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至27日，由中國江南水鄉文化博物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史地圖集》課題組聯合舉辦的“歷史地圖專題研討會”在杭州市余杭區臨平召開，來自德國海德堡大學、臺北故宮、臺灣中研院、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上海大學、中國地圖出版社、山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等學術單位三十多位學者濟濟一堂，圍繞歷史地圖編繪、古地圖研究及其他相關歷史地理問題展開研討。

        會議共提交近三十篇論文，就年代而言，以清代為主，從魏晉直到民國年間均有涉及；從國別而言，以探討中國古地圖及歷史地圖編繪為主，也涉及到卜彌格（Michel Boym，1612—1659 ）等傳教士繪制的中國地圖；既有對單幅地圖的考證，也有對GIS技術應用理論的探索。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聆聽整場會議，并在會后與幾位老師交流、討論，將部分會議內容以問答形式，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本次研討會的協辦方是《清史地圖集》項目組，參與研討的一些老師也是這項工程的參與者。所以，歷史地理的繪制問題成為研討會討論的一個主要內容。

        開幕式上，曾參與譚其驤主編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編撰工作的鄒逸麟先生做主題發言，對歷史地圖的繪制，特別是圖注的工作，對參與《清史地圖集》的老師提出了建議和要求。會后，澎湃記者結合會議中其他老師的發言，就歷史地圖編纂、繪制的相關問題與鄒逸麟先生進行了簡短的交流。

“歷史地圖”、“古地圖”、“輿圖”，概念怎么分？

        《清史地圖集》項目負責人華林甫教授在會議發言中，對“歷史地圖”、“古地圖”做了概念區分，認為凡是今人所繪歷史時期的地圖即為“歷史地圖”。“古地圖”則是古代人所繪的地圖。對此，臺北故宮博物館的林天人老師采用的是另一套話語“輿圖”。會場上引起一陣討論。

        鄒逸麟先生說，這只是表達的上的區別，本質上，并不沖突。“歷史地圖”就是今天的人畫歷史時期的地圖，比如行政區劃的地圖，人口分布的地圖。“古地圖”就是古人繪制的地圖。那么，我們把這個“古代”的時間點定在辛亥革命。在大陸來說，辛亥革命以前所繪的地圖，就是“古地圖”。辛亥革命以后，1949年以前，這期間繪制的地圖，我們叫“舊地圖”。因為臺灣沒有“1949年”這個時間點，所以他們就把歷史上的地圖稱為“輿圖”或者“歷史地圖”。實質上分歧并不大。        

中國歷史疆域如何計算？

        暨南大學郭聲波教授的發言中提到，歷史地圖有兩種繪法：一是柱狀畫法，就是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做法，選定嘉慶25年為標準年代，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疆域為歷史上中國的疆域范圍。在此地域范圍內，往上回溯，繪制中國歷代的疆域地圖。所以，漢代西域、唐代吐蕃等都在中國歷史疆域范圍內。一是錐狀畫法，即沒有固定的中國疆域的范圍，以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的疆域為歷史疆域，由此一來，中國疆域的伸縮范圍則變化很大。比如，元朝的疆域范圍則超過譚圖所繪地域范圍。

        其實，早在譚其驤先生主持繪制《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就已經有類似的說法。據鄒逸麟先生講，要繪制歷史地圖，第一個要搞明白的就是我們要在什么范圍內繪制地圖。當時有人認為歷代王朝疆域為歷史疆域，有人提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為范圍，但最終都被否決了：以歷代王朝疆域為歷史疆域，那么吐蕃，遼，契丹這樣的王朝疆域算中國的歷史疆域么？以共和國的疆域為范圍，那么清末割讓的領土就不算中國歷史上的疆域了？于是，譚其驤先生提出一個觀點，以鴉片戰爭以前清代中葉中國的疆域為歷史上的中國疆域。

        清代是中國封建王朝的總結，這個時期的疆域也是經歷了各民族的斗爭、融合之后，中國疆域的一個總結時期。以這個時期中國的疆域為歷史上中國疆域，既是符合學理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這個方案應用在《清史地圖集》，也應用在臺灣學者所繪歷史地圖的工作中，是獲得了普遍認可的。

        另據華林甫教授介紹，《清史地圖集》選取了清代六個標準年代，分別是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嘉慶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年，光緒二十年，宣統三年，這一項目完成后，讀者即能清晰地看到整個清代中國疆域的伸縮變化。        

新發現古地圖要怎么用、怎么看？

        地圖背后，表達了很強的政治意義。會議中，不少參與邊疆部分地圖繪制的老師，也就其工作中遇到的問題與與會老師進行探討。另外，也有老師介紹了一批海內外新發現古地圖。

        中國人民大學寶音朝克圖《清代烏珠穆沁左翼扎薩克旗扎薩克邊界考》利用德國收藏清代烏珠穆沁左翼旗王府光緒二十七年繪制的蒙文地圖《烏珠穆沁左翼旗游牧圖》、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所藏康熙朝《內蒙古地圖》及其他相關文獻，考證了難度甚大的蒙古旗界問題。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陳維新結合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清代條約原文及輿圖資料，探討了同治年間中俄塔爾巴哈臺界務交涉問題，較以往單純利用文獻資料討論邊界劃分問題要深入、精確得多。

        內蒙古師范大學的那順達來對于收藏于德國、蒙古國、日本等地的《蒙古游牧圖》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解讀。

        安徽大學的陸發春出于編繪《安徽省歷史地圖集》的需要，對安徽省圖書館所藏的近代安徽歷史測繪地圖依時間序列一一介紹，包含著豐富的地圖信息。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林天人對英國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輿圖的情況作了詳細介紹。

        關于蒙古游牧圖，澎湃記者與那順達來老師交流得知，在清代，為防范各盟旗之間勢力勾結，清朝對于蒙古盟旗的邊界都有規定。即使對于游牧的蒙古人一年要走換四個草場，各盟旗之間的邊界、地域概念還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國界。蒙古游牧圖由盟旗中的知識分子所繪，但仍然并不精確，看起來更像中原的山水圖。不過，其中涉及到地名，倒是能夠為歷史地圖的定點、繪制提供參考。

        既然要定點，方向自然是很重要的問題，而蒙古游牧圖在方向上與內陸中原地圖的方向又有不同。那順達來老師認為，蒙古人的方向感來自于對風向的感知。所以，在受西北風影響的蒙古高原人的感知中“日出東南”，而在新疆受西風影響生活的蒙古人的感知中則是“日出南方”，這與內陸中原人以太陽東升西落感知到的方向正好相差45度或90度。這也體現在蒙古人所繪的地圖上。

        另外，本次會議還討論了其他相關歷史地理問題，如復旦史地所的傅林祥對清代“新疆”一詞多重含義的概念史研究，中國社科院的苗鵬舉依據《爐藏道里最新考》一書對入藏路線的考訂等等，也頗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