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攝影記者，卻喜歡偽造新聞；他是一位糟糕的攝影師，卻贏得了最高的專業獎項；他是一個騙子，卻信仰真理……胡安·馮庫貝爾塔（Joan Fontcuberta)的攝影展“比小說更離奇”于7月23日至9月9日在倫敦自然博物館展出，向世人展示是非莫辨的顛倒世界。

        1968年，在一次例行的太空行走任務中，前蘇聯宇航員Ivan Istochnikov和他的狗一同失蹤了。在聯合三號飛船的搜救過程中，隊員們只找到裝著一張紙條的伏特加酒瓶飄蕩在被小行星撞毀的空蕩的飛船外。

        近三十年來，再也沒有關于Ivan Istochnikov的任何消息：這位宇航員仿佛從歷史上被抹去了一般。直到1997年，來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攝影師Joan Fontcuberta揭開了這樁歷史迷霧中的事件。宇航員為何失蹤？胡安·馮庫貝爾塔展出了一系列關于Ivan Istochnikov生平的種種紀錄片式的證據，并出版了《人造地球衛星：聯合二號漂流記》一書，其中收錄了Istochnikov的家庭照片，小隕星碎片以及被撞毀的殘破飛船的影像。一系列的調查引起了社會的關注。2006年，西班牙記者Iker Jimenez在電視節目中問胡安：何以這位不幸的宇航員竟然觸怒了前蘇聯政府以至于在歷史上被除名？

        Jimenez在提問時還沒有發現：攝影師的名字“Joan Fontcuberta”翻譯成俄語，就是那個宇航員的名字“Ivan Istochnikov”（兩者姓氏的含義都為隱藏的噴泉）。如果這位提問者再仔細地看看那些家庭照片，他就會發現，照片中的前蘇聯宇航員分明就是這位加泰羅尼亞攝影師本人。整個解密事件是藝術家精心編造的騙局。紀實攝影總是被推定具有中立性和真實性，然而事實確實如此嗎？

        歷史上沒有小隕星，沒有失蹤的宇航員，沒有政府的陰謀，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也沒有像電影《地心引力》里的喬治·克魯尼一樣飄在太空里的狗。

騙局是為了挑戰權威

        “為什么會精心設計這樣的一出騙局？”我在他下榻的酒店吧臺開門見山地問道，在我身后的倫敦科學博物館中，他在英國的首個大型展覽正在展出。“我的偶像是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他的許多文學作品都是關于騙局。騙局是為了挑戰那些象征權威的學科：植物學、地質學，以及一切科學的研討、媒體，甚至是宗教。在上世紀70年代我最初開始這個計劃時，攝影具有一種迷惑性的權威，被看做是一種提供可靠證據的手段。”

        一部分觀眾并不喜歡這種挑戰權威的做法，也有少數人對這位加泰羅尼亞藝術家超現實的創作手法非常不滿（藝術家引用了達利和米羅為該藝術手法的前輩）。一位俄羅斯大使向英國外交部施壓，指責Fontcuberta侮辱了俄羅斯的光榮歷史。

        聽到俄羅斯大使的反應，我和Fontcuberta都一笑置之。隨即我又意識到，或許那位上當受騙的記者Iker Jimenez和刻板憤怒的俄羅斯大使都是不存在的，或許這些人物也是他更為龐大的騙局中的一部分。這位外表溫和的59歲老人坐在我身邊，正喝著一口啤酒，我看著，還是無法相信他會這樣做。

        Fontcuberta是一名職業的“欺詐師”。2000年，他在法國南部的地質保護區安放了一架人魚化石，不止如此，他還展出了一系列關于化石發現者Jean Fontana神父的紀實攝影。你可能已經猜到了，照片中的法國神父和Fontcuberta本人看起來是如此相似。

        不久之后，隨著藝術家“美人魚”的廣為傳播，Fontcuberta開始收到學校老師們的寄來的譴責信。“他們說我篡改了化石的記錄，以至于教育學生正確的進化理論變得非常困難。”但是Fontcuberta并沒有因為遭受質疑而停止，他的騙局背后有著嚴肅深刻的觀點：“對我來說美人魚這個作品是教育我們學會去解釋進化論的一個工具。如果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威脅，大約是因為他們思維上的惰性，如果更主動地去思考，他們就可以鼓勵學生去理解我們是如何通過構筑模型理解現實的。”

        隨著“美人魚”和其他作品在本次展覽中展出，Fontcuberta希望觀眾從作品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玩笑或者騙局。“我的作品是具有教育意義的，這并不是自負的說法，我的作品教會人懷疑，懷疑的態度是我們遠離操縱和擺布的屏障；我們傾向于去相信，是因為這更簡單，然而懷疑卻是耗費精力的，需要與既有的觀點產生對抗；人們之所以被動地從電視媒體和互聯網上接受大量信息，就是因為大家已經不愿意為了保持警惕和懷疑而去花費精力了，而這些對信息的警惕性其實是不可缺失的。”

攝影：構建現實的工具

        參觀Fontcuberta在科學博物館的展覽需要時刻保持警惕。一旦你將某一個騙局視為真相，另一層問題又隨之而來：為什么要相信任何看似可信的東西？哪怕是在受人敬仰的美術館的權威之下也可以發生騙局和烏龍。

        在另一個名為“動物”的項目中，Fontcuberta和一位自稱Pere Formiguera的合作者重新發現了德國動物學家Peter Ameisenhaufen博士遺失已久的檔案。檔案顯示，在這位博士1955年神秘失蹤前曾留下了一本記錄大量稀有動物的圖冊，包括長有獨角和翅膀的猴子，以及12足的蛇。“整個故事以詳細的博物館式的方式呈現，也就意味著展覽中有櫥窗，有標本、鳥鳴的錄音，X光片、攝影、實地素描——一切你能想到的自然歷史展覽中該有的元素都會有。”

        “但是現實中沒有會飛的猴子是嗎？”“當然沒有。”Fontcuberta回答說。我們總會認為博物館不會在照片上作假給猴子貼上翅膀和犀角偽裝成有趣的異形物種。但是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了，憑著其在體制上的權威性，我們會去懷疑這樣的機構嗎？

        的確，1989年當“動物”在巴塞羅那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時，30%接受過大學教育的觀眾相信這種想象中的動物或許確實存在。

圖為Joan Fontcuberta的“植物標本”系列作品（1984）

        除了小說的虛構描述以外，觀眾還可以在“星座”（1993）中目睹嘆為觀止的滿天繁星的景象，雖然照片顯示的內容實際上不過是經過處理的汽車窗紗上的灰塵而已。還有“造山運動”，是一系列由Fontcuberta在地理制圖軟件（一般只有專業地理學家和軍方所用）中輸入虛假信息而產生的地形。“卡類利阿：奇跡與創造”（2002）記錄了Fontcuberta的一趟旅行，他假裝成一個僧侶的模樣，探究一家芬蘭修道院的真實場景，僧人們如何在此學習法術等等。如果你見到那些所謂的證據你也會相信這是真實存在的。照片中的僧人在水面上行走，當然，那位僧人的樣子依然和這位西班牙藝術家如出一轍。

        “我是個糟糕的攝影師。”Fontcuberta說。我問他為什么，他沒有回答，而是向我揮了下手，“一個自制炸彈炸掉了我的一根手指，所以我操作起照相機非常慢。”“那又怎樣，”我說，“姜戈·萊恩哈特也少了幾根手指，但這并沒有影響他成為偉大的吉他手，甚至或許還促進了他的音樂事業。”“我曾經試圖成為一名紀實攝影師，但事實上，我干得糟透了，于是我干脆往另一個方向發展。”（盡管自稱是糟糕的攝影師，但實際上他非常成功，去年還贏得了哈蘇國際攝影獎。）

        Fontcuberta選擇以質疑權威為職業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與西班牙的法西斯統治者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o）有關。“我在法西斯的統治下生活了20年的時間，那段時間缺少透明公開的信息，充斥著被篡改的記錄和涂抹的歷史。”

        Fontcuberta有傳播學學位，曾經從事廣告行業。如同他身為藝術家時一樣，制作廣告時他懂得如何教育全世界觀眾：“我是馬歇爾·麥克盧漢（加拿大媒介理論家，提出了媒介即訊息的觀點）的繼承人，同時也是上世紀60年代那些反文化運動的繼承人，情境主義和觀念藝術互相融合并造就了我。”

        一些攝影師不愿意回顧歷史對他們的影響。“沒錯，他們認為攝影是中立的。但是就如同瓦爾特·本雅明指出的：媒介貫穿于整個19世紀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工業革命、自由主義、殖民主義、實證主義、現實主義。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所有這些思潮都被壓縮進去了。作為一名攝影師，你必須對那些傳承下來的影響有所意識。”

        “所以你也許知道了，”Fontcuberta喝下杯底的一口酒對我說道，“現實在我們親身經歷前并不存在。攝影不過是構建現實的工具之一，而非一種完全客觀的媒介。”（翻譯 施燁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