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生逢晚清大變局，李鴻章一方面主持洋務運動有功，另一方面又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這使得他的后世名聲毀譽參半。本文作者是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的侄孫，他回顧了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前后的功過是非，對李鴻章表示理解同情之時，也指出了晚清政治腐敗的深刻事實。

        幼時讀史，常為前學以激揚文字指陳人事所動。長成后，身歷時勢，漸知世事繁復，不若童言：非黑即白，非正即邪，于今人如是，于前人亦如是。治史者稍有逞性，便致誤讀誤判。

        法國年鑒學派宗師馬克?布洛赫曾言：“長期以來，史學家就像地府的判官，對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貶，……判定此善彼惡，……我們對自己對當今世界尚無十分把握，難道就有把握為先輩判定善惡是非嗎？”

        故讀史治史，更宜放下身段，放大眼光，放開心胸，是為“三放”。

        今日所議，即從檢討發生在120年前甲午戰事中李鴻章之責任始。

“戰不備，敗和局”鑄成甲午敗局

        先述甲午戰后。李鴻章被解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之后調任兩廣總督，北方爆發義和拳運動。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慈禧光緒出逃西安，北方局勢大亂。慈禧情急“抱佛腳”，遂“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將李鴻章重新調任原職。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受命代表大清國與英、法、德等11國簽訂辛丑條約。簽字后，李即大口吐血，已是病入膏肓之體。其人其時，仍思國是，乃于病榻具奏，“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且真。此段奏折內容，與李氏此前“外敦和好，內要自強”之言相照應，可視為自1860年以后李鴻章對內政外交的基本認識，而其中“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句，更可視為其人處理甲午年中日爭端時力主媾和之主要動機。

        甲午戰事起于日人尋釁，李鴻章刻意媾和，有其一貫既定主張，然此次慈禧未站在他一邊，帝后都傾向主戰。光緒向群臣傳旨：“太后亦主戰，并不準借洋債，……不準有示弱語。”帝后既一致主戰，8月1日，中日同時宣戰。

        甲午戰敗，李鴻章錯在哪里？張謇在戰后被時人贊為“流沫傳誦”、里巷皆知的奏參李鴻章之折中指出：“戰不備，敗和局”，“非特敗戰，而且敗和”，“以四朝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于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其言切中李鴻章要害。

        先說“戰不備”。甲午戰爭，從日本方面而言，是蓄謀已久，時任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曾有“不惜一切手段，挑起中日沖突”（《蹇蹇錄》）和“朝鮮土地，……我亦不欲屬諸人，即或中日兩情決裂，棄玉帛或修戈矛，我兵勢必以天津而交鋒”之訓令。及至甲午戰前，日本更成立戰時大本營，派員在中國搜集情報，制訂對中國作戰之系統方案。根據這一方案，日本軍隊首期目標是將清軍逐出朝鮮，全面控制朝鮮；繼之是侵占中國東北并與中國海軍在海上決戰；最后是在華北平原上與清軍決戰，最后攻下北京。鑒于日本軍政要員在許多場合毫不掩飾要與中國開戰之事實，其侵華野心已為清國朝野皆知。

        1894年中日朝鮮問題爭端發生，集外交軍事大權于一身之李鴻章“當大功既立，功名鼎勝之時，自視甚高，覺天下事易易耳”。對日人野心視若無睹，反處于盲目自信之中，乃主張挽請列強出面調停。蓋以外交手段避免戰爭是李氏一貫主張，即于甲午戰前亦非絕對失策。然其一味依賴調停，對主戰呼聲置若罔聞，于軍事部署上更是毫無準備，及至英、俄拒絕調停，戰爭不可避免，始匆忙布置戰守，已為時過晚。此其一。

        其二，自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以來，清國朝野于日本早存防備之心。洋務運動的開展，海防建設和海軍編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防日。然，反觀李鴻章治下軍事準備，卻令人大失所望。其時晚清軍隊主體，已非昔之八旗軍、綠營兵輩，而乃李鴻章編練之淮軍和東北防軍一部。鴻章自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其所統淮軍分別駐防直隸天津、蘆臺、塘沽一帶，在甲午戰前，已閑置十多年之久。舉凡淮軍開赴前敵，必身捎“三槍”，為馬槍、鳥槍、煙槍也。局面一至于斯，軍心人心盡失，敗局不戰早定。至于1888年北洋海軍的練成和兩次大檢閱，說到底，也是“所謂訓練簡閱不過如戲劇中傀儡而已”。

        “上兵伐謀，次則伐交，最次伐兵。”伐謀固善，伐交亦足可取，如無強硬戰備后盾，只怕是一廂情愿，水中撈月。此為崛起于行伍征戰之李鴻章平生兼治大清外交軍事一大敗筆！故張謇參奏之“戰不備”可謂痛心疾首，一言中的。至于“敗和局”，“非特敗戰，而且敗和”，則是“戰不備”必然歸宿。

艦船上的清軍

        行文至此，似乎甲午戰爭與李鴻章關系，李氏應負之責任均已交代，本當打住，而竟言猶未盡，意猶未盡。《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李氏：“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其論言出有據，撇開時代及語境偏見，僅就事論事，后世論李氏功過似宜慎思之。

洋務可圈，甲午戰敗應負主責

        梁啟超曾言：“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系”。

        此四十年間李鴻章為何人？

        李氏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之舉足輕重地位當無異議。其人堪稱洋務運動之首領，又為晚清外交政策和軍事戰略主要制定者，是繼曾國藩之后，在中國全面推進近代化事業的健將，又是開啟中國文化轉型的關鍵人物。

        李氏執掌晚清外交軍事凡四十年，清廷依賴至深，而信任倍加，其人歿后，備極哀榮，兩宮“哭失聲”，慈禧贊其“再造玄黃”，更言：“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可以想見，后來晚清啟動新政，應與鴻章一貫力主及臨終遺言有相當關系。

        甲午戰敗，鴻章先是輸于外交失誤，且是一而至再。當年建海防，防日居多，然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久存覬覦之心之日本遂借機出兵。至1885年，中國軍隊本可完勝日人，李氏乃抱息事寧人之心，與伊藤博文簽署《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等于給日人派兵入朝一合法權利，為甲午戰事種下禍胎。這是李鴻章妥協外交一次失算。至甲午戰前，李氏又一味仰賴英俄居中調停，終因日人拒絕不果，無何，乃不得已增派軍隊入朝。至六月二十三日，日軍艦在豐島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爭遂爆發。

        以三十年洋務運動和十年北洋建樹，即便貽誤先機，按理于中局仍應扳回，然至此時，北洋淮軍之“紙片糊裱”，“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之“真相”徹底“破露”（李鴻章語）：八月十六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人激戰數晝夜后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十八日，北洋水師與日人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經近五小時鏖戰，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之后，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地與日人交戰，終未擋住日人攻勢，旅順、威海等海軍基地相繼失守，北洋水師覆滅。歷史喪鐘響起，大清國竟敗于一“蕞爾小國”！

        李鴻章親信舊屬、《李文忠公全集》編纂者吳汝綸說：“合肥公養尊處優，不為未然之計，而前后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合肥“平日治軍不嚴，一聞日警，臨時招募，絕無戰事訓練，此對日戰敗之最大原因”。其實，北洋淮軍腐敗現狀，連隔山觀斗之列強也看得明白，1894年7月16日，英國海軍情報處在在致其外交部函中說：“盡管從噸位和大炮門數上說中國勝于日本，但在編制、紀律和訓練上日本要大大優于中國，因而可以認為日本海軍力量較強。”非特海軍，陸軍亦大同小異，其裝備自經江南制造局，北洋機器局等自供槍炮彈藥供練軍、防軍使用，應是今非昔比，戰爭爆發后又由國外購入大量武器彈藥，可惜臨陣購槍和臨陣磨槍無法改變戰局。及至臨戰，槍彈互不配套居然多有發生。“且更有可嘆者，往往子彈與槍炮鉞孔不對，枘鑿不入，臨時不適于用，扼腕咨嘆”。

        行文至此，北洋、淮軍平日軍訓之怠懶可知，曠日持久，自必不堪一擊。王闿運斷言：“凡言淮軍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皆妄也。……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戰守之師，望風而潰，必有由焉，不可仍以軍械、船炮論也。”后人無端生事，以戶部扣克軍費論甲午戰事成敗，其捕風捉影，事無深察，以訛傳訛，自屬無知妄言。（詳見拙文《張謇、翁同龢情結與張謇、李鴻章心結》），載《東方早報》2013年8月6日）

        由此，可知鴻章在甲午戰事中責任，在“戰不備，敗和局”；在任人唯親，“前后左右無一骨鯁之士，佞諛者進，樸勤者退，將習巧宦而士有離心”，在“平日治軍不嚴，絕無戰事訓練”；更在鴻章本人“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其部屬上行下效，貪庸腐敗， “比比皆然”。說到底，腐敗乃導致兵敗之根本原因。主晚清三十年外交軍事大局之李鴻章應負主要責任。

李鴻章書法。或許，李鴻章總有一天會醒悟，四海升平原是夢。

        

雙重人格：勵精圖治與沉湎貪腐

        李鴻章故后甫滿七期，梁啟超作《李鴻章傳》（一名《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中有言：“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嘗自謂：“予少年科弟、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遙。”當其時也，躊躇志滿，溢于言表。然視其辛丑末路，代人受過，形影相吊，至悔至憂，口眼難合，慘狀至哉。乃嘆其一生，功過是非，雖為丈夫，皆敗于九字，“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鴻章昔以詩言志：“男兒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又詩：“一萬年來誰著火，

        八千里外欲封侯。”1895年伊藤博文馬關簽約時以私人身份會鴻章，自謂三十年前聞是詩

        乃思奮起從政，對鴻章備示傾慕，而李鴻章其人之心高氣傲、影響彌遠可知。

        李鴻章知恥，尤知國恥。李鴻章記仇，更記國恨。馬關忍辱簽約后，鴻章立誓“終身不履日地”。越兩年，其出使歐美各國，歸程途經橫濱，乃面海不視，日人邀其登岸，彼更若弗聞，其時輪船換乘，需小船擺渡，見是日本船，彼死活不上，無奈，于兩船間架一木板，鴻章斯屆75高齡，乃蹣跚其步，一步一挪，一步一晃，雖海濤洶涌，仍強自顧盼，從容而過，然其中痛楚，時人察否，今人知否？伊藤博文曾言，李鴻章乃“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鴻章聞之思之，能置一笑否？

        

        “慎終追遠”，今義即文化自覺。“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值甲午之殤120年之際，爰為此文，撫今思昔，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幾難卒篇，乃憶先叔祖張謇遺句，句云：“進德之積兮，則不在與世界腐敗之人爭閑氣，而力求與古今上下圣賢豪杰爭志氣”，又云：“國恥雪，則各國不得不視我以平等，而國家得自由。此則大自由也”。先人哲語，宜可作結。

        

        2013年8月1日22:19初稿

        2013年8月7日23:16二稿

        2013年8月8日8:28三稿

        2013年8月11日13:43四稿

        2014年1月24日改定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