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某大學曾想召開一場張愛玲文學國際研討會。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所以計劃只得告吹。為什么紀念抗戰的同時就不能研究張愛玲呢？那當然是為了她“失足”的歷史，什么人不好愛，竟然愛上了漢奸胡蘭成。此中邏輯，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數人嘲笑的，仿佛“漢奸”是種神奇的傳染病，不只會在男女黏膩間交流，而且還能潛入文字，把后來讀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漢奸。于是胡蘭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讀，就連愛過他的張愛玲也一樣不準研討。

        我想，現在大部分自認是講點道理的人，都會覺得文章和政治必須分開來看。別說張愛玲沒寫過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響讀者對她的癡迷。這種道理，大概已成常識；不同領域我們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與人品，本來就不能輕易混淆；不以人廢言，豈非古有明訓？

        問題是會不會真有這種情況：一個人既是我們政治上的公敵，同時又是個大文豪、大哲人，并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惡完全表現在他的文字和思想里頭，乃至就連讀他的東西都可能是錯的呢？兩個月前，海德格爾遺稿的最后一部，未出版先轟動的《黑色筆記本》，終于成書上市，掀起風暴。那風暴的核心大抵就在于思想的危險。

        海德格爾的政治錯誤是沒什么好辯白的了，他的確加入了納粹黨，又的確在納粹治下當過號召學生去參加報效祖國偉大運動的大學校長，也的確耍過些令人不恥的小手段。然而，海德格爾的哲學又確實是有魔力的，尤其他的講課記錄，那種智慧的迷魅并不出自清晰的論證；而是在一句句的遞進當中，逐步于清晨的露霧里“敞示”出來的霞光。二十年前，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便見過一些同學耽讀海德格爾，自此“淪陷”，幾乎連平常說話都帶著一股海德格爾腔。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在好奇，在這彰彰明甚的政治過犯與魅力無窮的思想之間，究竟有沒有一道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管道？

        1945年，戰后不久，彼時聲望甚隆的卡爾·雅斯貝斯受邀考察他這位昔日老友，看看這個墮落了的大哲學家到底適不適合再當老師。結果，他向盟軍占領當局的負責機構報告：“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事關重大，責任非淺。我們追求的目標，是完全的教學自由，現在還不能馬上實施。在我看來，海德格爾的思維形態是拘謹、專制、封閉，如讓這種思想在青年教育中發生影響，后果不堪設想。在我看來，思想的形態比政治判斷的內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斷的進攻性很容易轉變方向。只要這個人沒有在現實行動中證明他已完全悔過自新的話，就不可以向幾乎毫無抵抗能力的學生推薦此人為老師。首先要讓青年人學會獨立思考。”盡管四年之后，雅斯貝斯就又寫了一封信給弗萊堡大學的校長，要求把海德格爾這位“在德國沒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學家帶回學校；但他這段相當有名的證詞，已然種下后來的根莖，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字叢林戰。

        一方認為，雖然沒有明證，但海德格爾的危險是內在的，他的政治觀點完全能從他的哲學推導出來（即便巨著《存在與時間》，也可看做文化領域中與政治上的納粹同構的“政治本體論”），充滿了不祥的誘惑。另一方，或許也是聲勢更加浩大的一方，則支持海德格爾自己的解釋，把那幾年的事看成是一時糊涂與壓力下的偶然失誤，與他的哲學沒有半點關系。我還記得這也是當年我們多數哲學系學生的看法；甚至還要嘲笑雅斯貝斯，說他只不過是嫉妒比自己出色太多的老友。

        然后我們就能理解《黑色筆記本》的分量了；一部一千多頁的哲學家遺稿，居然上了歐陸好幾份大報的社論（忍不住要學陶杰的口吻；對比內地、香港的報刊為了街頭便溺交火，人家和我們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你看，這里頭竟然有這種話：“世界猶太主義在各處的影響深不可測，當我們在犧牲我們種族中最優秀者的血液時，他們卻根本用不著介入軍事行動。”猶太人之反對納粹的種族理論，“那是因為他們自己憑著計算的天分，就可以按照種族原則活得長長久久”。這兩句話還不算什么，對于稍稍讀過海德格爾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過于他還把他那著名的“無世界性”概念與猶太人聯系了起來，指出現代世界的拔根與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為家，心無所屬的猶太人頭上。于是，時常批評猶太人“離地”、“不夠本土”的納粹意識形態，便與海德格爾哲學對現代人之病的診斷，發生了奇詭的關系。難怪海德格爾家族囑托的遺稿主管，是書主編彼德·圖朗尼（Peter Trawny）都說：“海德格爾不只摭拾了這些反閃觀念，而且還哲學地推演它們。他無法使他的思想免疫于如此趨勢。”

        當然，深愛海德格爾的，還是要繼續替他辯護。有些事先收到消息的學者，為了阻止《黑色筆記本》的出版，居然還勸海德格爾家族炒掉彼德·圖朗尼。在我看來，盡管可以解說這并不是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更不是它的全部（畢竟在一千多頁黑色封皮的筆記本中，如此鮮明的反猶言論只占了兩頁半）；但那原本藏在政治與思想之間的隱秘孔道已然大白，開掘者自此更是有路可循，海氏“納粹哲學家”的污名恐難再去。不過，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們還可以數出更多的個案，詩人龐德和藝術家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不也全都明目張膽地支持過法西斯主義？并且我們都還能在他們的作品里找到這種支持的美學根據。關鍵是這些創作與哲思是否必然要引向罪惡和毀滅的境地？若然，是不是就意味著它們危險、不可觸、是一種根本禁忌？又或者再換一個我比較關心的方式來問：可不可以研讀敵人的言論？它們到底有多兇險？是否愈出色愈卓越，也就愈是可怕？說到底，這些能鉆進大腦的東西和汽車時裝不同，我們不太會因為金龜車是希特勒的構想就罷買福士汽車，也不會因為可可·香奈兒做過納粹特務就不再幫襯這個牌子的出品；因此思想的魅惑，遠比小黑外套來得攫人。于是我又想起了貨真價實的納粹思想家施密特。我還能夠讀他的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