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起車禍。

        這起車禍不大，年代可夠遠的，它發生在1929年，也就是蔣介石打倒北洋軍閥、完成“統一大業”、在南京國民政府就任國家主席的第二年。

        我們知道，蔣介石有個部下叫宋子文，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總長。宋總長有個小姨子叫張怡和，當時在上海滬江大學念書。

        這起車禍的主角就是張怡和。

        話說1929年夏天的某個周末，張怡和從滬江大學出來，坐上一輛福特牌轎車，順著江灣路往家趕。那輛車剛走出兩公里，還沒等拐彎呢，砰的一聲，出事兒了。轎車撞到路邊一塊石頭上，“車中張小姐立時脫門而出，仆地而暈，臂骨碎裂，構成重傷”（《卷筒紙畫報》1929年第5卷第211期第1版）。意思就是說，張怡和從車里飛了出來，然后落在地上，胳膊粉碎性骨折，當場昏了過去。

        司機嚇壞了，趕緊把張怡和送到醫院，趕緊搶救。究竟怎么搶救，以及張怡和有沒有被搶救過來，跟本文無關，且不管它，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這起車禍的起因。

        首先可以斷定，張怡和粗心大意，沒有系安全帶，要不然她也不會直接從車里飛出去了。有朋友會問：那時候的汽車有安全帶嗎？當然有。安全帶這東西在汽車發展史上出現得很早，1885年問世的第一輛以汽油為燃料的汽車奔馳1號就裝有安全帶，此后無論哪種汽車，無論敞篷與否，無論三輪四輪，無論高配低配，統統都配有安全帶。

        其次可以斷定，當時汽車行駛的速度有點兒高。事實上這也是上海交通部門在調查之后給出的結論：“因車速過高，撞到路邊界石。”

        當時車速有多高呢？我一說出來，估計大伙就該笑了——時速只有20英里，折成我們熟知的公里時速是每小時32公里。

        區區每小時32公里，這個速度放到今天絕對算不上“車速過高”。在今天的上海市區開車，只要不堵，時速五六十公里簡直是家常便飯，你照每小時32公里去開，估計能把后面的司機急死。

奔馳1號（復制品）

民國時期車速考

        但是在民國時代，這個速度確實有點兒高了，因為那時候的車速普遍很慢。

        1933年，郁達夫去浙江旅游，從朋友那兒借了一輛汽車，從杭州開到富陽，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兩個小時，平均時速21公里。然后他又從桐廬開到杭州，行程90公里，下午3:30出發，晚上7:00抵達，路上花了三個半小時，平均時速26公里。

        1934年，中共黨員薛紹銘在云貴川一帶旅游，他搭乘汽車從三臺去綿陽，車速是每小時15公里。

        1935年6月，薛紹銘又到廣西旅游，早上6:00搭乘長途汽車從慶元往六寨方向進發，次日晚上6：00才到達，行程300公里，走了整整兩天零一夜。然后他又從六寨去獨山，行程80公里，“車很舊，行走遲緩，走一段歇一段，路上花了4個小時”。（薛紹銘《黔滇川旅行記》，中華書局1936年版）

        1943年，建國后一度被豎為典型的地主惡霸劉文彩乘坐福特牌小轎車往返于安仁古鎮和成都市區，每隔幾天就跑上一趟，單程60公里，他要開上5個小時。（參見《李劼人選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請大家留意，我舉的這幾個例子都不是在市區開車，而是在空曠無人的公路上行進，一沒有交警，二沒有紅綠燈，三沒有堵得要死的車水馬龍。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時速最快也不過26公里（該記錄由郁達夫創造），而宋子文小姨子乘坐的那輛福特轎車卻在上海市區開到每小時32公里，當然可以定性為“車速過高”了。

        當然，時速32公里并不是當時的最快車速。茅盾《子夜》第一章里，資本家吳蓀甫派人去接自己的老爺子來上海，“汽車越走越快，沿著北蘇州路向東走，過了外白渡橋轉彎向南，那三輛車便像一陣狂風，每分鐘半英里，1930式的新紀錄。”1930式指的是1930年出廠的雪鐵龍轎車，每分鐘半英里則相當于時速48公里，在作家茅盾眼里，這種速度應該算雪鐵龍的運動極限。

        其實，這并不是雪鐵龍的運動極限。我在北京國際汽車博覽中心汽車博物館見過一輛1927年出廠的雪鐵龍，4門5座，敞篷轎車，設計時速60公里。這說明茅盾沒見過世面，或者說他并不怎么懂車。

        在汽車發展史上，速度提升得很快。1885年全球第一輛汽油車只有三個輪子，而且沒有傳動軸，全靠鏈條把動力傳送給前輪，最高時速僅僅16公里。1908年福特T型車問世，時速已達40公里。1927年福特A型車下線，最高時速65公里。而同年生產的超級跑車勞斯萊斯幻影I代最高時速卻高達120公里。1929年又有一輛全世界最快的汽車橫空出世，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賓利blower，現在是汽車收藏界的絕世臻品，排量4.5升，設計時速超過160公里！

大名鼎鼎的賓利blower

舊社會為什么不能開快車？

        我的意思是說，舊社會汽車之所以跑得那么慢，開到每小時32公里就會被認為車速過高并且能釀出車禍，主要并不是技術方面的原因。

        那是哪方面的原因呢？一方面是政策限制，一方面是路況太次，再就是因為人們的交通意識薄弱，大多數人不按規矩走路，一開快就容易出事兒。

        先說路況。

        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派人調查全國公路，河南省最好的公路才十米寬，設計了四個車道，中間兩個車道用于行車，兩側的車道讓行人、馬車和牛車通行，牛車不容易趕，一不小心就會占據中間的機動車道，開車時需要特別小心。山東省大部分縣市沒有公路，汽車在所謂的官道上行駛，晴天塵土漫天，雨天泥濘如山，底盤很高的美式吉普車都能陷進去，宛如陷進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蘇北號稱富庶，公路依然少見，1936年為了軍事目的大修公路，由于經費短缺，修的大多是煤渣路，特別容易毀壞輪胎。（參見《蘇皖豫魯四省公路橋梁檢查報告》第一冊，1937年2月內部印行）

        云貴川一帶地處偏僻，萬山聳立，人們出行很難，世世代代依靠步行和騎馬，民國初年幾乎連一條公路都沒有。云南省主席龍云買過一輛汽車，從香港進口，過了廣東就沒法開了，因為路況太差，根本開不過去，只能就地拆散，用馬把零件馱到昆明。

        上海開埠早，發展快，晚清就開始修公路，路況之佳居全國首位。但是人多，英租界和老城區的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5萬人，比現在都擁擠，碰上大型節假日，開車上街無異于自殺。不信且看民國小說《人海潮》第十五回描繪的一段場面：

        “馬路中萬人如海，靜安寺擁擠如潮，口中銜一段雪茄煙頭，手軋住了，只能向空亂唾，唾到樓下看客口中，嗤的一聲，燒焦舌子，也不能伸手挖出，其軋如此。婦女身懷六甲，挺著一個大肚子，偏要去看，丈夫保護胎兒起見，替她粘上一條油漆未干的紙條，依然無效，往往一個人出門，兩個人還家。”

        您想想，街上這么多人，怎么能順利開車？即使把車開上街，又怎能把車速提上去？不可能嘛！

1940年前后行駛在上海大街的公交車

        再說政策限制。

        上海租界區老早就對汽車限速，法租界曾有規定，車速不能超過每小時20英里，否則罰款。

        杭州則是這樣規定的：“汽車速度在城市內每小時不得超過15英里。”（張光釗《杭州市指南》，杭州市指南編輯社1934年版）

        武漢也有同樣的規定：“本市汽車在市區行駛時每小時不得超過15英里。”（周榮亞《武漢指南》第二編《交通》，漢口合眾印書館1933年版）

        時速15英里，也就是每小時24公里，跟今天市區一般限速60公里或50公里相比，實在是慢得太多了。但是你必須慢，否則罰款。

        特別有錢的人當然不怕罰款。猶太富商哈同在上海開發房地產，他老婆燒包得很，沒事兒開車上街，一準超速。巡捕房說：下回再超過限速罰你5兩銀子！哈同夫人“恒懷鈔票數十金疾行于南京路，巡捕干涉，則如所罰之數予之”（陳伯熙《上海軼事大觀》）。兜里揣著巨款，照舊超速，交警開她的罰單，她毫不在乎。我估摸著，《子夜》里吳蓀甫的雪鐵龍汽車膽敢開到時速48公里，應該也是不怕罰款的緣故。

        最后說交通意識。

        民國時代汽車畢竟還少，大多數人沒有開過車，甚至沒有見過車，汽車進了中國，中國人民仍然延續著馬車時代的老習慣，走路不分左右，見車不知避讓，分不出哪是人行道哪是機動車道，于是事故頻發。這也是在民國必須開慢車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