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10日，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在大多分析人士看來，此次對話是在中美關系日趨緊張的氛圍下展開，雙邊關系的對抗性似在上升。或許正因此，習近平主席在此次對話開幕式的講話中強調，雙方如能“保持戰略耐心，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言所擾，中美關系大局就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這表明，雙方領導層有意考量過去一個時期中美博弈的得與失，旨在通過此次對話，給中美關系提供一個反思、妥協、調整、再出發的契機。簡言之，中美關系似需要一個“重啟”時刻。

美國擔憂中國軍事能力增強

        2014年以來，美國在南海權益爭端、網絡安全、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不斷對中國“發難”，尤其在南海問題上強化了抗衡中國的姿態。美國軍方對華態度陡然轉強，一向被認為是“溫和派”的美國防長哈格爾在香格里拉亞洲安全會議上點名指責中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則針鋒相對地批評美國搞霸權主義。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近期在美國重要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的公開演說中表示，從軍事安全角度而言，美國面臨“2+2+2+1”的威脅格局，即中國和俄羅斯是最大對手，朝鮮和伊朗是緊迫麻煩，恐怖主義和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威脅性日趨增大，網絡安全是美軍是當前最重視的安全挑戰。顯然，雖因烏克蘭危機美俄爭斗仍酣，但美方早已認定中國才是其潛在的最大對手，而網絡安全等問題至今也仍是中美安全關系中的“負資產”。

        中美之間的較量日益體現在南海問題上，其背后顯露的則是兩國“海權”競爭逐步走向前臺。美國戰略界人士多認為，“981鉆井平臺”等事件表明中國的南海政策正“升級換擋”，旨在以“切香腸”的方式壓制其他主權聲索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中心（CSIS）東南亞項目主任鮑爾認為，中國在奧巴馬4月結束亞洲之行后即在南海部署鉆井平臺，凸顯中國欲試探美國、越南和東盟其他國家的決心。為了防止中國在南海重演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一幕，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近期加緊更新應對中國軍隊“挑釁”的戰備方案。美國內智庫也在“空海一體戰”之外大力研究“離岸控制”等新軍事戰略，甚至有人呼吁美國政府重拾“三場戰爭”理論，積極增強在南海地區針對中國的備戰，以保證美國在歐洲、中東、亞太三個地區能分別打贏三場有限戰爭。

        美國之所以在海上安全問題上加大對華施壓，并將之作為其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核心抓手，其更大擔憂源自中國軍事實力尤其是海軍力量的增強。在很多美國分析人士看來，由于經費充足和國家領導人的意志，近年中國軍隊的反艦、防空、反潛、電子戰等軍事能力全面、快速上升。美國海軍情報局等機構的評估認為，中國目前約有65%的驅逐艦和護衛艦是“現代化的”，這一比例到2020年將升至85%，中國軍隊對第二島鏈的近精確打擊能力正穩步增強。五角大樓認為中國的核導彈潛艇已實現常規巡邏，水下核威懾力量得以提升。考慮到俄羅斯或將加大對華出口先進潛艇、戰機和防空系統，中美在西太平洋的軍力平衡將面臨新的拐點。

美國認為中國在亞洲日益強勢

        美國通常是從“軍事能力”和“政策意圖”兩大層面對“中國威脅”展開評估，且能力比意圖重要，因為能力不易改變，但意圖卻很容易隨著能力的提升而改變，“當你手中握有錘子，就會將各種問題看作釘子”。除了中國軍力不斷增強之外，近來，美方也在通過解讀中國外交政策表態和舉措重新評估北京的長期戰略意圖。

        在今年5月舉行的亞信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亞洲安全”而不是“亞太安全”，倡導亞洲人自己解決亞洲的安全問題。作為“亞太國家”而非“亞洲國家”，美國認為中方這一表態顯示其想要建立沒有美國參與的亞洲安全架構，不僅要在西太平洋地區還要在整個亞洲加緊“排擠”美國。有美國學者就此指出，美國從未將其看作是亞太地區的“域外國家”，大多數亞洲國家也不認為美國是“域外國家”；中國一方面聲稱希望美國在亞太發揮建設性作用，一方面又說美國是“域外國家”，兩者之間存在矛盾。

        面對越發“強勢”的中國，飽受內政不調、軍費削減等壓力的美國似乎只好更多依靠其亞太盟國和安全伙伴，通過打造“網狀”的安全架構加大對中國的制衡，實現“責任分擔”或“責任轉移”。由此，美國支持日本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從而在日本自身未受到攻擊的情況下也能夠和美軍協同作戰。日本在海、空軍方面的軍事實力不容低估，其研發建造“蒼龍”級潛艇等軍事裝備的能力也屬世界一流，它完全有能力成為美國在亞太制衡中國的急先鋒。隨著日本加快邁上軍事大國的道路，中美日三邊關系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保持相對穩定的戰略基礎正從根本上被顛覆，亞洲安全形勢或因此陷入更大陰影之中。

中國對美政策不滿

        毫無疑問，中國對美國的政策也有強烈不滿，在不少中國決策者和學者的頭腦中，美國通過安全、經濟、政治等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想法揮之不去。比如，美國指責中國在東海、南海問題上日益“強硬”，但卻不顧事實，僅以國家關系親疏程度和意識形態劃線。如果日本不在2010年史無前例地扣押駛入中國船長并判刑，如果日本政府不在2012年單方面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如果安倍政府不在日軍二戰侵略暴行、慰安婦等問題上頻頻刺激中韓等亞洲鄰國，中國對日政策料想不會如今日這般凌厲。

        此外，美國一方面要求中國在解決朝核問題上加大對平壤施壓，一方面卻又在重新武裝日本抗衡中國，甚至還迫使韓國同意與其共建反導系統，此舉將損害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再者，中國由于近代以來屢遭列強自海上展開的侵略，因而對近海防御尤為敏感，但美軍戰機對中國每年實施數百次的抵近偵查，令中方頗有受辱之感。

需警惕中美關系漂流狀態

        外交實際上是彼此準確釋放政策信號的藝術，上述凡此種種，都表明中美似乎都在向對方發送模糊的、含混的甚而是消極的政策信號。正如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所言，從近期態勢看，美中關系中的相互猜忌和不確定性在增加，并出現日益明顯的敵對性。

        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超過5200億美元，相互投資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兩者創下歷史紀錄。兩國人員往來去年也超過了400萬人次。然而，中美相互依賴的增強并不必然帶來雙方戰略互疑的緩解。美國前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幫辦詹姆斯?克拉德等稱，中美關系的氛圍已經變壞，這種變壞超出了大國關系的正常起伏，現在的問題不是“新型關系”會不會出現，而是這一關系是不是到了“爆炸點”。這種看法或許并不算是危言聳聽，中美領導層需要警惕兩國關系危險的“漂流”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