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7月15日刊登署名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徐諾金的文章，公開呼吁要降稅將準降息，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引人關注的是，徐諾金的另一身份為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因此外界猜測徐諾金的這一公開表態是否就代表央行的態度。

        徐諾金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已處于準通縮之中，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是當前最大的風險，中國經濟領域里的薄弱環節較多，風險隱患在增多，諸如房地產問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問題、影子銀行問題、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等，這些都需要以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前提，保增長、保投資相當重要。

        徐諾金給出的宏觀調控建議是，在“三降”上發力 ，即降稅（企業稅負）、降息（貸款利率）、降準（存款準備金率）。他同時還駁斥了“中國經濟增速下移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必然結果”的觀點。

        該文題為《降稅降息將準，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分別從“經濟一處準通縮之中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潛力”、“經濟增長放緩是當前最大風險”、“近期宏觀調控應在“三降”上發力”等四個層面展開分析。

        徐諾金在文中提及，“2014年6月中旬，我們分赴廣東、重慶、福建、湖南、黑龍江、內蒙古，調研結果顯示：二季度，隨著‘微刺激’政策逐步落地，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有所緩解。但是，企業預期仍不樂觀，大多數企業生產經營仍有很多困難。產品銷售困難，價格下跌，生產經營效益差。銀行資產質量下降，金融風險上升。房地產銷量下滑，價格松動，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趨緊，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出現明顯回調”。

        在他看來，“目前經濟增速的下滑源于我們對經濟速度的輕視和投資的偏見。有些觀點把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歸因于我國經歷30年快速增長后的潛在生產能力的下降。這是經不起理論和實證檢驗的。”

        他認為，房地產行業的脆弱性正在顯現，連鎖反應正在發酵，而經濟下行加大財政金融風險，股市與匯市也因經濟增速放緩而走弱。徐諾金提出了保增長的七大必要性，聲稱財政、金融穩定、就業、收入增長、消費、防范風險、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均依賴經濟增長。

        為此，徐諾金提出的三大法寶：

        一是要降稅。降稅政策要優于財政政策的直接發力，結構性降稅。

        二是要降息。對一個應該倡導實體經濟、倡導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把大量儲蓄資源用于投資國外獲取低收益，國內一方面資金成本大大高于對外投資，兩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對外投資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資，這是極不合理的融資格局。要改變這種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作用，改變投資政策，使更多的儲蓄資源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國內投資；另一方面中央銀行要引導市場利率下行，加強金融市場管理，嚴禁以錢生錢、迂回曲折層層加碼的所謂金融創新。

        具體而言，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真正體現穩定性，一方面貨幣信貸的增長不能時緊時松，波動過大；另一方面市場利率不能時高時低，過大起伏。央行應該側重引導長期資金成本下降，鼓勵長期投資。

        金融政策要搞活，已經投放流通中的資金要由市場去決定資金的配置和流向，不宜過多的“行政性”干預阻滯資金的流動。

        要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作用，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統籌協調主板、創業板、中小板、新三板、區域股權交易中心、券商柜臺、互聯網金融市場發展，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

        要根據長期資金來源創新長期資金運用方式，為長期投資安排好合理成本的資金融資方式。

        三是要降準。目前，中國的貨幣供應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前些年受制于匯率和結售匯制度安排的被動投放——外匯占款壓力已經減輕。今年以來，新增外匯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銀行外匯占款僅新增3.61億元，環比驟降99%，增速創最近11個月來新低。前些年為了對沖這種壓力，存款準備金率曾高達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國際最高水平。這樣高的準備金率實質上是銀行為宏觀經濟失衡買單，也是近年來影子銀行、表外業務等所謂的金融創新產生的原因。降準不但可以為經濟釋放流動性，增加資金供應，降低市場融資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結構，優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機構效益。目前中央銀行已經進行了兩次定向降準，對市場已經起到了引導作用，但還應加大力度，實行普降與定向相結合，直至把準備金率降至國際國內經濟可承受的合理水平。

以下為文章全文：

經濟已處準通縮之中下行壓力仍然較大

        一般意義上的通縮是指經濟增速的絕對放緩甚至負增長，物價水平在1%以下或負增長。我國經濟不是這種現象，但存在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物價水平CPI為正，但PPI為負的情況，所以，可稱之為準通縮。判斷經濟是否處于通縮，我認為主要看三大指標：一看價格，二看投資，三看生產要素的利用程度。

        一是從價格來看，我國CPI一直處于上漲狀態，到今年6月份為2.3%，似無通縮之虞，但如果結合PPI來看，中國經濟已處通縮之中。2012年3月以來，我國PPI已經連續28個月同比負增長，有的重要產能行業價格下跌達2/3。CPI雖是正增長，但如果看引起CPI上漲的具體因素，就會發現近幾年來我國CPI的上漲和波動已完全與PPI脫節，與貨幣因素無關。2010年M2增長19.7%，CPI上漲3.3%；2011年M2增速回落至13.6%，但CPI漲幅達到5.4%；2012年和2013年M2增速分別為13.8%和13.6%，與2011年基本持平，但CPI漲幅均為2.6%。從2012年以來，我國CPI的波動主要受季節性因素和食品價格的影響。2012年3月至今年3月，我國CPI累計上漲2.5%，其中，由于食品價格因素影響1.4個百分點。6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3.7%，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1.21個百分點。

        PPI作為工業品的價格，是反映經濟運行情況更有說服力的指標。從2012年3月以來PPI的持續負增長，可以認為是中國經濟活躍度的明顯下降。與PPI相應的經濟活動已經受到負增長的嚴重影響。大量企業產品銷路不暢，價格下跌，生產經營困難。2012年以來，我國以鋼鐵、煤炭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價格累計下跌了28.7%和67.3%。截至6月20日，螺紋鋼價格3160.7元/噸，比1月末低223.2元/噸；電解銅價格49038.1元/噸，比1月末低2203元/噸；無煙煤價格1001.9元/噸，比1月末低145.6元/噸。

        二是從投資來看，受PPI的影響，投資收益預期持續下降，嚴重影響市場投資的積極性。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路下行，從2009年的30.5%降到2013年的19.6%，每年下一個臺階；2014年1-5月份進一步降至17.2%。

        三是生產能力處于未充分利用狀況。一般來說，生產能力的利用程度是經濟周期活躍度的反映。以美國為例，2000年以來工業產能利用率與GDP同比增速的相關系數為0.69。2006-2007年美國產能利用率達到80%的階段性高點，2008年開始下降，2009年降至68.56%的低點，GDP增速則由2006年的2.7%降至2009年的-2.8%。2010年以來美國產能利用率逐年回升，經濟增速也在波動中上行。2013年產能利用率為77.94%，比2009年回升9.4個百分點；GDP增長1.9%，增速比2009年回升4.7個百分點。從我國的情況來看，生產能力仍處于大量閑置和低效使用狀態，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能力利用不足。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制造業的巨大產能本應是經濟增長寶貴資源，而非經濟增長的累贅。我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遠低于發達國家，但卻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這反映了我國儲蓄資源的運用效率低下。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12年以來，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跌破80%。2013年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為79.2%，比2012年回落0.2個百分點，也低于經濟運行比較正常年份和國際上比較公認的85%左右的產能利用正常水平。二是巨額外匯儲備及其低效使用。外匯儲備代表寶貴的儲蓄資源，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已接近4萬億美元，扣除外債也超3萬多億美元。這些巨額的外匯儲備相當于20多萬億元的儲蓄資源，被占用在外匯和供給國外使用。而我們的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雖相比同業不低，達4.4%，但我們利用外資的成本，即外資投資收益率卻高達22%。這種一進一出的收益差，代表著中國投資的盈利機會大大高于國外，這正是外資向往中國的原因所在。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大量外匯儲備所代表的儲蓄資源借給他國的同時，國內卻存在融資難、融資貴、資金鏈緊張和利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再結合我國經濟的近期走勢來看，雖經前期的政策微調經濟出現了總體趨穩的跡象，但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存在。

        2014年，全國各省（區、市）增長目標平均值低于上年實際增速0.3個百分點，其中，有20個省（區、市）在上年實際經濟增速基礎上下調了增長目標，下調較多的有天津、重慶、云南、四川和安徽。上調的僅有黑龍江、遼寧、甘肅和寧夏四省（區）。

        2014年6月中旬，我們分赴廣東、重慶、福建、湖南、黑龍江、內蒙古，調研結果顯示：二季度，隨著“微刺激”政策逐步落地，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有所緩解。但是，企業預期仍不樂觀，大多數企業生產經營仍有很多困難。產品銷售困難，價格下跌，生產經營效益差。銀行資產質量下降，金融風險上升。房地產銷量下滑，價格松動，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趨緊，二、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出現明顯回調。

        從5月下旬企業家和銀行家問卷調查情況來看，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繼續下降。“融資難、融資貴”給企業帶來的壓力持續增加。企業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為32.8%，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別下降0.6和0.4個百分點，為2013年以來的次低值。企業經營景氣指數為55.4%，較上季上升0.1個百分點，較去年同期下降1.7個百分點。銀行家宏觀經濟信心指數繼續回落，房地產價格感受預期指數明顯下降。

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潛力

        目前經濟增速的下滑源于我們對經濟速度的輕視和投資的偏見。有些觀點把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歸因于我國經歷30年快速增長后的潛在生產能力的下降。這是經不起理論和實證檢驗的。從理論上看，決定潛在生產能力的關鍵要素是制度、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變量。如果我們把潛在生產能力定義為Ga，制度變量定義為F，資本定義為K，勞動力定義為L，技術定義為T，則我們可以把潛在生產能力表述為以下函數形式：即Ga=F（K.L.T）。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所有這四大變量我國都存在優勢。

        （一）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的潛力仍在

        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仍然具備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一是儲蓄資源豐富。我國儲蓄率長期高于投資率，2012年我國儲蓄率為50.1%，比投資率高2.3個百分點。2013年中央銀行持有3.88萬億美元儲備資產，占中國對外資產的65%，多為收益率較低的美國國債。同時，外國對華投資多為收益率較高的企業投資。高儲蓄本是經濟增長的寶貴財富，但未能發揮應有的價值，反而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情況突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將寶貴的儲蓄資源利用足、利用好，必將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大的發展動力。

        二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近年來有關中國人口紅利拐點的討論越來越多，有專家認為隨著人口紅利的終結，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將不可避免地下降。這種觀點忽視了三個問題。首先，雖然2012-2013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出現下降，但2013年末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仍有91954萬人，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勞動力資源仍然豐富。目前勞動者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并存，說明中國勞動力總量并不短缺，而是存在結構性矛盾，這可以通過結構調整進行化解。其次，人口紅利不僅包括人口數量的紅利，還包括人口質量的紅利。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覆蓋面的提高，中國勞動者素質有了明顯提高，人口質量的紅利將逐步顯現，可以為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第三，中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第一產業人口向二、三產業轉移的空間巨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美國、日本、法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分別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2年勞動力總量計算，如果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降至美國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4億人；降至日本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3億人；降至法國水平，第一產業可以釋放勞動力2.3億人。而第一產業與二三產業的勞動產出比差4-5倍。

        三是市場潛力巨大。2013年，中國人均GNI為6560美元，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仍遠低于世界人均10564美元的水平，僅相當于美國的12.2%，日本的14.2%。中國仍是中等收入國家，提升收入的意愿強烈，空間巨大。2013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3.7%，不僅低于高收入國家超過80%的城鎮化率，也低于與中國發展階段相近的上中等收入國家60%左右的平均城鎮化率水平。我國城鄉收入相差3倍，以2012年數據資料進行估算，我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約有1350萬人從農村到城市，帶動居民消費支出增長1.01個百分點，帶動投資增長1.9個百分點。

        四是改革紅利將持續助推經濟增長。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例如，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分稅制改革等，使資源配置不斷優化，促進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例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改革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促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生產效率更高的工業，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新一屆政府成立后，從取消和下放334項行政審批事項，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再到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全覆蓋，伴隨改革的推進，都是新氣象的出現。今年上半年，全國新設市場主體同比增長16.7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8.41個百分點，社會投資和創業熱情迸發。這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決心、有力度、有韌勁，它所釋放的制度紅利將是巨大的。

        （二）把潛在生產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需要重視投資的作用

        投資在當期是需求，在未來是供給。從經濟的即期平衡看，高儲蓄要有高投資的配合，才能使經濟總量平衡，良性循環。如果投資低于儲蓄，經濟就會出現下行壓力，步入收縮性循環。我國2009年以來的經濟運行就是這種情況。2009年投資拉動經濟增長8.1個百分點，此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降低，2013年為4.2個百分點。對照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GDP增速，可以發現兩者的走勢高度一致。2014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7.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3個百分點。同期GDP同比增長7.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3個百分點。從長期看，投資是未來的供給，是實現我國從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轉化，實現我國人口代際平衡的最好方式。一般來說，人口紅利對應人口負債，二者的平衡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傳統平衡方式，即養兒防老；另一種是把人口紅利儲蓄借給外國，形成外匯儲備和國外投資；第三種是將國內儲蓄轉化為國內投資，最大限度地促進儲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資轉化，即通過投資形成資本存量，增加未來的供給，為人口老齡化做準備。因此，無論是從即期還是從遠期來看，我們都應充分重視投資的重要性。

        （三）目前我國既有投資能力，又有投資需求

        我國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相對過剩，主要原因是需要擴大投資的領域投資不足，沒有把寶貴的產能資源利用好。一是我們對投資領域和投資主體的限制太多，不少利潤率高、供不應求、消費者（或服務對象）需排隊等待的產業，如醫療、衛生、教育、金融等行業，禁止或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導致競爭性行業和非競爭性行業冰火兩重天。二是在部分民間資本不能或不愿進入的領域，如城市地下管網、保障性安居工程、節能環保、農業水利、農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設施、中西部鐵路等，政府投資還不能滿足需求。三是宏觀調控政策波動大，形不成完整的投資周期。2009年的“四萬億”刺激由于實施方式的突擊性和行政性，大幅擴張了競爭性行業的產能，但隨后從2010年開始的緊急剎車又使投資周期被人為中斷，留下后續資金不到位，項目產能形不成等一系列問題。

        我國不但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也有足夠的投資能力。近年來，隨著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醫療、失業、養老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以各種基金、保險形態存在和累積起來的儲蓄資源數額非常龐大，如2013年，全國住房公積金積累結余3萬億元、社保基金1萬億元，目前我國近4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4萬億元的外匯儲備中有相當部分也是通過貿易順差而累積起來的儲蓄資源，這些資金都是可通過各種有效手段用于長期基本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工程、環境改善工程等項目建設的資金來源，如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好，我們可以發展得更快，也可以發展得更好。

        （四）擴大投資要加快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完善金融體系及其功能，充分發揮金融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的效率。如針對我國儲蓄率高、長期儲蓄資源豐富的特點，應開發利用長期投資工具，如發行30-50年期長期國債、地方債等融資工具，使各種長期儲蓄都能配置到長期基礎設施建設中去。

        加快投資體系體制的關鍵是打破投資壁壘，堅持機會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放寬市場準入，增加投資主體，開放投資領域，拓寬投資渠道，完善投資環境。簡政放權，降低制度運行成本，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人民。

 經濟增長放緩是當前最大風險

        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體量已經夠大，位居世界第二。過去30年發展已經夠快，現在應該緩下來調調結構。中國的就業壓力已經減輕，沒有必要保持過去那樣的速度。事情真的是這樣嗎？世界第二的經濟體量平均到每個公民，中國僅位居世界第96位左右；中國人均國民收入GNI是美國的12.2%，日本的14.2%，歐盟的19.1%，世界平均水平的62.1%。即使沒有任何新增就業壓力，我們趕上世界平均水平，按8%的速度，需要6.2年；趕上美國需要27.3年；日本25.3年。更為關鍵的是，經濟增速放緩之后，不僅結構調整不過來，就是總量也會出現崩盤危險。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已連下四個臺階，即從10%→9%→8%→7%。2014年一季度進一步下降到7.4%，離7%的新低已經不遠。目前，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對宏觀經濟運行中薄弱環節的影響已經不容低估。

        （一）房地產行業的脆弱性正在顯現，連鎖反應正在發酵

        目前，房地產市場銷量下降，價格松動，房地產投資下降，開發商資金鏈趨緊。今年5月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上漲城市個數減少，環比平均跌幅均為0.1%，同比綜合平均漲幅分別為5.4%和3.1%。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會引起金融、財政、經濟的連鎖反應。

        房地產貸款在我國金融機構貸款中的占比2006年為15.4%，2013年末為20.3%。如果加上間接用房地產作抵押的個體工商戶貸款及其它企業資金貸款，直接和間接與房地產有關的貸款余額要占到我國銀行業貸款余額的約30%以上。盡管目前房地產貸款不良率較低(2013年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不良率為0.47%，個人住房按揭不良率為0.26%)，但一旦市場對房價的預期由看漲轉為看跌，則會出現恐慌性拋售，極易誘發系統性風險。

        財政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也不低。據中信建投對全國九大城市2012年11月份的數據調查顯示，在土地出讓金與財政收入的占比中有6個城市超過了40%。另外，土地也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主要抵押品和還款來源。最新調查顯示，2013年各地穩增長的資金缺口較大，部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資產負債率已達到70%的警戒線。

        房地產業是一個直接和間接關聯到鋼鐵、水泥、建材、家具及建筑等第二產業的特殊產業。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有直接和間接效應。根據我們的專題研究，房地產業（含建筑開發）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9年起已經超過9%，2009-2011年平均占比9.6%，再加上房地產業的間接帶動部分，房地產業對GDP的直接與間接影響自2010年起已超過30%，2009-2011年平均占比30.1%。1998-2011年，房地產業（含建筑開發）對GDP的直接拉動由1998年的0.43個百分點升至2011年的0.65個百分點，1998-2011年平均拉動經濟增長0.64個百分點；房地產業對GDP的間接拉動作用也逐步上升，由1998年的0.81個百分點升至2011年的1.21個百分點，1998-2011年平均拉動GDP增長1.19個百分點。二者合計，房地產業（含建筑開發）年均拉動GDP增長達1.84個百分點。相對于1998-2011年9.86%的平均經濟增速，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7%以上，近三年平均貢獻率更是高達26%。

        （二）經濟下行加大財政金融風險

        地方政府債務過快擴張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所形成的收支壓力都與經濟下行有關。根據國家審計總署的報告，截至2013年6月，在全部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中，將于2014年到期的債務有2.38萬億元，占2013年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34.5%，此外還有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4373億元，負有救助責任的債務7472億元。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讓收入償還的債務較高。2014年土地市場走冷，1-5月份全國40個大中城市土地出讓總價同比增長15.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70.8個百分點；其中二線城市僅同比增長0.06%，三線城市同比下降20.09%。土地出讓收入下降將影響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并波及金融市場，存在較大安全隱患。今年以來，部分GDP增速下降較快的地方，財政收入下滑明顯。

        銀行不良貸款暴露增加。5月末，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13050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323億元；不良率1.59%，比上年末高0.06個百分點。不良貸款存在跨地區、跨行業蔓延趨勢。去年不良貸款主要集中在鋼貿行業，今年普通加工制造業、住宿餐飲及商貿流通行業的新增不良貸款較多。2012年僅浙江、遼寧、江蘇3個地區不良貸款余額增加額超過100億元，2013年有浙江、山西、湖南、江蘇、福建、內蒙古等6個地區不良貸款增加額超過100億元。

        信用風險上升，特別是規模擴張過快、財務負擔較重、現金流狀況惡化的產能過剩企業，以及今明兩年到期債務規模巨大、償付能力偏低的政府融資平臺，存在違約風險。

        影子銀行風險猶存。截至2013年6月末，影子銀行規模約為28.7萬億元，約為同期銀行業總資產的20%。上半年影子銀行規模較年初增長17.7%，較同期銀行業資產規模增速高10個百分點。影子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企業和銀行杠桿，部分機構“融短貸長”存在流動性風險。由于風險隔離機制不健全，影子銀行的流動性風險不僅易向傳統金融機構傳染，還易跨市場傳染，誘發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風險。

        （三）股市與匯市也因經濟增速放緩而走弱

        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增長的放緩，我國股市弱勢格局明顯。從指數上看，截至2014年5月末，上證綜指收于2039.2，較2013年2月的階段性高點下跌16.6%,最低更跌至1849.65，跌幅達24.3%。

        從國際大環境看，2013年一季度以來，短期資本持續從新興經濟體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際市場的人民幣升值預期。EPFR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新興市場股市流出的資金為311.5億美元，而上年一季度股市流入資金為278.4億美元。

        基本面走弱也引起人民幣匯率走低。2014年2月25日，人民幣即期匯率近一年多來首次跌至中間價之下，當天即期匯率大跌0.46%，創2010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截至5月末，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比上年末貶值1.18%。

        （四）輕視增長是危險的

        首先，財政依賴增長。2009年以來，我國財政赤字與GDP的比例在2%的水平上下波動。財政部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提出，2014年我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受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放緩、推進稅收制度改革等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將趨于平緩。同時，支持全面深化改革、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和促進各項社會事業發展，都需要增加投入。

        其次，金融依賴增長。近年來，得益于經濟持續增長，我國金融行發展迅速。截至2013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達到151.4萬億元，是2003年末的5.47倍；全年稅后利潤17445億元，是2003年的54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比2003年末低12.2個百分點。目前金融部門風險主要來自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和信貸資產質量下降，其風險的化解也需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第三，就業穩定依賴增長。從目前形勢看，2014年我國高校畢業生將達到727萬人，農村轉移城市的就業人口按城市化率計算年均凈增1000萬以上。就業面臨著來自新成長勞動力、失業人員再就業、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交織在一起，實現充分就業將是長期面臨的艱巨任務。

        第四，收入增加依賴增長。要實現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2013-2020年我國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需要分別達到6.86%、6.86%和6.3%的水平。如果經濟增速持續放緩，我國若想完成收入翻番目標則需作出更大的改革舉措。

        第五，消費依賴增長。消費的增長主要取決于收入的增長、分配機制的優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實現收入增長、優化分配機制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需要以經濟增長為先決條件，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2009-2012年，最終消費年均拉動經濟增長4.7個百分點，而2013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回落至3.9個百分點。

        第六，防范風險依賴增長。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正在積聚。表現為短期債務較多，存在流動性風險；表外融資增長快，資金成本更高；還款嚴重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同時，企業債務風險也在擴大。經濟增速下行反映在微觀領域就是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銀行不良貸款增加。2013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921億元，比上年末增加992億元；不良貸款率1.00%，比上年末提高0.05個百分點。不少企業反映，加杠桿并非為了擴大投資，而是資金周轉困難，被動加杠桿。國際資本流動也可能帶來風險沖擊。因為經濟下行，國際資本流向可能逆轉，導致流動性風險和資產價格縮水。

        第七，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依賴增長。經濟增速下行會帶來慣性下跌，陷入收縮式循環的怪圈。要高度關注經濟增長下行趨勢，防止“陣痛過度”引發“痙攣致死”，損傷“調結構”的元氣。從企業反映的情況看，“調結構”與“穩增長”的短期矛盾較為明顯。一是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制約轉型升級能力。有中小企業希望通過“機器換人”應對招工難、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一次性投入較高，企業找不到資金。二是融資成本高，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企業投資技改意愿。例如，重慶四聯集團計劃融資1億元進行技術改造升級，但銀行給出的貸款利率超過10%，由于融資成本過高，企業考慮暫時擱置投資計劃。三是對經濟增長信心不足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脫實向虛”，不利于結構調整。

近期宏觀調控應在“三降”上發力

        從近幾年來的情況看，僅僅根據經濟運行走勢，在上半年觀望、下半年發力，使經濟總是在“前低后高”中循環是不行的。應當用當期舉措引導長期預期，在當期政策的穩定性上下工夫，走出“經濟走弱，來點刺激；經濟走強，刺激退出”的循環。為此，我主張用“降稅、降息、降準”的辦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釋放經濟增長潛力。

        首先，要降稅。降稅政策要優于財政政策的直接發力。通過總量性和結構性的降稅，既可減輕市場主體的稅費負擔、提高預期收益、激勵投資積極性，又可通過結構性的降稅甚至負稅方式，加大對投資方向的引導，既尊重了市場主體的地位，自主決策，實現了政府的調控意圖，使產業結構得以優化，薄弱環節得以加強，又可以避免政府投資可能產生的諸多問題。財政政策還可以通過建立風險基金或財政貼息，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戰略新興產業、現代信息技術產業、服務業、綠色環保等領域的財政支持力度。完善企業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貸款貼息和資金補貼制度，推動企業開展轉型升級。

        其次，要降息。融資難、融資貴是目前企業面臨的兩大困難。對一個應該倡導實體經濟、倡導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把大量儲蓄資源用于投資國外獲取低收益，國內一方面資金成本大大高于對外投資，兩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對外投資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資，這是極不合理的融資格局。要改變這種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作用，改變投資政策，使更多的儲蓄資源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國內投資；另一方面中央銀行要引導市場利率下行，加強金融市場管理，嚴禁以錢生錢、迂回曲折層層加碼的所謂金融創新。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真正體現穩定性，一方面貨幣信貸的增長不能時緊時松，波動過大；另一方面市場利率不能時高時低，過大起伏。央行應該側重引導長期資金成本下降，鼓勵長期投資。金融政策要搞活，已經投放流通中的資金要由市場去決定資金的配置和流向，不宜過多的“行政性”干預阻滯資金的流動。要充分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作用，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統籌協調主板、創業板、中小板、新三板、區域股權交易中心、券商柜臺、互聯網金融市場發展，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要根據長期資金來源創新長期資金運用方式，為長期投資安排好合理成本的資金融資方式。

        第三，要降準。目前，我國的貨幣供應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前些年受制于匯率和結售匯制度安排的被動投放——外匯占款壓力已經減輕。今年以來，新增外匯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銀行外匯占款僅新增3.61億元，環比驟降99%，增速創最近11個月來新低。前些年為了對沖這種壓力，存款準備金率曾高達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國際最高水平。這樣高的準備金率實質上是銀行為宏觀經濟失衡買單，也是近年來影子銀行、表外業務等所謂的金融創新產生的原因。降準不但可以為經濟釋放流動性，增加資金供應，降低市場融資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結構，優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機構效益。目前中央銀行已經進行了兩次定向降準，對市場已經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但還應加大力度，實行普降與定向相結合，直至把準備金率降至國際國內經濟可承受的合理水平。

        近年來，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前30年平均10%的年均增速，一路下行到目前保7.5%的底線。對此，理論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移是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必然結果，是正常的、必要的，不必大驚小怪，無須也無力采取措施應對；另一種則認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危險的，應該引起警惕，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應該采取措施，充分挖掘增長潛力，穩定經濟增長勢頭。筆者持后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目前已處于準通縮之中，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仍然較大。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是當前最大的風險。中國經濟領域里的薄弱環節較多，風險隱患在增多，諸如房地產問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問題、影子銀行問題、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等，都需要以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前提，保增長、保投資相當重要。為此，在大力推進改革、增強長期發展后勁的同時，要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引導市場預期，穩定近期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