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自己沒有資格寫父親。我怎么寫得出父親坎坷多難的一生呢？父親是一棵大樹，高樹悲風；父親是一棵秀草，秀而易摧。去年此時，我正和姐妹在協(xié)和醫(yī)院照看病危彌留的父親，每天走過煤渣胡同往醫(yī)院給父親送飯，就能看見胡同口兒的一棵大槐樹，已經(jīng)樹葉全無，只剩了枝干，卻仍在呼嘯的寒風中搖擺，無一絲一毫的懦弱，無一分一厘的退卻。那就是我的爸爸呀！

        我怎么寫得來父親呢！作為女兒，即便我有天大的能量，也無法寫出父親直面人生的勇敢與不屈，寫出他在學術(shù)事業(yè)上的一絲不茍與耿耿追求，寫出他愛國、愛民的真誠和執(zhí)著，寫出他的正直與良知，寫出他耄耋之年仍童心未泯，寫出他嫉惡如仇，直至咽氣前幾個小時還能寫出“人生有何罪”這樣“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語！

        想來想去，我想還是寫寫在父親坐牢18年后我們重又團聚的那些天吧。

        兒時記憶中的父親，全是些不能連貫的片斷。就是這些片斷，也是成人之后經(jīng)人詮釋才有了意義。因為1958年父親被捕入獄時，我們姐妹三人尚在幼年。真正知道自己的父親，乃是17年后的1975年，其時父親背著“國民黨縣團級”的牌子出了勞改農(nóng)場。我們都已年過二十，而父親從高中開始就苦苦追求的母親已經(jīng)在一年前作古。雖然終又有了父親，但我們這個小家已經(jīng)破碎，即便有回天之力，也無法重圓了。

        1976年初夏，我終于在工廠請了假，以回京探親為由，偷偷去安徽懷遠荊山湖漁場看望十幾年未見的父親，并約好和北京的姐姐在父親那里見面。為了省錢，從西安出發(fā)，我坐了幾乎一路的“蹭車”，幾次被趕下車來，及到蚌埠已是深夜，且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兩天。那一晚在蚌埠汽車站幾乎是坐等天明，終于坐上了頭一班去懷遠縣的汽車，心里七上八下，到現(xiàn)在還記得腦子里翻來覆去想的就是“近鄉(xiāng)情更怯”這么一句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古詩。

        到了懷遠，天已漸明。由車站到漁場還有七八里路，父親曾寫信囑咐一定要我叫輛三輪兒。當時一是天太早沒有三輪，即便有，七八里的路程也沒有必要花錢坐車。這么多年沒有通信見面，父親不知道我們是怎么長大的。

        出車站上了淮河大堤，按照父親畫給我的詳細地圖，沒有費勁兒便找到了漁場。遠遠過來一個中年婦女，還沒開口就笑起來：“你是老葉的二閨女吧！唉呀！你怎么才到呀！你的老爸爸天天早上在這兒等你！唉呀！你跟你大姐可像著啦。你大姐來了幾天了。”

        聽她這么說，我的眼淚一下就流了出來。自從父親被捕后，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陌生人談他時，沒有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歷史反革命”、“右派”、“極右份子”、“勞改犯”等等那樣令人心悸的定語。從上路開始層層加在心頭的期待、準備和無法言傳的恐懼，再也沒有地方放得下了！一個“老葉”再加上一個“老爸爸”，一切都變得如此簡單與直截了當，如此近乎人情與合乎事理。從小到大滿天飛的標簽，什么“反革命家屬”、“黑五類”、“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像太陽出來后瞬間即逝的晨霧，消失得無影無蹤。等了這么多年，我知道父親就在眼前。

        那個婦人見我流淚，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彎下身來要幫我拿旅行包，說是要帶我去父親的住處。原來父親并沒有住在漁場的職工宿舍，而是住在漁場邊兒上的豬圈旁。還沒有待我們起步，她就發(fā)現(xiàn)了什么，拉長聲音沖著曠野大聲喊起來：

        “老葉——老葉——你的二閨女來了……”

        順著她的聲音，我看到遠處一個小小的身影正低頭沿著稻田埂朝我們走來。聽到喊聲，那個身影先是停了一下，又忽然加快速度，伸出雙手在空中搖晃著。大約田埂太窄太滑，他跌跌撞撞地幾次倒了下去。淚眼中，那個影子時而清晰，時而模糊，那就是我十幾年未見的父親啊！

        我是無論如何也記不起來父親和我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也無法回憶出相見剎那間父親的面容與表情。相反，我記得最清的是父親身上那件舊得已說不出顏色的外衣和那雙沾滿泥水的解放鞋。褲管空蕩，沒有襪子，露在外面的小腿就是兩節(jié)骨頭。兒時印象中父親的紅臉膛和寬肩膀已經(jīng)消失殆盡。他原本高大的身軀如今縮在那團灰布里，顯得十分瘦小。

        然而最讓我震撼的，還不是父親的形象。因為遠在懷遠探親之前，我的腦中就已預演過無數(shù)次想象中的團聚了。團聚中的父親早是瘦骨嶙峋，滿面滄桑，后來發(fā)現(xiàn)，這些預演的團聚全都是無聲電影。及至真正聽到了父親的聲音，我才切身肌膚地感受到了時空壘砌在記憶中的髙墻。

        父親的聲音極其陌生。

        不過父親的大手還是那么熟悉。聽到那個陌生的聲音后，我曾經(jīng)下意識地低頭去找父親的手。父親的手指又長又細，美國作家赫西曾經(jīng)描述過父親的那雙大手，說他要教訓人的時候，總要用中指指點對方。我們小的時候，常要占用父親晚飯后的時間，讓他用那雙大手在燈下的白墻上變出各種動物的影子。他做得最好的就是“大灰狼”，長長的中指和無名指一張一合，把狼的長嘴做得活靈活現(xiàn)。

        父親的大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和阿靚算了一卦，你準是路上拉肚子了，所以晚了。”這是我記得清的父親和我說的第一句話。因為當時我已哭成一團，完全沒有聽清在這之前父親和我說了什么。父親大概想說句笑話，結(jié)果說了這么一句。

        我們開始往父親的住處走。父親一定要幫我拿包。太陽出來后，天一下就熱起來，他身上的那件灰夾衣已經(jīng)穿不住了。我們停下來，等他解開衣扣，看見父親在夾衣內(nèi)只穿了件已是千瘡百孔的針織汗衫，干瘦的身子暴露無遺，我又止不住流出眼淚。嗚咽中聽見父親和我說：

        “娃子，你看看這件衣服，這還是老裴克的衣服呢。我找人在外面給吊了個面子，沒人看得見……”

        我看見了那件已經(jīng)成了里子，顏色依稀可辨的墨綠人字呢西裝，也看見了父親臉上一絲狡黠的微笑。

        每當我回憶起這一情景，總想找出能夠確切形容當時心情的字眼，然而卻總是徒勞。是震驚父親的坦蕩？是欽佩父親的無畏？是稍微的懼怕，還是淋漓的痛快？應(yīng)該都有。多年以后，當我真正開始了解父親，了解了近二十年監(jiān)獄和勞改帶給他的無法言傳的非人的精神與肉體折磨，以及父親眼見世態(tài)炎涼、親友向背、骨肉離棄的種種人間悲劇后，才明白父親急于用這種方式向親生女兒表示自己清白無辜的良苦用心。

        裴克是父親1940年代認識的美國作家。1946年1月至9月，他和父親在北平景山東街合租一處四合院同住。他曾經(jīng)寫過兩本書揭露國民黨在二戰(zhàn)時期的統(tǒng)治黑幕，其中的一本《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Two Kinds of Time）就是與父親同住期間寫的。這一段交往，父親早在“肅反運動”中就已交待過，并以“一般性歷史問題”下過結(jié)論。然而1958年，“反右”之后，父親所在單位的個別領(lǐng)導借運動之機發(fā)泄私憤，不但推翻了早先的結(jié)論，并且羅織罪名，搞起冤獄，誣陷父親為“美國特務(wù)”，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58年9月，其單位領(lǐng)導以機關(guān)名義對父親起訴后，又假以南京方面需要人手整理農(nóng)業(yè)古籍，將父親騙至豐臺火車站秘密逮捕。其用心之卑鄙下流，其手段之骯臟無恥，再寫就要污了這枝筆！而父親一走，就是18年！

        這18年正是我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其間除了1962年父親“保外就醫(yī)”，回來和我們住了一個月，十幾年我們沒有見過他一次。一提到此，父親就有無限的悔恨。他何嘗不想我們呢！但父親一次也沒有向母親提出要我們探監(jiān)。他后來和我說，有一次看到一個探監(jiān)的孩子，小手里攥著號牌，眼巴巴地站在鐵欄外等著叫號，心都碎了，覺得自己就是想死女兒，也不能讓未成年的孩子受這種恥辱。有一次他從監(jiān)房的小窗看到外面地里母牛帶著小牛吃草，觸景生情，寫了一首七言絕句。我只記得后兩句：

        “鐵窗隙里窺牛犢，心在雛風頭上花。”

        那次我在父親那兒住了十天。

        父親與人合住的地方是豬場旁邊的一個小土坯房，一并三間，土墻土地。我和姐姐來之前，父親借了一個大鋪板搭在他那間屋里，把原本就小的屋子擠得滿滿當當，轉(zhuǎn)身的地方都難找。而且那間屋子緊挨著一排豬圈，風向不對時，豬圈的臭氣就往屋里灌。盡管如此，我們也是非常知足了！用父親的話說，能再見我們，重享天倫之樂，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我到的那天正是“端午”，漁場聚餐。父親早就替我們交了餐費，準備一起吃第一頓團圓飯。漁場并沒有正式的飯廳，所謂聚餐，就是在廚房外面的空場上擺幾堆搪瓷臉盆，里面盛著各種各樣的菜，大家分別圍成幾圈，蹲在地上吃。我自上路以來，沒有吃過一頓正經(jīng)飯，所以那天蹲在地上狼吞虎咽，毫無顧忌。以后每一提及此事，父親就搖頭，說看到我大口嚼著豬頭肉的樣子，心都痛了。那頓飯父親一點沒有吃好，他說怎么也無法把我這個小時他同母親常常戲之曰的“唐代美人”同眼前的這個女兒連起來。后來姐姐告訴我父親私下和她說：“娃子怎么長得和小時候差這么遠呀！就是她一笑起來，還同原來一樣。”

        那次去見父親，對我們有件很難的事，就是怎么叫“爸爸”。雖然在去之前，我們曾與父親通過很多信，但信中的抬頭我常用英文稱呼，或叫“father”或叫“Dad”，而姐姐干脆跟我們稱父親為“老K”。為什么這么叫，現(xiàn)在很難說清楚。我只記得當時有點慶幸的是姐姐比我先到，我可以跟著她叫。不過到了以后，我才發(fā)現(xiàn)開口叫“爸爸”，并非易事。因為像所有的孩子一樣，我們小時對父親有自己特殊的叫法，不是去聲，而是上聲和陰平；后面的“爸”不但音拖得長，而且上挑。可是再這么叫，不但找不到感覺，也叫不出口。父親一定感覺到了。端午那天吃過飯后，趁姐姐不在時，父親對我說：“你知道阿靚是坐三輪兒來的嗎？我正在這兒喂豬，就看見來了輛三輪，上面的人背著大畫夾子，遠遠地就沖我嚷嚷：嘿！嘿！我一看那頭黃毛，就知道是阿靚啦！” 父親把我逗笑了。他同時也在暗示我，姐姐和我一樣，剛開始也叫不出來。“知子莫若父”，這句古話一點兒不假。那天下午，趁父親彎腰蹲在地上收拾東西時，我對著他的背影大叫了一聲：爸爸！

        父親那時雖然有了所謂的人身自由，可還戴著“管制分子”的帽子（與他同住的人不但管著豬場，還管著父親），即使我們在時，一天假也不準請。有一天下大雨，我們正合計著等雨停后和父親一起出去把當天的豬草打夠，住對面的人來了，讓父親這就去打草。盡管多年來不平之事已是司空見慣，但非要一個年已六旬的老人冒雨打草，無論如何也太過分了。我一下就火兒了，但想到父親還要在此人手下受治，只好忍下去。父親對此卻大不以為然，還笑著和我們說，“這叫在其位，謀其政。能把看我當成一件事，也算是忠于職守吧。”

        父親到漁場后不久，附近一個生產(chǎn)隊的人就找上門來。因為他們聽說漁場來了個搞農(nóng)業(yè)的，想讓這人給看看棉花地的花苗怎么種過不久就開始死了。父親看過后，挺快就把那塊棉花地給救活了。隊里的人為了感謝父親，常常在他小屋外的窗臺上悄悄留點兒東西。這事是有一天早上我發(fā)現(xiàn)窗臺上有人留了塊豆腐，問起父親才知道的。后來，我們又不斷收到蘿卜、青菜。這些不值什么錢的東西，就是千金也買不來呀！因為像父親這樣身份的人，那時躲還躲不及呢！

        那十天，父親對我們有問不完的問題，可總是盡量地避免問及母親。記得那是周末，父親帶我們一起去當?shù)氐拿麆佟鞍偃槿薄Ｗ谏缴系男淞种羞h望四周風景時，父親忽然問我們：“你媽最后的時候是不是很疼？我問過懂醫(yī)的人，都說肝癌晚期的病人非常痛苦。” 父親的聲音極其低，很像是自言自語。這個問題他后來回到北京后又重復地問過我們多次。我知道父親很想了解母親在世和去世的所有細節(jié)，但每一看到我們難言的苦楚，他就絕不再追問一句了。

        沒能再見母親，給父親后半輩子帶來了十分的痛苦和不斷的追憶。記得有一天父親干活回來興沖沖地對我們說：“趕快吃飯，趕快吃飯！今晚電視放《祝福》，是你媽的服裝設(shè)計！” 吃完飯后，我們?nèi)O場的會議室看電視。離開演還早，那臺11吋的黑白電視前沒有幾個觀眾。父親自知自己的身份，遠遠地坐在邊上。等到電視終于開演，才發(fā)現(xiàn)效果極差，所能看到的只是影影綽綽的人影。但片頭的字還是看得清楚，就在母親的名字緩緩搖上字幕時，我回頭看了父親。他伸直了脖子，集聚著精神，兩眼緊緊盯著那個巴掌大的熒屏，好像要把母親從中變出來。《祝福》看了一半，因為實在看不清楚，管電視的人把機子關(guān)了。父親仍然十分滿足。回去的路上和我們回憶起20年前《祝福》的首映，說是他陪著母親一同看的。

        當然，我也有不理解不明白父親的時候。“林彪事件”大概是當時我和很多同齡的年輕人感到受騙的開始。母親去世前后，這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了。忘了因為什么事說起來，父親背了句詩，說是對這個國家，他仍是“一片冰心在玉壺”。這一點我非常不理解。記得我和父親說，你知道我這次來看你路上都見了什么了嗎？我告訴父親我坐的火車在咸陽車站被四川來陜西要飯的難民圍困了兩個多小時。那些要返回四川的難民，背著塞滿了要來食物的大小麻袋，涌塞在站臺。火車一到，即蜂擁在車門，或沿車窗乞求車內(nèi)乘客開窗讓他們由窗口進去。車站上人頭攢動，喧聲震耳。這不就是史書上寫的流民嗎？國家成了這個樣，怎么愛法？父親給我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你們沒做過亡國奴。

        在懷遠荊山湖漁場度過的十天此生難忘。從那兒開始，我們重又有了父親，有了一個可以永遠依賴和信任的人。以后的二十幾年，我與父親是離多聚少，但父親從來都在我的身邊，我與父親也有永遠說不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