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數字時代，電子設備已經占據了人們的大部分閱讀時間。紙質閱讀日漸式微，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也在逐漸向適應屏幕閱讀轉化。隨之而來的是，人們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

面對數字媒介和傳統媒介這兩種閱讀方式，我們應如何應對？下一代人從小就深受數字媒介的侵染，這是否會影響他們的專注力和深度閱讀的能力？兒童應如何整合大腦的深度學習過程，從而提高專注力和閱讀能力？本文摘自《升維閱讀：數字時代下人類該如何閱讀》一書，由澎湃新聞經中信·鸚鵡螺授權發布。

深度閱讀和認知發展的核心是培養兒童使用已經知道的知識來比較和理解新信息，再利用新的學習行為來構建更多概念豐富的背景知識。下面讓我用兩個例子詳細說明：一個來自你的過去，一個來自我的現在?；叵胍幌隆逗闷婧飭讨巍?，可愛淘氣的猴子一不小心登上了已升空的氣球，當他低頭看著遠處的地面時，他大笑著說：房子看起來“又小又舊”。熟悉娃娃屋小巧外形的孩子們，看到這句話會開始理解新的東西：同一件事情從不同角度看會有所不同。從空中俯瞰，房子就變得更小了。這種比較也引出了圖像深度感知的概念。

僅當孩子已經建立了已有的知識庫，在閱讀時完成了新、舊信息的比較時，這些比較行為才會對兒童起作用。最近，我訪問了埃塞俄比亞偏遠地區的一群活潑的孩子，那里沒有校舍，也沒有電力、自來水供應，地上也沒有鋪設地板。我們當時去開展全球“掃盲”活動。我給孩子們展示了章魚的照片，他們笑了。他們從未看到或聽說過這樣的生物，就算有翻譯人員幫忙解釋章魚的海洋家園，他們也聽不懂。我們最初設計的掃除知識障礙應用程序的設定沒法在當地落實，原因是應用程序里使用了美人魚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場景。對于每天不得不步行兩個小時去取水的孩子們來說，海洋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想象的概念，他們也沒法理解為什么會有猴子坐氣球飛到天上去。

類比的方法在已知和未知之間建立起了重要的聯系，它是兒童發展過程中一個復雜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孩子們所處環境以及從環境中獲得或未得經驗的影響。對于西方文化中的許多孩子來說，從生長環境中獲得豐富的知識儲備是很平常的。一個矛盾的問題是，所處的環境為孩子們提供了過多的信息，留給孩子們提問的時間和空間就變得太少了。

麥吉·杰克遜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即當信息過載時，背景知識的建立實際上將變得更加困難。她的觀點與我對孩子的工作記憶的觀點一樣，她認為因為我們獲得的信息過多，我們不再花費時間來回顧、類比，也不再以從紙媒上獲得信息的方式來儲存新輸入的信息，這會影響我們的知識儲備，也會影響我們的推理能力。

無論是建立記憶、存儲背景知識，還是其他深度閱讀過程，花時間處理我們所感知和閱讀的內容都至關重要。文學評論家凱瑟琳·海爾斯強調了這個觀點。她指出，雖然我們有大量證據表明數字媒介正在增加刺激的音量和節奏，但我們卻忽視了加快處理信息的節奏意味著觀眾對信息做出回應的時間在減少。如果我們將這種洞察力與深度閱讀腦神經回路關聯起來，就會發現處理和感知的時間縮短意味著將輸入信息與一個人的背景知識交互發生作用的時間也相應減少，這將會降低人們調用深度閱讀的其他思維過程的頻率和強度。

它也可能降低人們深度閱讀的能力。伊娃·霍夫曼認為成年人基于計算機的時間感使我們習慣于更快、更短的思想和感知。對于兒童來說，面對更多的信息融合，卻沒有相應的時間來處理這些信息，這可能對注意力和記憶力的發展構成最大的威脅，對開發和使用更復雜的閱讀方式和思想也產生了嚴重的間接后果。深度閱讀腦神經回路中的每一環都是相互依賴的。如果孩子們因為越發依賴于外界的知識來源（例如谷歌和臉書）使個人的知識儲備更少，他們對已知內容和首次閱讀信息進行類比進而得出準確推論的能力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無法預測的。他們只會想當然地覺得自己懂了。

這可能聽起來很熟悉。如果蘇格拉底活著，他肯定也會這樣覺得。蘇格拉底曾坦言他的擔憂：如果這些學生過度依賴“無法與人交談的莎草紙”，那么他們所獲得的知識往往會變得虛無縹緲，他們無法真正擁有知識。過去150年間，人們對于這個主題的各種類型的擔憂不絕于耳，作家和電影制作人對我們越來越依賴各種形式的技術提出質疑。在《阿波羅13號》中扮演宇航員的湯姆·漢克斯和在《火星救援》中扮演植物學家的馬特·達蒙都通過角色向我們展示了絕境求生的能力。就算失去了依靠技術的能力，他們也有能力依靠自己的知識，獲得較大的生存概率。21世紀頭20多年，我們的孩子就像這些虛構的科學家角色一樣，從幼兒園到高中接受教育，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內化所儲備的知識，并不斷擴展知識庫。

因此，蘇格拉底一直擔憂的問題在21世紀變成了：當今的文化充斥著信息流和各種干擾，是否會改變或者減少兒童的注意力和記憶力？互聯網搜索是否會讓孩子不再像以前那樣努力去學習并消化新的知識？如果這兩個問題中的任意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就是在被動接受知識，不再積極構建自己的知識儲備，那么在此基礎上進行關聯和推斷的能力是否會逐漸退化？

如果這些場景中的任何一種成為現實，這些變化是否會改變深度閱讀的其他思維過程，尤其是下一代人同理心的形成、多角度看待問題、批判性分析以及用語言表達創造性思維的過程？以視覺形式呈現的知識能否彌補這些損失？我們能否為這些關鍵技能的發展提供替代工具呢？當我們引導孩童過分或太早依賴并快速獲得外部知識來源時，我們會篡改年輕人的智力發展路徑嗎？相反，當我們教導人們過分依賴傳統形式的知識時，我們是否阻礙他們在數字時代發掘自己的潛能？孩童的智力發展取決于我們能否在這兩者間找到恰當的動態平衡。

對技術憂心忡忡的蘇格拉底并非是唯一提出這些想法的人。接受查理·羅斯的采訪時，谷歌的創始人埃里克·施密特告誡：“我擔心信息如此高頻率地打擾我們，傳輸速度又如此快速……實際上，它們正在改變人類的認知。它們正在影響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我希望施密特先生不會因為自己過于坦率而后悔，但我很感激他的誠實表達，這也讓我感到憂慮。

《升維閱讀：數字時代下人類該如何閱讀》，[美]瑪麗安娜·沃爾夫著，陳麗芳譯，中信出版集團·鸚鵡螺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