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生，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榮休教授。1964年畢業于哈佛大學，1971年畢業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師從列文森、魏斐德。長期研究農村社會和民眾運動，對于中國革命有著持續關注。周錫瑞教授是當今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他于1987年出版的著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堪稱相關領域的扛鼎之作，曾獲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最高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

        在英文著作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葉：一個中國家庭的變遷史》）中，周錫瑞研究了他的妻族葉氏一門自晚清至共和國六代人近二百年的歷史。周錫瑞的夫人葉娃女士出身于中國有名的大家族天津葉家，高祖葉伯英，官至清朝陜西巡撫。其父葉篤莊是著名農史學家、翻譯家，譯有《物種起源》、《達爾文進化論全集》等；三伯葉篤義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七叔葉篤正為著名大氣物理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從晚清、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到1949年以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眾多家族成員——清朝官員、銀行家、民主人士、留日/留美學者、中共高級干部、相聲演員、家庭主婦等——在個體生命與歷史相遇時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政治如何介入家庭、家庭如何應對社會變遷，這都是周錫瑞所關注的。2014年6月，周錫瑞在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題為《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家庭與國家》的講座，講述這一研究的緣起，并與在場學者、聽眾討論了當下中國的社會流動、家庭結構變化等話題。

        周錫瑞先生授權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發布演講及討論內容以饗讀者。本文經周先生本人以及《葉家》譯者、北京大學中文系孟繁之先生審定。

        

        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在中國講中國歷史，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小學生在這里班門弄斧，（可能有很多）不合適之處。不過，我覺得我們可能有局外人的觀點，能看出（或談出）一些不同的東西來。

研究家史的緣起：岳父寫了回憶錄

        這次研究葉家的家史，大家可能都已經聽說過。我愛人的父親（葉篤莊）寫了一部回憶錄。他寫回憶錄的原因很清楚：我愛人這一代都是“文革”期間長大的，她父親覺得這種“黑五類”家庭——清朝時候做過官，祖父是大資本家，父母是知識分子（“臭老九”），“反右”時父親被關起來，關了將近20年——對我愛人和她的姐妹來說，一直是負面的存在，是一種思想和精神包袱，因而看不到家庭的全貌。我們的孩子在美國出生后,葉篤莊寫了他的歷史,為的是讓他的第三代，能從中了解自己是從哪里來。

        這部回憶錄包括了他在天津的少年時代。他那時候跟他父親（葉崇質先生）、 父親的太太以及兩個姨太太，十一個兄弟、五個姐妹在一起生活，真是一個大家庭。他從如何在這樣一個家庭長大寫起，到后來上南開中學，又留學日本回來，參加革命，等等，一點點把故事寫出來。二十多年前我就看了這部回憶錄，但那時也不知道該怎么將它利用到我的研究上。也就在那時，我遇到華中師大的章開沅先生，他很看重這個材料， 同時鼓勵我， 讓我把葉家的歷史寫出來。最近，中文譯本《葉家：一個中國家庭的變遷史》即將出版，我岳父葉篤莊先生的這部回憶錄也要同時出版，大家屆時可以互相參證，比對在一起讀。

歷史新寫法：年譜、族譜和詩集里的家族與社會

        我是1994—1995年在北京工作訪問時，在北圖善本部找到的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的葉伯英年譜《耕經堂年譜》的。現在這部年譜已經作為“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的一種印出來了，但那時還沒有。葉伯英做官至陜西巡撫。所以這又多了一個線索，而不光是20世紀這一代人的歷史了。

        我岳父（葉篤莊）是在天津出生的，不過他們的老家在安慶。我們找到安慶的葉家祠堂，也是經過章開沅先生幫助的。

        （葉家）家里記得小時候有一個族譜，不過北京天津都找不到，“文革”時候毀了——封建家庭出來的一個東西，對家里沒好處。農村則不一樣，當時通過章 先生，我們已經了解到有個叫“葉祠”的村子，基本上全是姓葉的，隊長、大隊長、書記都姓葉，從這方面說，把族譜毀了也不合適吧。我們想有可能回安慶能找到。 章先生讓他在蕪湖的學生去看看有沒有葉家族譜。他給我們回信說，找到了葉家的祠堂，還有一位掌握葉家歷史的農村老先生，比較有文化，每年過年的時候給人家寫對聯。章開沅先生的這位學生跟老先生談了以后告訴我們，他們可能有點材料，但是不肯說。

        我們1995年春節的時候坐船前往安慶。我們找了一份安慶地圖，注意到郊區有一個叫“葉家老屋”的地方，雖然名字不對，我們還是叫了出租車去了一趟。去了以后覺得應該是對的。當時的葉家祠堂是大隊辦公室。他們給我們介紹了一位老先生，叫葉萃章。我們談得非常好，老先生挺愛談的，他大概覺得跟我一個高個兒大胡子老外，談談也沒關系。我是跟我愛人葉娃一塊去的。雖然大家都姓葉，但不見得是自家人，所以談來談去他還是有顧慮。為什么有顧慮呢？我后來發現，我岳父那一房，差不多一百多年都沒有回去過安慶，他們是太平天國打進來的時候離開的，1890年回去過一次，那次還是因為葉伯英和他的父親葉坤厚去世了，晚輩們想把他們葬回老家。這兩位都是清朝大員，但在老家的葉家人都是農民，很窮，見來了兩個浩浩蕩蕩的大棺材，就把他們一行人關在祠堂里，問他們要錢，或者建學校，或者買地，（否則）就不讓他們埋人。關了一個月，他們最后答應了。但答應了還不讓埋在葉家墳地，說是官太大了會壓住風水，所以埋到了外頭。從此以后，這一房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以后，葉家的人都埋在了北方和江蘇， 再也沒有回過安慶。 現在想起這個，他們有顧慮，覺得我們回來，該不是為了墳地的事吧。

        直到后來我們拿出了一張家庭合影的照片， 才打破了這種不信任感。

        左二是我岳父葉篤莊 ；左四是葉篤義，民盟中央副主席；中間是葉篤正，科學院副院長，大氣物理學家；右三是葉方（葉篤廉），中央黨校理論部書記，右二是十二叔葉利中，說相聲的；右一是方實（葉篤成），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書記處書記。 葉家人鼻子都比較大，安慶葉家也是。看了照片，名字也和族譜上的一一對起來了。從那個時候開始，葉萃章就不把我們當外人了，也開始信任我們了。第二天我們回去時，請我們大吃大喝，還把十二卷的族譜都拿了出來。 這部族譜使得我研究葉家家史成為了可能。這部1944年修的族譜，從元末明初開始，一直修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

        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材料還有葉坤厚的一部詩集，叫《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葉坤厚也是做官的，詩集里很多是記述風景類的詩，不過也有很多是講家庭關系或官場生活的，對我特別有用。

        按照現在的規定，干部去世后檔案對后人開放。 我愛人去中國農業科學院看了她父親的檔案。我岳父從“三反五反”到“肅反”到“反右”，都是被批判的對象。將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材料和回憶錄對應起來，價值相當大。

        寫這種歷史對我來說是全新的一種歷史方法。我原來寫過《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那時候來不了中國，寫了湖南、湖北兩個省，當時我已經覺得兩個省范圍太大，所以后來寫《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時，好多資料都是以縣為單位整理出來的。最近又開始做陜甘寧邊區的研究，準備以村為單位。而這一研究是最小的單位，一直到家里。盡管是不同的方案，不是一個地理范圍，不過都是從社會結構來寫的歷史。

晚清葉家：官宦之家

        我基本上是根據族譜從明朝寫起的。家譜這類資料大家都知道，它的內容有限，目的也很清楚，基本上是為了弘揚家族的光榮史，都是正面的敘述。族譜對女性的態度很清楚，就是重男輕女，說家里的糾紛哪來的？都是因為女方帶進來而不是自己家的，是從外面娶進來的，她們進門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糾紛、麻煩。族譜里有一段講如何處理這種糾紛，最好的辦法是“不聽婦言而已”——不聽老婆的就能和諧。

        不過從葉坤厚的詩中能看出另外一種聲音。“人皆父母生，父母養其幼，襁褓不離身，何分夜與晝，飲食兼教誨，急急心孔疚，待其長大時，親已年高候，娶婦望成家，從此生疑竇，櫌鋤有德色，箕帚亦誶詬，房中樂未央，堂上雙眉皺。”以此看來，夫妻的感情也很自然，也很重要。

        葉坤厚考中了秀才，舉人一直沒考上。 成為拔貢之后， 到河南升職做了南陽知府。1852年他回安慶，第二年太平軍就打來了，讓他組織團練，但是來不及了，于是逃到外地的桐城山上避難。“江南繁盛極驕奢，安樂由來生變故。特將兵火示災懲，要使齊民知感悟。”太平軍還沒來的時候，他就寫了不少這一類的詩。

        他從安慶逃出來避亂的那個特殊時期，有了無為而治的做官理念。當時他全家人都逃到山上去了，他自己跟老農夫、砍柴的，還有和尚交談，覺得大家都是一樣的。當然這只是他的幻想。他的家庭大而富有， 不可能和老農夫是一樣的。在他又做官的時候這更為清楚：“憶昔居家時，日日具饔飧。佐食無兼味，登盤惟菜根。芋豆且希有，肉食匪思存。自從入宦場，閱歷乃大變。一飯費萬錢，猶曰難下咽。” 他在開封有廣廈數間，藏了不少古董和書畫，太清廉的官不太可能收藏那么多東西。

        他的儒家思想在那一階段的詩作里也同時可看得到。他詩集里特別強調“治民如治家”、“作官如作母”，這當然和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有關。寫家史的時候，這類詩給我的印象比較深，就是說治家和治國是兩個相關的概念，忠臣、孝子往往是相互配合的角色。

        葉坤厚從安慶逃出來以后參加了淮軍，打捻軍，有一定的功勞，升了官，第一次覲見皇帝后他的兒子就有了官職，第二次覲見回來兩個弟弟也都有了官職。因為他做官做得好，全家都能做官。清末這個現象是比較普遍的。一般說來，沒有舉人或進士之類的功名，想有一個像樣的官職比較難。但在晚晴太平天國之亂后，這個局面開始有些轉變。他的兒子葉伯英官至陜西巡撫，卻連 舉人都不是，其他人的官職則是捐的。不過因為他父親有功，所以他能夠有做官的機會。

        關于清朝這一段，我還想提一點。一般我們寫晚清，特別強調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葉坤厚、葉伯英對洋務一點興趣也沒有。詩集里排外的因素特別多。 葉伯英1842年在南京考舉人，但他的年譜里《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一句都沒提。 他在陜西巡撫的任上，曾有過一個比較長的奏折，建議恢復書院、恢復儀節、再建學堂恢復科舉。他說現在不重視儒家思想，人們開始從商，他就責備這種現象。有一次葉伯英見慈禧太后，慈禧問他你搞水利有沒有用機器，他說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他不怎么關注這些。他對“洋”的東西的關注，還不如慈禧太后。

民國葉家：在動蕩和轉折中道路各異

        這個家史的研究總的來說分三大部分，清朝、民國、共和國。到民國時候，這一家都搬到天津去了，住在這個通商口岸。我岳父的父親葉崇質曾做過直隸巡警道，其實可以說是天津的警察廳長。不過他有一個堂弟葉范輿參加了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后這位堂弟開始在北京活動，他們之間的關系被發現了，清廷就不再信任他，（把他）辭退了，覺得他不可靠。從那以后，他再也沒做過官。

        他們這家子和袁世凱關系比較密切，他們家的老十一，就是袁世凱的孫子。什么原因呢，袁世凱家覺得葉家出的兒子特別多，袁家兒子少、命又短，所以他們把一個孩子送到葉家，找葉家生孩子特別多的女人，穿一個大紅裙子，從下面給拉出來，假裝是她生的。每年過節的時候再回來拜年。所以他們家和袁世凱家非常近。民國時期，袁世凱有幾次給葉崇質任命安徽的官職，相當于安徽的省長（當時叫民政長），有實權的，但他不做。為什么呢，葉崇質搞革命的那個堂弟，民國一年又在北京那兒鬧革命，辦報紙批評袁世凱，于是說是造謠給抓住關起來了。葉崇質聽到了消息，跑到北京去救人，剛到北京火車站，即被告知人已經被槍斃了。他馬上回天津，說我再也不做官，做官太危險了。后來，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就“下海”了。葉崇質就跟著周學熙的集團，在華新紡織廠、中國實業銀行、華新銀行各種各樣的行業里做事。

        葉崇質他們家里是一個大家庭，活下來的有十個兒子、五個女兒，家里設有私塾，都在家里念書。家里主要是請一位老先生教他們中文，不過葉崇質雖然是儒家思想教育出來的，他還是認識到時代變了，要學習西方的東西，所以讓孩子們上午學中國經典，下午請了一位新學堂的先生，教英文和數學。那時在天津，要有出息，得上南開中學，南開中學最難考的是英文和數學，所以他就在這方面培養孩子們的能力。基本上，他的兒子們都上了南開中學。不過葉崇質還是有保守的一面，他的女兒們根本不許上學，只有最小的五姑，基本是父親去世之后才上的學。父親晚年也能讓她跟哥哥們一塊兒念書，然后到當地的小學去。所以只有最小的這個女孩子接受了現代教育，其他都是學簡單的詩詞、繡花這一類。

        到南開中學，完全就是另外一個世界。葉崇質死得早，1930年就去世了。所以“九一八”的時候父親已經不在了。葉崇質當然希望兒子跟他一樣不參加政治，政治太危險，要他們學商、學科學。不過，一方面是父親去世，另一方面“九一八”事件以后，南開中學有愛國學生運動，他們都被吸引參與進去了。另外，南開跟以前的私塾很不一樣，有各種各樣的活動，話劇、體育、演講比賽，等等，所以學校成了家庭之外另外一個對他們生長有較大影響的社會環境。

        葉伯英那一代人多半在家里讀書，治家和治國同一個道理。民國這一代則不同了，家里是一回事，外面是另外一回事。他們住校，朋友比親戚、哥哥還要重要。舉一個例子，他們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已經受到愛國情緒感染，我岳父（葉篤莊）那個時候剃光了頭，以示愛國精神。事變發生以后他們都覺得要逃到內地。當太平軍占領安慶的時候，葉坤厚一個家族作為一個群體避亂，葉坤厚、兒子葉伯英、兩個弟弟，所有的婦孺一塊兒逃。但是抗戰爆發之后，葉篤莊這一代都先回到天津老家和同學聚會，然后一個一個跟他們的同學一塊走。他們的同學是什么組織的，他們就跟著這個組織，有的到山東，有的到武漢，有的到南京，有的到山西。可以看到，家庭的作用已有很大變化，現在是朋友、同學、同志比兄弟更重要了。

葉方與學生救亡宣傳團

        后面中間戴眼鏡的是葉方（葉篤廉），他在清華大學時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已經跟左翼組織來往較多，當局下了一個逮捕令，他就躲起來了，躲起來的時候入了黨。這張照片是在武漢拍的，后來他到桂林，又到新四軍那里去了。在這一段，他已經可以說是跟著共產黨走，他的人生道路已經定下來了。不過也有幾個人的人生道路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定下來。抗戰期間當然是很亂的一個時候，我經常覺得教科書寫得太清楚、太簡單，這邊是國民黨的，這邊是共產黨的，這邊是漢奸的，其實有好多地方則既是國民黨的又是共產黨的，或者有時候國有時候，跨黨的也有。

        葉篤正也是清華的，他和葉方（葉篤廉）原先都是學化學。他父親若活著，會特別高興，學化學以后做科學家。不過學化學每天下午都要到實驗室，要寫報告，葉方沒時間去搞這些。先是葉篤正幫他寫報告，考試時幫他過關，到第二年就不能這樣了，因為他根本沒時間去做，于是就選了一個冷門專業去學歷史——負擔沒那么重，期末寫一篇文章而已。所以葉方就有時間去去組織游行。

葉篤正與胡錦濤合影

        葉篤正盡管是很用功的一個學生，“一二九”運動的時候他也去參加了。到盧溝橋事變時，他也投筆從戎，參加了革命。他那時也是跟女朋友走，不是跟兄弟走，到山西去了。有一陣都快到前線了，當時女同學和男同學分開住不同的村莊，突然來了一個消息說有日軍要來進攻，威脅女生陣營。葉篤正當然要去救他的女朋友。他跑了一夜，結果第二天早上到了以后，發現日軍并沒有來，但緊接著就有個壞消息：他的女朋友有了另外的男朋友。于是就跟葉篤正吹了。后來他知道女朋友已經入黨，黨不贊成她跟非黨員發展關系，他們就給她安排了一個黨員做丈夫。所以她和篤正說，“你要做科學家，我要搞革命”，于是就吹了。當然他傷心極了，回去哭了一路。后來坐了兩三天，想算了，不搞革命了，反正沒女朋友了，沒意思了，于是回到西南聯大復課，因成績特別好，后來又到浙江大學上了一個碩士，后來考取了自費留美，就去芝加哥大學拿了一個博士學位。到1949年建國的時候就回國了，他當時已經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因為愛國回來的，回來后開始籌建氣象局，在科學院做大氣物理研究所所長，后來做到科學院的副院長。2006年他得了全國最高科技獎，受到胡錦濤主席接見，一起合影。不過我時常覺得，要是沒有跟那個女朋友分手，那他很可能就是左邊那個人（將軍）。

        抗戰那個時期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而那個轉折點在好多方面能決定你一輩子的生活。入黨是一個途徑，入國民黨也是一個途徑，另外民盟里葉家還有好幾個，像葉篤義、葉篤正、我岳父、他們的大哥葉篤仁（葉剛侯），都是民盟的。他們那一代，后來的好多事，都是要看你抗戰時期做了什么。（在政治運動中要）一次一次地交代，尤其是要你交代抗戰的時候做了什么。所以葉篤正最后搞學問沒有搞政治，這一時期在某些方面也就決定了他后來的政治生涯了。

共和國時期：政治如何介入家庭？

        最后一部分是講共和國時期。關于這家人，另外一個我覺得有意思的因素就是他們大都晚婚，因此比較獨立。抗戰爆發的時候他們一般都是二十來歲，一般除了入黨的那些人，黨可以給你安排一個老婆，其他人抗戰的時候沒法結婚的。結婚晚，所以生孩子也晚。他們有比較長的一段單身的過程，獨立生活的過程，整個抗戰期間也沒有家里的責任。這就培養了一種我覺得比較特殊的精神。入黨的人，尤其是游擊隊那個時候，也是自力更生想辦法。后來這一代，單位給安排工作，上學住在學校，這個跟上一代非常不一樣。他們的孩子基本上是1949年建國以后馬上生的，都是1950年代初生的孩子。葉方（葉篤廉）是清華的，入了黨，參加了新四軍，后來在東北定居，胡耀邦的時候胡耀邦把他調到中央黨校做了理論部的主任。不過你也可以看他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是同一個年齡段的。葉方生了六個孩子，五子一女，也是大家庭，他母親最喜歡這個家，這個家是他們兄弟行里最大的。當時東北受蘇聯影響比較明顯，是提倡大家庭的。

1982年葉方家合影

        我的題目有一方面內容是寫家庭和國家的關系，到共和國時期家庭和國家的關系變得要更復雜一點。因為很多方面國家和黨比較懷疑家庭聯系。我記得我在研究陜甘寧邊區干部檔案的時候，里面時常看見批評地方干部“家庭觀念濃厚”、太重視家庭，黨性不強，應該加強黨性，不要太顧慮家庭，等等。到了政治斗爭的時候，要求你和親戚劃清界限，與家庭分離出來。所以到底應該怎么理解家庭在共和國時期的情況呢？

        第一，宗族制度已經沒有了，像他們少年時在天津的那種大家庭就沒有了，在農村也沒有了，宗族有族田、義莊的也都給沒收了。到這個時候，徹底變成了小家庭制度。這是因素之一。不過這并不是說葉家兄弟之間沒有任何聯系。搞政治運動的時候他們基本上互相疏離了。因為不能管，誰有麻煩，哥哥弟弟不能管、不能幫助。后來平反后，就又恢復了關系。所以在某些方面黨是有點敵視家庭關系的。

        另外一方面，黨又是特別重視家庭關系的。“文革”的時候強調“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父親怎么樣你就怎么樣。這就對葉家有很重要的一個影響，就是讓這個家庭更凝聚在了一塊兒。反正我怎么樣，我爸是“右派”，我就是“黑五類”，我無論怎樣都躲不開。人家都待我像“黑五類”，只有我的家庭能靠得住。政治斗爭的時候最能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家里人。這也是導致家庭的地位作用雖不見得有增加，但還能保持的一個因素。當然這不能說是所有的情況，張藝謀的電影（《歸來》）我還沒看，但確實有的家庭是要你徹底劃清界限的。

        葉家只有一個例外，是北師大一位老師，帶領北師大同事、紅衛兵去天津抄自己父親的家，叫她的祖母做檢查，不久之后，她祖母就去世了。葉家全家從來沒有原諒這個人。

        總的來說，葉家家史這本書分成清朝（晚晴·封建帝國末期）、民國、共和國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一個大的災難，影響家庭的生活方式。晚清時太平軍侵擾東南，他們要躲。民國時，日本全面侵華，鬼子來了，他們要躲到內地去抗戰。共和國時期，“反右”對家里的知識分子沖擊特別大，而“文革”時連黨員也受到批判。不過對每一次災難，家里的反應都不同。太平軍侵擾的時候，舉家避亂；民國時期抗戰，兄弟分別跟著朋友、同學走。“文革”的時候，基本上因為插隊而分離，都沒有插到同一個村子，連同一個省的也很少。

我為什么不寫“文革”結束以后的這一代人？

        最后講一點，這個研究出來之后受到最大的批評就是說沒講新時期的情況，沒有寫“毛時代”以后的這一代。（我）沒講是因為這本書已經夠長、夠復雜，再加一代人，就更多、更復雜了。

        但我自己在想，應該怎么理解這一代人。之前往往歷史學界、人類學界、社會學界都說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老家”的概念、觀念特別強，但我考慮其實葉家的流動性很強。從太平軍打進來的時候開始，一直在流動，基本沒停止過，而且范圍還越來越廣。葉坤厚、葉伯英那一代是從安徽到了河南。抗戰時期，就整個內地到處跑了。共和國時期，分配在哪兒就是哪兒，還有插隊到農村的。毛澤東以后的這個時代，有許多的都到國外去了。流動性成為當代社會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我們一直喜歡對比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很少有兒子這一輩跟父母親住在一塊兒的，中國現在這個現象越來越普遍。從大家庭到小家庭，這個是普遍趨勢，獨生子女政策以后家庭則越來越小，導致哥哥弟弟的概念越來越淡薄，表姐表妹叔叔這些概念都不知道要到哪兒去查考。這也是一個現象。婚姻方面，新時期開始出現愈來愈多的離婚狀況，這之前是不多見的。當然這在傳統社會，基本近乎沒有，民國時期也特別少。葉家里頭也有不少婚姻不是和諧愉快的，不過基本上沒有去離婚，到后來這一代，則不和諧即去離婚。中國的大城市比如上海，離婚率已經趕上美國了。在其他生活方式上，那么多次政治運動的影響，都不如市場經濟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大。市場經濟真正對家庭生活產生了革命。這新的一代連續性比較強，完整性葉比較強。如果要寫新時期，那又完全將是另外一個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