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被很多人想當然地看作阻斷破壞了兩宋國家統一大業的夏、遼與金，不再僅僅是音樂正劇里的幾段不和諧的變奏或插曲，而都在本書中擔當起積極正面的主角，由它們來貫穿從唐到元的中國史進程。這條另辟蹊徑的講述路線，為我們刻畫出一段很不一樣的中國史，感覺似乎有點陌生，但細想卻又合情合理。

        研究遼、夏、金、元史的一個巨大障礙，乃是有關它們史料的散漫性。《馳騁草原的征服者：遼西夏金元》的作者杉山正明言及契丹史資料的嚴重不足時哀嘆道：能允許被展開來從事“研究的界限已經到了令人傷心的程度。與其說缺失的鏈條多，不如說了解的情況少”（頁79）；至若“嘗試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經要成為一種壯舉了”（頁91）。而關于金、元歷史資料，則除了在數量及其報道所覆蓋的內容范圍方面的依然欠缺外，女真、蒙古統治者的立場、情感和行動更是在占壓倒多數的漢語文獻有意或無意地遮蔽曲解下變得難以識辨。因此可以想見，要想在一部經漢譯后不過十六七萬字正文的書稿里，以簡明連貫的敘事把這段歷史講述得連非專業的閱讀者也能感覺饒有興趣，這是對寫作者具有何等挑戰性的事。

        我對本書作者深感欽佩，他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就我記憶所及，他前后寫過近十種性質類似、話題或聚焦點略有不同的歷史讀物，每本都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獨特視角與新鮮見解。相比之下，這本書對漢文讀者的沖擊力可能會最大。因為它沒有像中國人通常所慣于接受的那樣，依照“唐——五代——兩宋——元”的歷史變遷主線來呈現公元十到十四世紀的中國史；相反，被很多人想當然地看作是阻斷、破壞了本應由兩宋來實現的國家統一大業的夏、遼與金，不再僅僅是出現在音樂正劇里的幾段不和諧的變奏或插曲，而都在本書中擔當起積極和正面的主演角色，由它們來貫穿從唐到元這一時段的中國史進程。也正因為如此，這條另辟蹊徑的講述路線，沿著與我們比較熟悉的“唐宋變革”相并行的故事脈絡，為我們刻畫出一段很不一樣的中國歷史，使人感覺似乎有點陌生，但仔細想想卻又合情合理。

“唐代后半期那個年代，真的還是‘唐代’嗎？”

        直到兩宋為止，唐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王朝。檢閱過中國最流行的那幅現代繪制的總章二年（669年）唐代疆域圖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感受到，盡管尚未將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內的整個藏地囊括在內，唐代拓地之廣，它在西部和北部遠遠超出今日中國疆界的幅員，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這張地圖也很容易對它的閱讀者產生某些誤導。在唐的邊界之內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題底色，在很醒目地突顯出唐代政治勢力所及的地域范圍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抹殺了唐政權在針對不同區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標與國家權能實現方面一向存在著的性質截然不同的多樣性差別。與對郡縣制度體系之內各州縣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對處于光譜另一端的東、西、北三方最邊遠地區那些羈縻府州所能實施的主權，在不少場合虛弱到近乎只剩下一個空名的程度。可見帶著現代國家的領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圖，只會使人產生某種不很健康、而且一廂情愿的妄想。

我們常見的唐代總章二年的疆域圖往往會誤導讀者，因為唐對邊遠地區那些羈縻府州所能實施的主權，在不少場合虛弱到近乎只剩下一個空名的程度。

        還不止如此。普通的讀圖人還常常會忽略歷史地圖上注明的標準年代，即據以制作該圖的基本資料的時間節點。總章二年那幅地圖反映的，是從630年代到6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狀況。簡直好像是故意為了提醒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僅僅將它的標準年代再推遲一年，唐代的版圖就不再是本圖所呈現的那個樣子了。幾乎從670年代一開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結盟反唐，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當一部分曾長期成為雙方拉鋸和爭奪之地。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度南下投唐的東突厥逃歸漠北、復建第二突厥汗國，唐因此失去間接號令整個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維持對西域的間接統治，總共大約七八十年；而它擁有蒙古高原，則只有四十年而已。從這一事實出發，本書作者把唐朝界定為“瞬間大帝國”（頁8）的說法雖稍嫌夸張，但它對中國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這種模糊而僵化的傳統觀念，仍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作者指出，安史之亂后，由于“在內陸亞洲世界互爭霸權的兩大勢力即回鶻和吐蕃”的存在，唐首都長安“因不斷來自西方的威脅而變成了毫無安全感的城市”（頁24）。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背后有了回鶻的軍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繼續存在”。他據此尖銳地提問說：“唐代后半期那個年代，真的還是‘唐代’嗎？”（頁22）

“小中國”與“大中國”

        那么，一部敘述遼、夏、金、元歷史的書，為什么要從顛覆“唐朝三百年之幻想”這樣一種“樸素而又老套的，因此又是可笑的” 看法（頁34）講起，甚至為此而不惜把這個開篇寫得令讀者感覺有點過于冗長呢？我以為，作者的用心主要有兩點。

        首先，吐蕃和回鶻的崛起，以結束唐王朝全盛時代的安史之亂為轉捩點，將東亞歷史逐漸帶入一個分權化和多極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導致“原來囊括在吐蕃內的藏系各部落也開始尋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終催生出由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王國，另一方面又成為“沙陀發跡的誘因”（頁26）。而回鶻汗國的解體則成為契丹部落獨立發展的契機。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機不得不用“為長九年”（907-916），即通過兩次連任“以三年為期的選舉換代制”（頁45）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經營來蓄積個人勢力的蟄伏期間，面對后唐沙陀政權坐大滅梁、進而吞并正在進行建國準備之契丹的危險，阿保機被迫依違于后唐與后梁之間，在夾縫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繼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內訌，通過施展助后晉滅后唐、又將后晉屬國化的策略，成為兼跨農牧混合帶兩側的強大的內亞邊疆帝國。按照上述線索，本書“直接涉及”的故事，就應當從黨項、契丹和沙陀等部的發展獲得空前歷史機遇的九世紀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鶻與吐蕃統一政權瓦解之后講起。但為了理解九世紀下半葉的整體形勢，還必須“將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視野”（頁7）。安史之亂就這樣成為本書討論的真正起點。

        其次，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說唐從它鼎盛的巔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個有點漫長的時期，實際上還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傷的超長挽歌更多得多的歷史意義。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邊城范陽之地位的不斷抬升之中，即“范陽作為橫跨‘華夷’的政治中心真正開始顯赫，進而成為契丹-遼帝國的副都、女真金帝國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國的京城大都”（頁16）。換一句話說，它意味著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實現了“中華”從“小中國”——這個“小中國”在盛唐時期曾膨脹到它的極限——變型為“大中國”的“一次漂亮的轉身”（頁7）。此種“變身”初見端倪于契丹建立的遼王朝，而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中華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一下子擴大起來的”；正是這樣一個嶄新的建國框架，才真正把中華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國’的道路”（頁7）。

        從“五胡十六國”開始，源出于草原或漢地社會邊緣地區的非漢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過許多屬于他們自己的政權。在把中原當作核心統治地區這一點上，它們——包括本書述及的后唐與后晉在內——與以公元十世紀的遼王朝為開端的各“異族”王朝頗有相似之處。然而，前一類政權的建立者多在以雇傭軍等方式向中原漢地滲透的漫長過程里，逐步演變為陷入內地、失去后方的無根基政治-軍事集團；同時，當日漢地社會所流行或依然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門閥世族傳統，也很便于為接納諸多非漢人出身的軍事貴族集團提供一種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這些“滲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創新的必要動機與資源，未能為突破中原傳統體制提供自己的獨特貢獻。與它們相比較，遼、金、元、清都在短時期內通過大規模的軍事征服，迅速地在漢地建立統治，與此同時仍精心維持著作為本族群人力與文化后方的遼闊根據地。“征服型”王朝的這種特別的版圖結構，推動它們去創制一種不同于純中原式的國家建構模式。它不僅能在作為帝國經濟基礎的漢地社會和統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間保持著平衡，而且為進一步將其他各種非漢人群的活動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漢制更有彈性、更能容納多樣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種制度框架。

        我以為，本書作者所說“小中國”與“大中國”的區別，并不完全是就“中國”版圖的面積大小而言。更重要的區別，其實是在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亦即用漢文化去覆蓋全部國家疆域為理想治理目標的“小中國”，以及一個能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樣性發展空間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國”之間。更明確地說，這是兩種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之間的區別：一種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另一種則是從漢地社會邊緣的內陸亞洲邊疆發展起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后者萌芽于遼，發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發達于清。只要簡單回顧一下公元一千年以后的中國歷史，恐怕沒有任何人還能否定，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國家建構模式的參與，今日中國就不可能有這般廣袤的版圖！

敘事、結構與體例

        明白了作者力求貫穿在本書中的寫作意圖，就比較容易理解，他的謀篇布局為什么會采用那樣一種很不相同于尋常的方式。

        這部本身就不算太厚的書，花去五分之一的篇幅用來講述故事的“起始發生在何時”的問題，包括安史之亂、吐蕃與回鶻的強大與衰落。接著它又用另一個將近五分之一容量的敘事來刻畫契丹“奔向帝國的助跑”。在總共超過全書三分之一的上述兩章內，還有不少篇幅被用來追溯與契丹“在同一時期崛起的”（頁37）沙陀族后唐政權的興亡。第三章依然圍繞從契丹與后唐“南北并立”（頁55）到它迫使后晉沙陀政權“屬國化”的線索展開，只是在最后割出分別以“澶淵之盟”（頁73）和“南北共存的一百年”（頁74）為題的很短小的兩節文字，把遼-宋關系以及幾乎全部的“契丹帝國的穩定期”都一帶而過。第四章“訪問已消失的契丹帝國：穿越千年的時空”，簡直就是一篇散文式的優美抒情的訪古隨筆。當作者面對遼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址那“高層建筑般規模的……塔狀巖石”，發出“傳說，在那里真實地存在著”（頁86）的感慨之時，他同時也把撞擊著他自己心靈的那種由衷的感動深深地傳達給他的閱讀者。

        就這樣，當終于翻過有關遼代歷史的最后一頁時，我們發現已經讀完了全書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主要用于講述蒙元史，所以只能用第五章簡單地把西夏和金都說完了。接著作者又以相當詳細的筆墨，生動展現出蒙古人怎樣“走向史上最大的陸上帝國”、如何組織起一個“龐大的多種族復合國家”，并且把大半個歐亞舊大陸整合為一體的非凡歷程。

        敘事上高度跳躍的選擇性和結構上調度自如的畸輕畸重，使本書充滿了一種由非均衡的張力所營造的美學效果。至今還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張，講述歷史只需要“還原真實的過去”，所以“實證”方法就意味著必須盡量辟除講述者自身觀念的影響。但是我們真的可能還原“真實的過去”嗎？真的存在著一種被所有經歷了那個“過去”的人們都一致同意的“真實”嗎？看來與其懸得過高、空論還原真實，倒不如盡最大努力地去還原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各種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種細節去還原一幅有關過去的越來越精準、清晰的宏觀圖景。歷史細節永遠“還原”不完。這里不存在應不應該有所選擇的問題；問題只在于如何選擇、選擇得好不好。

        從體裁上說，本書可以被歸入“大眾史學”一類。我并不以為，當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國人寫的、以中國歷史文化為題材的、能引人入勝的大眾史學作品，只是因為中國學者都放不下“專家”身段去從事那種創作的緣故。這里面更多的，其實還是寫得出、寫不出，或者說得更尖銳一些，是即使寫出來了，能不能讓人看得下去的問題。盡管不必采用綿密引征和系統論證的闡述形式，大眾史學在需要把歷史敘事還原到親歷者們的切身感知、還原到總體歷史圖景、還原到根本價值關懷方面，以及在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點也不比對于更“專業化”學術寫作的要求為低。在此一意義上，一個寫不出高水平的大眾史學作品的知識生產群體，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產出被紛紛自詡為高水平的專業化學術著述，這種現象本身就是極應該加以懷疑的。

知識精英的“憤懣”情緒

        正因為這部大眾史學讀本兼具瀕臨現有知識邊界的學術前沿性，所以甚至對于從事專業歷史研究的閱讀者來說，也可以從中獲得不少深度啟發，并由此而萌發把那些被碰擊出思想火花的話題推入更充分思考的念頭。以下選幾個比較有趣的例子，說一點看法。

        921年末，處于權力爭奪之中的河北軍閥里有人以鎮州美女、金帛引誘契丹入寇。據《資治通鑒》，那個引狼入室者對阿保機說：“鎮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阿保機準備發兵，“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邀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結果大敗而歸。本書作者強調，司馬光這段文字把阿保機表現為一個“無聊卑賤之人、一個不知好歹的蠢家伙。……——對不起，實在忍不住想這樣說”。作者斷定：以上這段記載不見于《舊五代史》，故它出于歐陽修的“創作”；司馬光不但從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里抄了這個故事，而且把它抄得比《新五代史》還要“卑賤、粗俗”得多（頁59）。

        此處沒有足夠篇幅把歐陽修的原話再抄錄一遍。但至少從我的感覺來說，實在看不出司馬光的描寫在哪里表現出比歐陽修“卑賤、粗俗”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司馬光抄的根本就不是歐陽修，而是他寫作《資治通鑒》時大量利用過的五代“實錄”。意思完全相同，而文字稍見繁復的這一條記載，亦可見于《冊府元龜》“外臣部”。當然那也同樣是從“實錄”里抄來的。后者并交待該信息來源說，“時獲賊中人（也就是契丹方面的人）言”。流言未必盡實，史家無由考定，“述故事”傳之后人而已。拿這件事來譏刺“司馬光的淺見”，似過于嚴厲。

        像這樣的不太適當的批評不止發生在一處。“通鑒”曾述及，阿保機猝死后，月里朵太后執意選擇次子堯骨、而不是長子突欲繼承皇位，為此殘酷殺戮了一批舊臣。本書在提到此事時，又一次譴責司馬光“虛構”了一則“充分反映他精神世界”的“故事”。作者以突欲被分封在東丹國來證明阿保機對他的超級信任，并由此斷言，盡管“沒有留下明確的遺詔就意外地去世了”，按“阿保機的本意”，實在“無需擔心突欲當不上繼承人”。只因為掌握國家大權的月里朵“內心已向堯骨傾斜”（頁68），所以才有后來的結果。

        中國一位著名歷史學家早就指出，阿保機在立突欲為太子五年后，又封堯骨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這并非任命最高軍事統帥，而是在早已確立過太子的形勢下另行更定皇位繼承人的特別安排。是則突欲在阿保機死前不久晉封人皇王、東丹國王，地位雖僅處于作為天皇王、地皇王的帝、后之下，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繼承人。以天下兵馬大元帥身份繼承皇位的做法，后來也曾幾度被沿用。這表明月里朵的所作所為，實際上都是為了壓制朝內不同主張，強行實現死去丈夫的遺愿。本書作者像司馬光一樣，認為堯骨繼位出于月里朵個人的偏好及設計，則其“精神世界”豈非與司馬光無大異？至于“虛構”之說，就更未免不實之嫌。

        不是說對司馬光的立場就不能批評。將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長（966-1027）的《御堂關白記》或者《歷代天皇御記》等著名日本歷史文獻里某些值得討論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會感到高興和滿足的。但同時我也一定會懷著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盡量做到更謹慎謙恭地表達這些意見。

        看來，漢語文獻包含的天然偏見所引起的，已不僅是本書作者理應有的警惕，而且變成了一種反感、甚至厭惡。所以他才會說，漢文記載所創造的“虛構”，遠甚于古希臘、羅馬文字圈，因而“能夠輕而易舉地變丑陋為美麗”（頁55）。在這樣的表述里，一點也看不出日文所特有的那種委婉、客套的語氣。因手頭無書，我閱讀的是本書的漢譯文本。不過我與漢譯者烏蘭教授非常熟悉，所以完全可以相信她的譯文是忠實嚴謹的。作者提到《遼史》關于925年“日本國來貢”的記載時寫道：“距今大約三十年前剛剛邂逅《遼史》時，這條記載對視覺造成的沖擊至今難忘。”（頁30）這段話不由自主地讓我想起民族主義研究者經常談論的知識精英的“憤懣”情緒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關系問題。

        對“夷夏之辨”意識流支配下大漢族主義歷史觀的質疑，無疑是本書很突出的一個最讓人耳目一新的亮點。這里再舉一則例證以明之。作者認為金宋間的“紹興和議”致使“‘澶淵體系’再次出現”，并稱它為“依照國際條約達成的和平共處方式，是亞洲的東方創造出的歷史智慧”（頁97）。中國讀者——確切地說，是習慣于在“中國的”與“漢族的”之間畫等號的讀者——對這樣的看法很可能會極不愉悅。它當然是由霸權強加給參與國的一種不平等的外交關系。但傳統時代既然尚未出現平等國際關系的理念，在一種經過雙方討價還價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關系框架內實行“和平共處”，比起兵連禍結的長期惡斗，難道不是雙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結果嗎？其實這個方式也不是金的創造。它只沿用了漢室王朝早就發明的“朝貢”體系，不過又把它倒轉過來，讓一向習慣于接受別人前來朝貢的一方變成了向別人朝貢的一方而已！我們不是從來就懷著心安理得，乃至有些盲目自傲的情緒來看待以漢室王朝為中心的朝貢關系嗎？漢室成了朝貢一方，就以缺乏平等怪罪“澶淵之盟”或者“紹興和議”，這樣的見解，與視其為“東方創造出的歷史智慧”相比，顯然少了一點歷史主義的應有意識。

        不過就像所有原創性理論的作者都傾向于夸張一樣（以賽亞·伯林語），我們也從本書中讀到些許因夸張而導致原貌可能有點走形的地方。建立唐王朝的李淵家氏，被本書視為“出身于拓跋鮮卑的地地道道的‘夷’”（頁23）。作者據此認為，“唐朝在系譜上本來是接續拓跋北魏的”；把它與從代國到北周、隋的一系列政權共同“統稱為‘拓跋國家’的看法與史實相當符合”（頁88）。可是本書提到的三條相關理由，恐怕難以支撐起這種見解。它們是：唐室“祖源拓跋氏”之說；唐“依山而建皇帝陵”與契丹陵制相同、而于漢人王朝則“明顯是個例外”（頁88）；中亞以西各地多用Tobgach稱呼唐，是即“拓跋”之音轉（頁88）。

        李氏原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來代有其說，但至今難得落實。陳寅恪所謂“疑出邊荒雜類、必非華夏世家”，強調的未必是華夷之辨，實為其門第身份之有無；否則就與他另文所說“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斷制互相抵觸了。關于唐陵，除非伴以堅實的辨證駁論，而不只是憑藉突乎其來的奇想，楊寬的見解仍然是我們必須重視的。據此，唐昭陵墓室以穿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為體”建造皇帝陵墓的辦法，由魏晉南朝代代相傳至唐，經昭陵而成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確實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與依山建陵關系不大，而主要體現在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壽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類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稱以Tobgach的變形西傳，在北魏及其繼承王朝滅亡后，仍長期在中亞被用來轉指曾處于拓跋人統治之下的北部中國。我們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語式的發音”（頁89），但從唐政權被西方人稱為Togbach就推證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據格薩爾之名源于愷撒而斷言青藏地區這位傳說中的藏王是羅馬人后裔一樣，無論如何是過于魯莽了。

        陳寅恪早已論證過，隋唐制度有三個淵源。其中梁陳之制當然是漢式的；西魏北周之制是胡漢雜糅的混合制度，但它對隋唐制度影響最微；北魏北齊之制才是它最重要的來源，而其主要成分，則是通過士族之家學傳承接續而來的殘存中原之漢魏文化、東晉南齊之禮制以及保存于河西的漢魏西晉文化。唐代制度體系，是融合了不少胡文化元素于其中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就認定它的這一性格而言，李唐氏族的出身究竟為何，甚至已變得不再重要。不僅如此，正像本書很精辟地指出來的那樣，一個“跨時代跨地域的國家和社會”，即一個變身為“大中國”的中華，乃是以“阿保機所開辟的新道路”為起始點的。故“阿保機的創業，又是時代的創業”（頁64）。既然唐朝無論怎樣也不能被看成與遼、金、元等王朝處于同一個國家建構模式的譜系內，那么唐朝是否“拓跋國家”，這個問題本身究竟還有多少意義呢？

        人們很容易就一本書是否好書做出他們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愿意手不釋卷地把它從頭讀下去，一直讀到結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書的看法，倒是一個與此不甚相關的問題。本書絕對稱得上是一部好書。相信其他讀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會生出與我同樣的感受。

        （本文刊發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