿和生育期間得到的勞動保護、家庭支持與生活照料以及幸福感成正比。

2019年2月27日，韓國首爾，一家醫院的新生嬰兒室。

該文主要反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只要讓女性回家，生育率就能上升。這種觀點背后是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即女性的職場參與率和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養育的子女就越少，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成負相關。游識猷指出，貝克爾的結論在1970-1980年代前是成立的，但已經不適用于當今社會。近年的研究表明，女性收入和子女數量的關系是一條先降后升的曲線，女性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生育子女數量會開始上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者2009年在《自然》雜志發表的論文中提出，隨著人類發展指數提高，兩性更加平等，生育率會先降后升。轉折點在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9時，這意味著75歲的預期壽命，25000美元的人均GDP，以及教育指數達到0.95。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6.9歲，但后兩項指標仍有一定差距。

在當今社會，很多女性在不會被職場拋棄、有存款或收入的前提下才會愿意生育。并且與具有傳統性別觀念的女性相比，具有平權觀念的女性更可能獲得相對更高的收入，從而抵御生育風險。在經濟風險和個人責任加大的今天，幫助女性不要因為生育退出職場才能獲得經濟和人口的雙贏。

公眾號“國際媽媽國際娃”日前刊登的《生育權，真的是特權嗎？獻給母親節！》一文中，作者從一名學術女性的親身經驗出發，對生育權是女性的特權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

作者表示，由于密集的學術訓練和長時段的田野調查，很多女性都不敢在博士階段生育。在受到朋友反抗資本綁架的鼓勵后，她決定懷孕，由于預產期臨近開學，又有教學任務，她頗費了一番周折才爭取到休完產假再接手課程的安排。而在生完第二個孩子之后，她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再有精力去沖刺終身教職的目標。有朋友等到當上助理教授后才開始生育，在丈夫的支持下一度前景不錯，卻在新冠疫情的意外沖擊下陷入困境。學校“性別學系”的教授給的建議是，等升到副教授再生育。

文章總結道，生育權不是特權，女性擁有的只是生育資源，由于生育期間的權益難以獲得以及生育對職業生涯的負面影響，要不要使用這種資源、什么時候使用，對女性而言是千思百慮后的博弈。并且這種資源并不僅僅屬于女性和她們的伴侶，還被制度所規訓，一旦使用超出配額，就會受到懲罰。

文章還指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美國學界，由于“母職懲罰”，生育后的學術女性從事低收入且不穩定教職工作的比例比有子女的男性高出132%，孩子在6歲以下的學界女性取得終身教職的比沒有孩子的同行低21%。但對于男性而言，孩子確是他們職業發展的福星。在雇主看來，有孩子的男性更有責任感。有孩子后美國男性的工資平均提高6%，而女性每生一個孩子，平均工資就下跌4%。美國學界取得終身教職的男性中，70%有孩子，女性則只有44%。也就是說，如果生育是一種特權，那么也是男性的特權。

獲得庇護后仍被驅逐的難民們

近日，Patrick Maynard 在《雅各賓》雜志發文探討了敘利亞難民在獲得庇護后卻被驅逐的情況，作者認為這顯示了歐盟人道主義的空洞性。而一個擴張的Frontex（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局）將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一個在公開文件中只被稱為法迪的年輕人一直在進行一場遠比他這個年齡段的人通常想象的要艱難的戰斗。為了逃離內戰，他第一次從敘利亞的代爾祖爾來到歐洲。2015年，德國當局承認他是受法律保護的難民。從那時起，法迪就用他的德國護照尋找他失散的兄弟，他認為他的弟弟被困在希臘，他希望把他帶到德國。

位于希臘萊斯沃斯島的莫里亞難民營

他為這些愿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法迪在2016年11月去了一趟希臘，希望能找到弟弟。當時弟弟只有11歲，為了逃避ISIS招募離開敘利亞，法迪希望能在希臘找到他。

法迪說，當他在希臘埃夫羅斯地區的一個汽車站尋找時，警察找到了他，問他的種族是什么。在回答他是敘利亞人后，他被警察拘留，警察把他帶到一個不知是哪的地方，盡管他抗議說他是一個有證件的德國居民，在歐盟是合法的，有證件可以證明。據稱，他們拿走了他的身份證、文件和財物，然后把他交給一群他稱之為“突擊隊”的人，這些人講德語，有武器，蒙面，完全穿著黑衣服。

他說，這些突擊隊員毆打任何試圖與他們交談的人，他們用一艘橡皮船把一群被拘留的人——有些人只有一兩歲——帶過土耳其的河流邊界。他們處于沒有證件、無家可歸、沒有國籍的狀態，被扔在土耳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從未在那里居住過。法迪花了三年時間才拿回他的證件和歐盟居留權——在此期間，他多次試圖回到希臘，以尋找他的弟弟。他一直沒有找到他。

法迪所遭受的磨難是所謂的“推回”（pushback）行動的最極端版本。在其他形式中，這些行動可能涉及將人們阻擋在歐盟的邊界之外——例如拒絕他們從海上進入。

許多移民權利團體指稱，這種行動通常由歐盟的邊境安全機構Frontex領導，該機構協調各國政府的反移民行動，是歐盟增長最快的機構。組織總部設在華沙，預計到2027年，將從目前相對較小的員工隊伍發展到可能包括一萬名邊防守衛。

這個歐盟機構的任務是只治療那些歐洲國家幫助延續的癥狀，而不是解決迫使人們流動的根本原因。通過拉動控制全球經濟的金融和政府杠桿，工業化國家和后工業化國家的領導人創造了經濟學者Michael Yates所說的緊縮政策、土地盜竊和政治壓迫的“復雜釀造”（complex brew）。

作為這些因素的補充，歐洲國家往往要么默默地參與，要么積極鼓勵向附近的沖突地區出售武器。例如，德國制造商Hensoldt和Rheinmetall在德國政府完全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南非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用于其對也門的戰爭，避開了出口禁令。而法國工業巨頭空客公司通過土耳其運送飛機，躲避對利比亞的武器禁運。這種行為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邏輯產物，因為武器銷售是企業可以進入的更有利可圖的部門之一，而且當發生不當行為時，被收買的政客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些因素——緊縮政策、土地盜竊、政治壓迫和對暴力內戰的鼓勵——共同構成了一個新殖民主義區域，里面的人們從全球南部去到全球北部的機會是很低的。

美國的左翼曾抱有希望，認為拜登新政府可能會在敘利亞問題上采取更多的和平主義立場——也許會將一方從底格里斯河和地中海之間上演的血腥、多面的悲劇中移除——但他們感到非常失望。上任后，拜登立即將轟炸敘利亞放在優先位置，而不是履行其15美元最低工資的承諾。因此，武器銷售在繼續，沖突在繼續，敘利亞難民繼續試圖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生活。

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那些愿意幫助難民的人正成為政府行動的目標。3月1日，一百名軍官突襲了意大利各地的住宅和辦公室，沒收了活動人士的電腦、電話和文件，被告因拯救生命而成為目標。希臘的情況也沒有好多少。正如《雅各賓》去年報道的那樣，至少有一千名尋求庇護者在希臘邊境當局的手中被推回。

Frontex并不用對歐洲人權法院負責，人權法院只對成員國有管轄權，而對歐盟自己的全大陸機構沒有管轄權。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使Frontex更加膽大妄為，以至于它可以放心地把一整架飛機的潛在難民從希臘運走，然后放在土耳其——就像法迪經歷的那樣。

Frontex還剛剛賦予了自己攜帶武器的權力，盡管正如德國廣播公司ZDF發布的Frontex檔案調查網站所說：“沒有法律規定允許歐盟機構的成員攜帶槍支”。換句話說，成員國從未就這些武裝Frontex的權力進行過投票——它們完全是歐盟單方面決定要建立一支屬于自己的準軍事邊境部隊的產物。

法迪喜歡生活在德國，遇到了很多善良的好人，但他希望能回到邊境地區，帶著相機記錄政府在那里的所作所為。

當局可以不理會他——或者再一次綁架他。雖然這可能會再次損害他的生活，但對他們來說區別不大，因為他們的行動幾乎完全是徒勞的：只要全球北方鼓勵的不穩定、不平等和戰爭將全球南方的居民趕出他們的家園，即使有一萬名軍事化、不負責任的邊防守衛也不足以阻止流動。

中世紀的一幕

近日《衛報》則報道了希臘難民營中發現難民尸體被老鼠包圍的事件。援助人員說，盡管歐盟撥出數百萬歐元來改善設施，但希臘希俄斯島的情況仍很糟糕。

幾天前，在希俄斯島的一個荒涼的難民營里，一名年輕男子獨自死在帳篷里。當警衛趕到現場時，也就是這名索馬里難民死亡約12小時后，尸體已被嚙齒動物包圍。最初提醒工作人員的是一個尋求庇護者，后者在看到老鼠成群結隊時驚恐不已。

當天是東正教的復活節星期一，是希臘的國定假日。希臘當局沒有提供這名28歲死者的姓名，他被認為是自然死亡。在一份簡短的聲明中，希臘移民部排除了謀殺的可能性，并說這個“不幸的人”被一名軍醫發現耳朵和手被咬了。“準確的死因將從即將進行的尸檢中得知。”

雖然是注冊的難民，但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這名索馬里男子被要求留在基奧斯Vial山頂的收容中心。自去年疫情開始后，島嶼收容中心一直受到嚴厲的封鎖措施的限制。“我們收容他們并為他們提供食物，因為他們是人類，我們不能把他們趕出去”，這個營地的長官Panagiotis Kimourtzis告訴《衛報》。“當有人死了這么多小時后，出現嚙齒動物也是合乎邏輯的。營地是在2016年很快建成的。這個營地位于自然界中，周圍都是田地。我們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們使用殺蟲劑，但我們能做的只有這么多。”

這位年輕的索馬里人，就像在他之前的數十萬敘利亞人一樣，離開了一個因暴力和貧困而臭名昭著的國家。在歐洲難民危機爆發近六年后，這段已經漫長而危險的旅程的悲慘結局再次凸顯了希臘島嶼“接待中心”的惡劣條件。

對于萊斯博斯、希俄斯、薩摩斯、萊羅斯和科斯這五個處于移民潮前線的愛琴海島嶼上的援助工作者來說，這一事件進一步證明了歐盟領導人在這個邊境所推行的遏制政策的失敗。

國際人道主義組織Intersos在希臘的執行總監Apostolos Veizis博士說：“事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希臘島嶼營地是擁擠和不人道的代名詞”。人們每天都暴露在老鼠、垃圾和暴力之中。在整個島嶼的診所里，兒童經常因被老鼠咬傷而入院。他們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沒有尊嚴的條件下，這實在可恥和令人震驚。

在過去的一年里，抵達歐洲的尋求庇護者人數急劇下降。根據希臘公民保護部的數據，估計現在有11472名男子、婦女和兒童在愛琴海前哨站登記。維爾島在2019年12月接納了5000人，現在接納的人數約為這一數字的五分之一，這是嚴厲的移民政策（包括“疏散”這些島嶼）的結果。

自從歐盟與土耳其達成有爭議的阻止人口流動的協議以來，這些島嶼已經成為歐盟阻止移民的戰斗中的一個緩沖區。雅典收到了約30億歐元（26億英鎊）的歐盟資金，用于在2015年至2020年期間管理移民危機，但批評者聲稱在當地看不到支出的證據，那里的條件受到了歐洲頂級人權監督機構之一的譴責。

在島上工作了十多年的Veizis說：“如果使用得當，我們就不會在這么多年后談論一個中世紀的場景，一個死人被老鼠襲擊。所有的營地都很可怕。每天都有人生病，在精神上和身體上。你不得不懷疑，這樣對待他們，不把他們當作人，而是當作數字，是歐盟故意的政策選擇，以便更多的人不會來。”

在歐盟的支持下，雅典的中右翼政府已經承諾用最先進的“封閉式”設施取代島上的設施。上周，政府的“透明度門戶”證實，歐盟已經撥出近2.7億歐元的資金，用于在明年3月31日之前完成新的營地。其中，1.55億歐元被指定用于萊斯博斯和希俄斯的新接待中心。

希臘和其他歐盟國家一樣，被指責推回了移民和難民。但希臘移民部長Notis Mitarachi最近表示，在土耳其威脅要讓尋求庇護者涌入歐洲之后，隨著邊境管制的加強，自去年3月以來，離開希臘的人比到達的人要多。

他說，住宿設施中的移民和難民人數也從一年前的9.2萬人下降到5.6萬人。他告訴歐洲同行：“在過去的12個月里，更多的人通過驅逐出境、自愿離境或重新安置的方式合法地離開了希臘。我國大約有6萬名被認可的難民，比國家相信的要少。”

雖然希臘的難民人口已經大幅減少，但那些被困在島嶼上的人恢復正常的前景仍然難以捉摸——盡管加速了疫苗接種活動，而且未來幾周內有可能恢復旅游。“長期以來，聯合國難民署一直對島上難民營的不穩定狀況表示擔憂”，難民署在雅典的發言人Stella Nanou說，“除了物質上的困難和挑戰，還有疫情的不確定性，這使人們更加沮喪，因為他們常常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 

網絡漫畫引發對學術發表的反思

近日，蘭德爾·門羅（Randall Munroe）創作的網絡漫畫XKCD刊登了一則諷刺科學發表弊端的作品，用兒童式的語言描述了科學論文的12種類型：“我們把照相機放在了一個新地方”； “我終于可以證明我同事是錯的了”；“免疫系統又出狀況了”；“我們知道怎么制作這種特殊材料了，想要的話給我們寫郵件”；“魚究竟在水下干嘛呢”……這則漫畫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很多學者還效仿創作了針對自己所在學科的版本，形成了一次全球性的關于當代學術實踐本質的跨學科對話。檢驗醫學專業的內科醫生本杰明·馬澤（Benjamin Mazer）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對這場由一則漫畫引發的學術互動進行了評述，同時對大流行背景下的醫學論文發表進行了反思。

馬澤說，真正的科學進展和成功的約會一樣，同時需要準備和機緣，但職業科學家卻必須不斷地創造這樣的魔法。大學往往以在權威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而不是質量來評價其研究人員。科學家們會半開玩笑地抱怨這種需要不斷填充簡歷的壓力導致了有缺陷的和非獨創的發表論文。門羅的搞笑漫畫解釋了一旦剝離了專業術語，學術文獻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一樣，都容易受到重復、淺薄、迎合、瑣碎等問題的影響，很快引發了一場模仿風潮。

短短幾天內，社會學家Kieran Healy創作了一個社會學版，條目包括“這看起來很壞很奇怪但當你是個窮人的時候這非常合理”和“我采用了社會學的路徑，不像某些人。”流行病學家也參與了進來——“我們并不真的明白我們在干什么：但這里有一些模型！”統計學家的版本是：“一項沒人在意的新的穩健方差估計量”；生物學家則表示：“新顯微鏡！你們的都落伍了。”科學記者很快跟進：“讀者喜歡動物。”一名博士生做了一個網站幫助用戶創作他們自己的版本。甚至有人做了調侃科學論文漫畫的不同類型的漫畫……至此，作家、互聯網活動家Cory Doctorow稱贊這個創作笑話的集體項目是“一次揶揄但富有洞察力的自我民族志行動——將自我批評包裹在幽默當中來講故事。”

流行病學副教授、杰出的醫學研究批評者Vinay Prasad表示，這個網絡迷因切中了要害，“很多論文不為任何目標服務，不推進任何議程，可能不正確，毫無意義，也沒人讀。卻是晉升所需要的。”學術文獻中充斥著大量無關內容，但讓馬澤感到困惑的是，在現有的激勵機制下，這種令人遺憾的結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告訴一群聰明而野心勃勃的人在能夠通過同行評議的情況下盡可能多發論文，結果必然是系統被玩弄于鼓掌：一項實驗的結果被切碎放到一打論文里；為了得到更有趣的結果，數據被篡改，結論被夸大。最高產的作者每周都能發表一篇論文，跟不上的人找論文工廠替他們做（或者偽造）研究。

在醫學界，新冠疫情的緊迫性使得快速發表大量論文變得更容易了。諸如《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美國醫學會雜志》和《柳葉刀》等最頂尖的期刊傳統上會將有限的版面留給昂貴的大型臨床試驗。然而在大流行期間，他們開始迅速接收僅僅是描述了幾個病人的報告，很多簡歷由此得到了充實，一些科學家甚至開始把新冠硬塞進很多原本不相干的研究當中。截至目前，已經有20萬篇新冠疫情相關的論文得到了發表，其中只有極小部分會被閱讀或是運用到實踐當中。公平地說，在一場前所未有健康危機中很難預先知道哪些數據會是最有用的，但大流行下的發表加劇了一些早已根深蒂固的惡習。家庭醫生和批評家Michael Johansen指出，新冠論文代表了整個學術文獻的情況，一些真正重要的論文和大量不會也不應被閱讀的東西。例如通過同行評議的證明疫苗切實有效的論文可以拯救成千上萬的生命，從英國全國性的康復試驗中得到的數據為當前使用的標準治療手段如地塞米松提供了強力證據。但關于特殊個例和預測不可預測之物的新模型的論文對醫學毫無幫助。一些糟糕的研究甚至會對新冠病人的治療起反作用（比如羥化氯喹）。

馬澤自嘲說自己是個偽君子，因為門羅的漫畫里就有一個條目是“一些關于別人的研究都很差勁的想法。”但由于《大西洋月刊》沒有被科學數據庫收錄，所以這篇文章的發表對他的職業并無益處。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的內科醫生和科學主任Anirban Maitra在職業生涯中發表了300多篇論文（他創作的醫學論文類型漫畫中包括“在一篇隨機的病理學論文標題里加入‘人工智能’這個短語”），在他看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倉鼠轉輪游戲，都知道自己是倉鼠，但他和馬澤采訪的其他科學家一樣，也想不到修復系統缺陷的方法。

文章最后提到，門羅的漫畫雖然可以看作是對科學共同體的批評，但令其得以病毒式傳播的吸引力中有一部分來自于它也傳達出了科學家沉迷在自己的學科里時感受到的快樂（比如其中一條是“我發現了一個舊記錄的寶藏！他們其實沒什么特別的用處，但還是很酷！”）。盡管發表數據令人傷感地成為了研究質量的替身，但從一則網絡漫畫就能在科學社群中激發如此的熱情合作來看，一定存在比無止盡地拼論文更好的培育知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