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宦，不是說天生為官宦，如今語官二代也，而是說天生為宦官，別名天閹也。

        其名最早見于《靈樞·五音五味》中黃帝與岐伯的問答。黃帝問：“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于血，然其須不生，其故何也？”岐伯答：“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沖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須不生。”按，黃帝之問略謂，有被稱為天宦的男子，并未受到閹割（“未嘗被傷”），卻像受了腐刑的宦者一樣，不長胡須，這是為什么。岐伯的回答則謂，這類男子先天不足，沖脈不滿，任脈失養，以致外陰（宗筋）未能長成，體現在面貌，則是嘴上沒毛。

        唐人王冰撰《玄珠妙語》，有“五不男”之說，謂“天、漏、犍、怯、變”，“天”，即天宦。其他，“漏”，謂遺精早泄，“犍”，謂宮刑，“怯”，謂陽痿，“變”，則俗稱陰陽人者。對天宦，清代學者陳夢雷解釋得更明白，他說：“天宦者，謂之天閹。不生前陰，即有而小縮，不挺不長，不能與陰交而生子，此先天所生不足也。”（《醫部全錄·臟腑身形》注）

        西醫沒有這個詞，一般認為，先天性睪丸發育不全綜合癥與肥胖性生殖無能癥，即是中醫所說的天宦。前者外形瘦長，腿特別長，窄肩寬臀，體毛稀少，后者臉肥，下腹肥，大腿粗，膚白，嗜睡，貪食，體毛稀少。總之，不論肥瘦，無須是關鍵特征。

        然而，近代被傳說為天宦或天閹的幾位名人，從現有畫像與照相，或以文字記敘看，又非全無須，甚至有以髯稱者。先看看有哪些人入列。

        梁同書。據佚名《慧因室雜綴》：“山舟（同書號）一生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于中堂，交揖而退。人疑其為天閹也。”

        潘祖蔭與翁同龢。據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潘祖蔭有潔癖，不與其妻同寢處”；又引陳慶溎《歸里清談》謂：“（潘祖蔭）尚書天閹，與翁常熟（同龢）同。一門生不知，初謁時，詢問老師幾位世兄，尚書曰，汝不知我天閹乎？”

        張亨嘉與清德宗。敬據胡思《國聞備乘》：“凡男子不能近女色者謂之天閹，同時在位大臣若大學士翁同龢、禮部侍郎張亨嘉、吏部侍郎于式枚皆患此疾。聞德宗亦系天閹，疑莫能明。或宮人因其無子而誣之，未可據為實錄也。”        李瑞清。據鄭逸梅《近代野乘》：“或謂梅庵天閹，故無子，蓋捷南宮時，夜讀中寒所致。人以書若畫及不娶無子，為其三絕嘲之。”按，瑞清不僅娶妻，還曾續弦，鄭氏所記有誤。又據高陽《梅邱生死摩耶夢》，至謂瑞清的天閹，已經上海寶隆醫院出具醫學鑒定，確鑿無疑。

        梁鼎芬、于式枚與志銳。劉體智《異辭錄》卷二：“（于式枚）侍郎、（梁鼎芬）京卿皆有暗疾，俗稱天閹，不能御女。及得交志伯愚（銳）將軍，其暗疾亦同，可謂奇事。”

        沈曾植。據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造物弄人，大抵豐于此者嗇于彼。寐叟（曾植號）學問之博是無人可及，而身體上卻有無可彌補的缺憾，他原來是個天閹。鄭海藏（孝胥號）和他說笑：嚴又陵（復）是天演派哲學家，你可稱天閹派的博學家了。他不以為忤”；甚而笑說，“忉利天（佛經稱欲界六天中之第二為忉利天）中人，不是相為擁抱，即為究竟嗎？海藏竟無以難”。    除李瑞清、張亨嘉與清德宗（即光緒皇帝）的照片，顯見無須，其他人都有胡須。潘祖蔭須少，而翁同龢是長須，梁鼎芬更是外號“梁髯”。是則天宦“故須不生”之說并非定論。

        讀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第四編《內分泌病》第一章《天閹》，似能解決此一疑問。其書引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任脈篇》：“人有去其陰莖，仍有髭，去其陰□（睪丸），須必去者，則知陰核并莖為宗筋也”；以證“睪丸是和髭須的發生有密切關系的”。并云：“古書如《周禮·司刑》鄭注，以男子宮刑為割勢，未言勢者為何種器官，后人仍有稱陰莖為勢，似屬誤解。至元人熊忠等援《韻會舉要》，始云‘外腎為勢’，宮刑男子割勢，即剝去睪丸之意以正之。若以‘勢’為男子的陰莖解，則遠非當時外科手術水平所能做到。”        然而鄙人完全不懂醫學，鈔這些文獻，也不知是否可以解釋歷史。不過，胡思敬與劉體智在政見上，皆不滿于當時的“清流”人物，而翁、潘、梁諸人，或是清流領袖，或是干將，是不是被編排了，不能無疑。最可疑的是傳說文廷式與梁鼎芬為好友，因為鼎芬不能人道，竟由廷式代勞，繪聲繪色，幾成鐵案（楊鈞《草堂之靈》）。只是，諸人皆無子嗣，或才是他們被說成天閹的重要原因。

        又查民國四年大理院（或可視為今日最高人民法院）給浙江高等審判廳（或可視為今日浙江高級人民法院）的復電，可知天閹在當時已非不能出口的隱疾，而能公開討論。案情大概是，鄞縣某男天閹，與某女結婚，婚前并未告知，婚后為女方發見，要求離婚，而男方不許。官司打到縣里，縣長不敢定案，請示省廳，省廳也不敢判，請示大理院。終由院方據“前清”的《現行律例》，謂“男女定婚，若有殘疾，務明白通知，各從所愿”，而“妄冒已成婚者離異”，終審裁定：“天閹系屬殘疾，其初若未通知，自應準其離異。”（《司法公報》，1915年第32期）

        民初法律未備，判案執法，確多援引清代律例的現象。惟上述諸位名人，似從未聽說夫人要鬧離婚的，至如李瑞清與沈曾植，以及清德宗，還都有篤情的佳話。從知閨門之內，是非難斷，恩怨不明，后人評說，不得不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