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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型官僚”的救國:賣了古玩抵賠款
話說甲午戰爭后期,素有文化名流之稱的湖南巡撫吳大澂率湘軍出戰,結果卻是喪師喪地,大敗而歸。回到任所后,吳大澂不免羞愧難當,尤其聽說馬關和談失利、中國將要賠款兩億兩白銀的消息后,更是如坐針氈,寢食難安。
思來想去,吳大澂最終給頂頭上司、湖廣總督張之洞發去一電報,其中稱:“倭寇索款太巨,令人痛恨!如今國用不足,為臣者理應毀家紓難,以救危亡。大澂歷年薪俸所得,皆用于購買古器,現擬以古銅器百種、古玉器百種、古鏡五十圓、古瓷器五十種、古磚瓦百種、古泥封百種、書畫百種、古泉幣千三百種、古銅印千三百種,共計三千兩百種,抵予日本,請減去賠款二十分之一”,云云。
電報發出后,張之洞未加理會。等了十天后,心急如焚卻又不知內情的吳大澂又發電報和信函各一,以明心跡。這次,忍無可忍的張總督派專人送復信到湖南,其中嚴厲訓斥道:閣下毀家紓難,忠悃可佩,但“以古器文玩抵軍費”,未免“事太奇創”!要知道,倭奴好兵好利,豈好古哉?再者,閣下所藏雖富雖精,但估值也不過十萬兩白銀,現提出抵扣賠款二十分之一,即作價一千萬兩,豈不荒唐?閣下之提議,敝人實在不敢代奏,以免為“世人所譏、倭人所笑”;如閣下一定要這么干,那就請與合肥(即李鴻章)自行電商,我不予聞。信件最末,張之洞半勸告半警告地說,如今非常時期,勸閣下還是不要再做“新奇文章”,“總以定靜為宜”,拙見如此,采納與否,悉聽尊便。
張之洞的大光其火并非沒有原因。客觀地說,吳大澂的為官處事確實有些迂腐書生氣,而這與他的“清流黨”出身不無關系。早在光緒初年,京師即盛傳“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的說法,這些出身翰林的詞臣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一時號為“清流黨”。作為其中的一員,吳大澂雖不如“兩張”( 張佩綸、張之洞)鋒芒畢露,但也曾嶄露頭角,風光一時。

中法之戰時,湘軍前輩曾國荃曾有一戲言:“先去先敗,后去后敗,同去同敗,不去不敗”。總而言之,一個“敗”字,張佩綸即為前車之鑒。不過,吳大澂似乎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在甲午年間,全國督撫官員不下二三十人而無人敢于前赴敵陣,唯獨吳大澂一人挺身而出,不失書生本色。同屬湘系、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其在受命欽差大臣并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后卻屢以病辭,不肯應命;到達京津后,又以“隊不齊,械不備”等理由再三推諉,遲遲不肯出關。劉坤一之作為,無非“不去不敗”之故智,在其映照下,吳大澂的“奉命出關、立即啟行”無疑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書生畢竟是書生,他不是軍事家,更不是上陣殺敵的將領。吳大澂領著數萬大軍奔赴前敵后,朝中言官、給事中余聯沅也曾警告清廷決策者說,“吳大澂未經戰陣,以虛驕之氣,做夸大之詞,請加訓誡”;御史安維峻也說,吳大澂并無軍事經驗,恐手下將領不聽約束,但這些諫議均未引起清廷乃至吳大澂的重視。
清廷委派吳大澂為“東征軍務”幫辦并率老湘軍出關作戰,原因可能是吳之前曾在東北編練過東北防軍(即后來的靖邊軍)并處理過邊境事務(與俄國人打過交道),但這一切與真正意義上的戰爭還相差甚遠。事實上,吳大澂為人稱道的既非軍事,也非政務,而在于金石考古、書法字畫等文化方面,其中尤以篆書及古文字考釋最為著名。

吳大澂書法
吳大澂1873年作
事后,吳大澂被撤去幫辦軍務,赴京聽候議處。看在其“憤然請纓”的份上,清廷只將之革職留任而未予深究,吳仍回湖南做他的巡撫。奉旨后,吳大澂趕緊上書謝恩,其中承認自己“一介書生,未經戰陣”,只因“倭寇猖狂,迫于忠憤”而“不自量力,愿效驅馳”;如今朝廷格外施恩,曲予保全,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勉力“補過盡忠”,以求報于將來。
光表態還不行,得拿出實際行動。《馬關條約》簽訂后,深知闖了大禍的吳大澂也確實為之焦灼萬分,他覺得自己身為昔日的前敵統帥、而今的“敗軍之將”,應該為戰爭的失敗承擔一份責任,即便忍痛割愛,亦在所不惜。由此,才有了前文戲劇性的一幕。只是,吳大澂的赤子之心固然可敬可佩,但國與國之間的爭奪并非兒戲,其“古玩救國”的想法不失為一片赤誠,但未免有些天真過人了。
甲午事畢后,在言官們的不斷彈劾下,清廷最終將吳大澂徹底革職。戊戌年中,仍存“復官”念頭的吳大澂被清廷宣布“永不敘用”。至此,吳大澂官途盡斷,四年后郁郁而終,年僅6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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