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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作海的“亂碼人生”:人要過平凡的日子,很難

澎湃新聞記者 孫丹
2014-07-26 08:51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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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作海無罪釋放后,成了一名環衛工,工作時碰到大雨,他在路口銀行里休息。  澎湃新聞  孫丹 圖

        醞釀了幾日的大雨,突然在中午時分傾盆而下。原本車輛川流不息的商丘市歸德路路口,在雨聲中漸漸安靜下來。

        將三輪車停靠在路邊后,穿著環衛馬甲的趙作海快步走到路口的銀行避雨。

        上午的活兒告一段落,趙作海從兜里摸出一盒五塊錢的紅旗渠,蹲在地上,邊抽邊和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聊天。“人要過平凡的日子,難,很難。”

        2010年5月,趙作海背負的“故意殺人案”,被河南高院認定為錯案。服刑11年的他被無罪釋放,并獲賠65萬元。

        案子雖然結了,但趙作海的生活卻沒有歸于平靜。命運的河流不斷泛起漣漪,使他不僅因賠償金與親戚、兒子反目,還因誤入傳銷、從商失敗致使生活破落。

        2014年3月,在商丘中院的安排下,他成了一名環衛工,也算有了吃飯的門路。

 “有住的地方,就是家”

河南商丘,趙作海正在工作,偶爾會撿拾塑料瓶和硬紙板去賣。  澎湃新聞 

 孫丹 圖

        “沒有周末,不能放假,就春節可以休一天。”

        每天早上5點起床,從出租屋騎著小輪自行車到工作地,得花上四十多分鐘。然后趕在6點前,拿上清掃工具、換騎三輪垃圾車再趕到清掃路段,開始一天的工作。

        說起環衛工作,趙作海沒什么抱怨。“人都說你拿了賠償金,怎么還要掃大街,我說這是領導安排的,給城市美容,挺好。”

        工作到11點半,趙作海會抽根煙,和同事聊會天。到12點時再騎車回家吃午飯。稍事休息后,趕在2點前騎回清掃路段。一直到下午6點,才算結束一天的工作,他會帶著一些撿拾的塑料瓶和硬紙板回到出租屋。

        出獄后,閑了近四年的趙作海,剛上崗時并不太適應,毫無工作經驗使得他常常累得筋疲力盡。心情煩躁時,他會給妻子李素蘭打電話“訴苦”,有時一小時就得打兩三個電話。

        好在工作慢慢上了軌道,摸出規律后,趙作海也習慣了這樣的節奏。但畢竟已經62歲了,他有時還是會有些吃力。

        李素蘭偶爾會抱怨他過于認真:“這么多車,馬路中間的垃圾你先不要去撿”“要注意安全,工作永遠做不完,慢慢來”……

        抽煙是趙作海為數不多的“休閑活動”,可李素蘭告訴澎湃新聞,最擔心的是趙作海的身體,“現在有高血壓,不能抽煙喝酒。”老趙倒也“聽話”,上一秒還在邊抽邊說“沒事,工作太累,要放松放松”,下一秒看見妻子立馬扔掉煙頭。

        “你李阿姨工作時,我休息。現在換換,我有工作了,讓她休息一下。”趙作海說到這里,笑了笑,“她在家,還能給我做饅頭、煮粥喝。”

        之前,李素蘭在一家家具賣場上班,現在不做了。她說:“想出書、辦網站、開微博,幫需要幫助的人。”

        “(環衛工作)每個月有1200塊,還有5畝田包給政府,每年五千,也夠生活。”趙作海和李素蘭住在商丘道北、約三十平左右的出租屋里,月租四百多元。

        在經歷了兒子結婚用錢、親友借錢、被兒子取款14萬元、誤入傳銷和開旅社失敗之后,趙作海當初拿到的65萬賠償金,大概還剩下一二十萬元。

        如今,這筆錢都放進了一家投資公司,每月可領到一筆收益。至于錢究竟投向哪里,有沒有風險,趙作海一概不知,“不知道現在有多少錢,夠吃夠喝就行。”

        李素蘭也對此表示,不方便透露,但她認為“存在銀行,只會越存越少,到時候什么都買不起,還不如做些投資”。

        對于金錢、工作和生活,趙作海比以前看開了很多。剛出獄時,他還當過一陣子“公民代理人”。那會兒,趙作海還住在柘城,慕名找他“洗刷”冤屈的人,差點將門檻踏破。他會在大堂中間挑一把椅子坐著,頗有威嚴地說“你們有什么冤屈,都告訴我”。

        現在,偶爾有人來“伸冤”,趙作海會悶頭回避,大多是李素蘭在招呼。

        而今,趙作海似乎對什么都是淡淡的態度。

        當被問及以后想不想回老家養老時,趙作海微微嘆了口氣,“沒法說未來,未來說不清,過好現在。住的地方,就是家。”

“半年回去看一次孫子,不過夜就走”

趙作海位于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鎮趙樓村的房子,因一直大門緊鎖,未有人居住,落滿塵埃。  澎湃新聞 

 孫丹 圖

        孩子,也許是趙作海心里解不開的結。

        蒙冤入獄11年的斷層,割斷的不僅是和社會的聯系,還有和親情的牽絆。

        趙作海剛入獄時,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年紀都很小。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趙作海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印記,沒有感情。等到他出獄,孩子們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溝通起來,難免磕碰。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趙作海還是會說,四年來最高興的時候是“給大兒子結婚”。可以說,這是趙作海出獄時的“頭等大事”,也是他當時拿到賠償金的唯一規劃。

        釋放后的第三個月,趙作海的大兒子趙西良就將媳婦娶進了門。趙作海還在政府給自己建的新房邊上,花了兩三萬幫大兒子蓋了新樓房,加上8萬的彩禮錢,這場婚禮花費近10萬元。

        可這并沒有換來生活的安寧,反而成了矛盾的開端。

        五十多萬元的“巨款”成了趙作海招人怨恨的導火索。“借的時候,都是俺兄弟。要錢的時候,人家就說,我可借你幾個錢,你可有幾個錢了。有啥了不起的?以后還你。哪有錢還哦?他光說大話,不會還你的。借錢必然交友,可要債卻結怨頭。”

        而與趙作海親近的妹妹,也因妹夫借錢嫌少等問題生分了。面對親友伸來的手,趙作海說,“借也鬧僵,不借也鬧僵,不如不借。”

        出獄后,離了婚的趙作海也希望身邊有個伴。那時,每天都有人上門找趙作海維權,李素蘭也是其中之一。2011年4月,他和李素蘭領了結婚證。可婚后,李素蘭常與大兒媳發生矛盾,吵得不可開交。

        更令趙作海始料未及的是,可能擔心李素蘭會管住剩余的錢,大兒子趁他離家之時,從存折里取走了14萬元,而后離家打工。

        讓大兒子還錢也不是,報警也不是。趙作海和大兒子之間,關系愈加冷淡。

        而后,“投資”失敗、誤入傳銷的趙作海,不忍妻子與大媳婦爭吵,索性帶著李素蘭搬到了商丘市。從此,親友間的往來幾乎為零。

        “嗯,和兒子的關系比前些年好些,二兒子會把存折放我這保管,拿著到處跑也不安全。”趙作海說起孩子時,依然精神頭十足,“三兒子賺的也不少,三千多一個月,我讓他留著自己花,年輕人花的多,不要想著老人。我也不缺錢用,自己能賺。”

        但對于孩子們的近況,趙作海卻只知道,老大在濟南打工,老二在北京,老三在南京,女兒沒來看過自己。

        “大孫子已經三歲了,名字是他外公取的。”趙作海說起孫子有些興奮,但又有些尷尬,“春節回去看過,回去得帶禮物帶錢,沒有帶也不好回去。”

        五月,田間的麥子開始抽穗,放眼望去,宛若一片青紗帳。澎湃新聞記者沿著趙作海回家的路線,從商丘坐車到柘城,再轉車到老王集鎮,然后搭便車到趙樓村,花了兩個多小時。在老王集鎮,幾乎無人不識趙作海。

        尋到趙作海家時,一把生銹的鐵鎖正把守著兩扇紅色鐵門。從門縫中看去,因長期無人居住,院子里落滿了枯枝和沙石。

        一墻之隔是大兒子趙西良的家,鐵門顏色很新,院子里也收拾得干凈整齊。

        “收麥子、播種時,我會回來,然后再出去打工。”正好碰上大兒子回家,他告訴澎湃新聞,“他(趙作海)和親戚完全不聯系了,不知道他有了工作。”

        “他半年回來看一次孫子,也不過夜就走。”問到關于趙作海的問題時,趙西良很多時候只是笑笑,表示“不知道”、“聽不懂”,談話間提起的似乎是個不大熟悉的遠房親戚。

        領路的村民告訴記者,“當年趙作海和家人不和的事情鬧得很大,他去了商丘以后,很少回來。”

 “平平凡凡的,也挺好”

        “11歲就做生意,17歲到湖北參軍,四年得過四次嘉獎。”

        回憶起入獄之前的人生,就好像翻開了另一本小說,趙作海滔滔不絕地給記者描繪著當年的情景,“四年四次,很少見的。”

        說到興起處,趙作海還操起了當年參軍時練習的正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這和在監獄里,完全不一樣。在監獄里,得抱著頭蹲著。”話鋒一轉,趙作海眼神里的光也跟著暗淡了。

        “參軍回來,我帶著前妻去了延安十年,做做生意,賣賣中藥,回來種種辣椒,產量也不錯,后來就出了你知道的事。”

        “在監獄里,一舉一動都有人看管,沒有自由。在里面,就是吃飯、干活、學習。”趙作海笑了笑,“我把干活賺的(兌換)票、生活費塞在瓶子里藏在床下,等出獄的時候一看,嘿,竟然攢了不少錢。監獄長說,趙作海你看著挺老實,想不到挺機靈的嘛。”

        雖然,言語間努力輕松地敘述著,但委屈和不平還是在回憶中涌了出來,趙作海好幾次默默抹掉了眼角的淚水。“他們說,知道你是冤枉的,知道你很苦。那時候,我就哭了。”

        現在,他已不大愿意再提起這些過往。“出來以后,社會變了,和孩子也沒什么感情,都不一樣了。”

        冤案打亂了既有的生活節奏,就像在《肖申克的救贖》里,蹲獄多年的老布無法適應外面生活,選擇自戕。賠償金根本填補不了11年監獄生活給趙作海帶來的巨大斷層。

        這不是趙作海的個體遭遇,而是一種投射:從佘祥林、張氏叔侄到“川版趙作海”王本余,都呈現出種種生活錯亂:佘祥林,出獄后做過啤酒銷售、開過飯館、被朋友騙過,他“努力想跟上這個社會”卻發現力不從心;王本余,蹲了18年監獄后,父母去世、養女遠離,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

        對冤案當事人的救濟方式,難道只能賠錢了事?能否更系統化、立體化地進行善后救濟,比如進行專業心理指導、再就業指導、“跟蹤式服務”,等等,幫助他們和社會接上軌,不再過著“亂碼人生”?

        采訪時,有認識趙作海的市民告訴澎湃新聞,“他這輩子挺苦的。照顧不應該只是給錢,還得告訴他怎么用這個錢,怎么融入這個社會。不然,受了那么大委屈,到頭來,什么都沒得到。”

        “現在什么都不想,也不想回去。和老趙在一起,就是家。”李素蘭說,兒子以后結婚都需要房子,回去了房子不夠。

        對于現在,趙作海也沒啥要求,“以前過得很坎坷,現在只想過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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