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宗藩關系之下的事大字小的義務，并非全然是進貢磕頭或者言辭說教，必要的時候是要為對方兩肋插刀的，這對作為大國的中國而言尤其如此。

        例如，明神宗萬歷時期的1592年，日本的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朝鮮不支，向北京求援。萬歷皇帝本著字小外藩屬國之意，立即出兵朝鮮，和日本人前后打了兩次。萬歷本來不是個愿花錢的皇帝，但在援朝抗倭的問題上，卻靡費百萬，毫不吝惜。一直到1598年豐臣秀吉病故，戰爭結束，朝鮮遂為明朝所拯救。自此以后，朝鮮稱頌“皇明”的“再造之恩”不斷，視明朝為“父母之邦”，認為同“天朝”明朝之間，“恩同父子，義則君臣”。萬歷皇帝駕崩時，朝鮮使臣李廷龜正好在北京，特請白衣白帽、披麻戴孝，隨中國官員一起，在紫禁城內為這位大明天子送終。后來，到了1704年，也就是清軍入關明朝滅亡的60周年之際，朝鮮當時的國王在漢城專門建成了“大報壇”，用來祭祀明朝的“再造之恩”。一直到1897年朝鮮改稱帝國之后，朝鮮大報壇的祭祀活動才最終停止。

        但也恰恰是在萬歷時期，東北邊外的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逐步崛起，并且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權，1618年開始了同明朝的戰爭。在明朝和后金的戰爭中，朝鮮出兵支持明朝，試圖一舉殲滅“奴酋”努爾哈赤。詎料1619年的薩爾滸戰爭，明軍和朝鮮聯軍大敗，此后戰局總體對明軍和朝鮮不利。

        1626年努爾哈赤因被袁崇煥的紅衣大炮擊傷殞命之后，其子皇太極上臺，次年即發兵打敗了朝鮮，與朝鮮約為兄弟之盟，金為兄，朝鮮為弟，雙方也開始互相遣使交往。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大清國”，當時在場的兩位朝鮮使臣，認為皇太極稱帝乃是“僭號”之舉，拒絕對其行三跪九叩頭禮，被皇太極驅回了朝鮮，而朝鮮國王亦表示不能承認大清國的地位。不久，皇太極揮師東進，長歌而入漢城，很快迫使朝鮮國王于1637年初，在漢水南岸的三田渡地方親自向皇太極跪拜投降。這是有清一代，朝鮮國王和清國皇帝唯一的一次面對面的會見。經此一戰，清鮮兩國由兄弟關系變成了君臣父子關系，大清為君父，朝鮮為臣子，朝鮮承認了大清國的地位，朝鮮與大明國的宗藩關系轉移到了其與大清國的關系之上。從此以后，一直到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為止，大清國與朝鮮國的宗藩關系，總計延續了258年。

        這就是說，清政權在1644年入關之前，早已和朝鮮建立了宗藩關系，立下了君臣名分。到清軍入關時，這種君臣體制在實際的使節往還和禮儀施行之中，已維系了7年之久。正是在這7年多的時間內，大清國已經很好地預演了如何扮演一個“天朝”和中華帝國的角色，而朝鮮在這其中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但另一方面，朝鮮在明朝的時候，就自比是“小中華”，讀孔孟、行禮教、興科舉，儼然一個小中國。朝鮮視女真以及后來的清政權是“蠻夷”，舉國上下一度對清嗤之以鼻，1637年朝鮮被迫舉國降清的時候，清使在朝鮮沿途招納房妓，“妓輩以死拒之”，可見當日連妓女也深知亡國恨。1639年，朝鮮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之下，在當年國王投降的三田渡受降壇，樹立了“大清皇帝功德碑”，但很多儒生屢屢想設法搥碎此碑，這使得清鮮雙方的神經很是緊張了幾年。

        說起這塊碑，在歷史上也可謂命運多舛。它在甲午戰爭以后，先被朝鮮方面推到了漢江之中，同時遭毀的還有漢城西門郊外的“迎恩門”（不久在同一地點建成了“獨立門”）。1913年，這塊碑被日本殖民政府給重新樹立了起來。到了1956年，韓國政府認為此碑是國恥，再度將其埋入地下。1963年此碑因一場洪水復見天日后，被韓國政府指定為“史跡第101號”，存放至今。2007年，即朝鮮仁祖國王于1637年向清帝皇太極投降370周年之際，這塊碑又遭人以紅漆噴涂，隨后于2010年被移到首爾松坡區蠶室洞47番地石村湖的一個角落里存放著。現在去首爾的話，仍舊可以看到這塊碑，孤寂地矗立在那里。只是許多人并不知道這背后的中朝之間的恩恩怨怨。在民族主義異常強烈的韓國，此碑日后何去何從，實屬未知。

        清軍當年撤退的時候，將從江華島俘虜的王世子等人一并帶回了盛京，扣作人質。1644年，清軍在多爾袞的帶領之下入關，同時入關的就有朝鮮的王世子，嗣后王世子及其從人被釋放回國。但顛沛流離之下，王世子很快逝世了。這也是清鮮關系史上極不愉快的一頁。

        在清軍入關、大明亡國之后，朝鮮認為中土已被夷人玷污，自己才是中華文明正統所系。國內尊周尊明的風氣，因此大盛，很多讀書人繼續使用崇禎年號，一來紀念“皇明”，二來昭顯自己反清尊明的氣節。今天在韓國的很多朝鮮時代的書院內，仍有很多匾額上的落款，是“崇禎紀元后”多少年、“崇禎甲申后”多少年之類，均與此種明亡以后得到強烈凸顯的“小中華”文化認同的風氣有關。然而，在官方層面，朝鮮不能否定的是其在政治正統性上同清代中國的緊密聯系，換言之，朝鮮王室的正統名分，連同越南和琉球王室的一樣，都必須出自北京清廷的冊封。

        到了康雍乾年間，清朝鼎盛時期到來，隨著宗藩交往年復一年的進行，朝鮮反清的情緒逐步消退。很多知識人在跟隨赴京使團一路參觀之后，眼見清朝治下的中國是如此的殷實繁華，不免大受刺激，開始呼吁朝鮮不要盲目反清，還是先好生學習一下清朝，以便厚生利民。其實這種認識，實際上等于是間接承認了清朝的中華文明地位。隨著時間的流逝，朝鮮對清朝的中國地位，不免漸趨認同。

        同時，清朝與明朝相比，對朝鮮可以說是仁義有加。例如，清廷并未要求朝鮮薙發，而且允許朝鮮保留明朝衣冠，這是為何今天我們在影視劇中看到朝鮮王朝時候的那些服飾和中國明朝很像的緣故。另外，早在入關之前，清廷就先后明令廢除了一系列明朝期間實行的勒索朝鮮的政策，例如獻給欽使的官妓等等。另外便是大幅度減少朝鮮貢物，特別是在入關之后，清廷握有中原沃土，對朝鮮貢物的種類和數額更是屢次大幅減免，乃至到了雍正的時候，朝鮮貢物已不到入關前的十分之一。清廷回賜的物品也逐步增多，其價值遠過貢物的價值，這一點連朝鮮自己的貢使都連連承認。而朝鮮歲歲進貢的作用，也就不過是做一個形式上的貢獻，通過一系列的有規制的禮儀程序，來增進兩國的宗藩君臣秩序，固化這種天下體制。

        在這種清鮮宗藩關系內，雙方事大字小的義務，自1637年以來就一路沿襲著。它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外在的強烈表現，但這不代表這種雙邊義務的消退，特別是不代表中國對其藩屬國所具有的天朝權威和道義的消失。在這一體制內，朝鮮作為一個藩屬國，是沒有“外交”可言的。當時的所謂“外交”，和今天的完全不同，其意思基本等同于交往外夷，而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即中國皇帝才擁有這種權力，而且其交往必定是要通過外夷“朝貢”中國天子來實現。朝鮮國王在級別上相當于清朝的督撫，同樣系中國皇帝的臣子，而人臣無外交，是自古圣訓。朝鮮與日本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叫做“交鄰”的關系，但這種溝通主要發生在漢城朝廷和日本的對馬島宗氏家族之間，并且以商貿往來為主，朝鮮在同對馬島交往的模式內，幾近扮演了清朝在清鮮關系內的角色。除此之外，朝鮮同其他國家沒有任何交往，所以后來西方人稱呼朝鮮為“隱士之國”，主要來源于此。

        到了19世紀后半期，也就是中國的晚清時候，英、法、美、日等國在同中國簽約之后，漸次來朝鮮叩關，欲同朝鮮建立外交聯系，但朝鮮屢次向對方申明“藩臣無外交”之義，拒絕與其聯系，所以這些國家最后都不得不轉而依靠中國居間，方能與朝鮮取得某種外交上的聯絡。而清朝自1637年以來便內在具有了的對朝鮮的字小義務，也便在這個晚清大外交的時代，開始逐步彰顯出來，并與西方近代外交路數摻雜在一起，在中朝之間逐漸織成了一個極其復雜的宗藩體系和外交體系的內外網絡。在甲午之戰爆發前的20年，清朝以天朝所應承擔之道義，屢屢置身朝鮮事務之中，無法自拔，也無從自拔，終被卷入戰爭，并一敗涂地。1910年，朝鮮正式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宣告亡國；次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也迅速覆亡。這對天朝的君臣，幾乎是手拉著手，一同走入了地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