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三個蘋果推動了人類文明。第一個是《圣經》當中，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吃下的那個蘋果。第二個是砸在物理學家牛頓的頭頂，讓他悟出萬有引力定律的那個蘋果。第三個則是當下風靡世界的iphone與ipad上的那個蘋果。

        對胡適來說，小蘋果也改變了這位20世紀大人物的命運。1910年，胡適留學美國，最初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農。因為實在分不清數百種蘋果的種類，他轉攻哲學，終成一代大家。有趣的是，改換專業的癖好似乎也有“家族遺傳”。胡適的兒子胡祖望后來也到康奈爾大學讀工程，畢業之后卻轉做經濟。而胡祖望之子胡復，同樣畢業于康奈爾大學。和祖父、父親一樣，主修音樂的胡復，后來竟弄起了電腦。胡祖望笑說：“康奈爾大學教我們祖孫三人勇于改行，而且改了之后，還有飯吃。”

胡適與長子胡祖望、兒媳曾淑昭、孫子胡復。

        從胡適一家三代“勇于改行”當中，頗能一窺中國社會新舊過渡的痕跡。上千年來，圍繞儒家經典的義理、考據和辭章之學，幾乎是讀書人的全部“專業”。然而，晚清以降，西力叩關。“中學”的知識傳統與思想資源，顯然已無法適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亟須在“西學”參照下逐步變革。魯迅回憶，雖然“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不過，十七歲的他“也顧不得這些事”。當他進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

        從老一輩對于西學的鄙視，到青年人“顧不得”的沖動，專業知識分科帶給讀書人的,或許更多是迷惘與焦慮。1898年，張之洞在《勸學篇》里提出掀動一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這個在后人眼中貌似“保守”的論述背后，其實暗示“中學”在西潮沖擊之下，已經日漸“無用”。另一方面，“西學為用”的節節推進，也必然導致“中學”最終無法“為體”。在回環往復的歷史演進中，“保守”可能導致的激進后果，其實遠超時人與后人的想象。果然，隨著科舉廢除，儒家知識的危機全面爆發。然而，取而代之的“聲光電化”之學，大多又源自歐美日本，最初只能在通商口岸和大中城市里學到。相較“三家村”學究也能傳授的“子曰詩云”，西學的學習成本也大為提高，耕讀之家實在難以承受——胡祖望所謂“改了之后，還有飯吃”，或許只是后起之秀的樂觀。

        因此，對于大多數讀書人而言，科舉廢除與新學傳播，帶來的不僅是中西知識的分野，還有城鄉的落差和社會階層的斷裂。幾乎與胡適負笈美國同時，十六歲的毛澤東從韶山來到湘鄉、長沙。他先后報考警察學堂、肥皂學校、法政學堂、商業學堂等專業技術學校：“那里不那么注重經書，西方‘新學’教得比較多，教學方法也很激進。”然而，毛澤東此前的軍餉每月才七元，這些學校的報名費平均一次就要一元。更讓毛澤東“感到討厭”的是，城市里的大多數專業知識，都用英語講授，而學校沒有英語教師。不懂英文的鄉村學生，短時間內很難長進，只能在起跑線上敗下陣來，改走它途。

        西潮沖擊帶來了朝野上下知識關注點的轉移，也讓讀書人在轉型的陣痛之中，重新思考自我、國家與世界的關系。1905年，宋教仁就以“留學以何學科為好”為題，在日記中寫道：“吾此身愿為華盛頓、拿破侖、瑪志尼、加尼波的乎？則政治、軍事不可不學也；吾此身愿為俾士麥、加富爾乎？則政治、外交不可不學也；吾此身愿為納爾遜、東鄉平八郎乎？則海軍不可不學也；吾此身愿為鐵道大王、礦山大王乎？則實業不可不學也；吾此身愿為達爾文、牛董、馬可尼乎？則科學不可不學也；吾此身愿為盧梭、福祿特爾、福澤諭吉乎？則文學、哲學不可不學也。”一連串排比句當中，軍事、外交、海軍、實業，都是此前“四書五經”里聞所未聞的專業名稱。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心目中“此身愿為”的知識精英與時代偶像，也絕非讀書人耳熟能詳的“孔孟程朱”，而是達爾文、俾斯麥、盧梭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泰西人物”。當窗外那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世界開始失落，難怪宋教仁呼吁讀書人“但以學問將就志愿，不以志愿將就學問”，在新的知識格局之中成就新的自我。

        宋教仁此語，或許正是胡適那一代人“勇于改行”的前奏。然而，面對知識潮汛洶涌奔騰，如何依“一己之志愿”擇善而從，對于新舊之間的讀書人而言，其實并非易事。而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所衍生的科技救國、實業救國、文學救國之夢，也讓專業的選擇，透射出個人情境與時代脈動的交光互影。常年在甲板上奔跑的英國海軍學院學生嚴復，回國后科場蹭蹬、宦海失意，又沾染鴉片煙癮。既然“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他轉而翻譯西書，以此名世。當年“一有閑空，就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的魯迅，趴在日本醫學院的榻榻米上，精心繪制血管解剖圖。然而，一張日俄戰爭幻燈片的強烈刺激，讓他從此“棄醫從文”，試圖以文藝改造國民。1943年，女大學生齊邦媛考入武漢大學，最初準備讀哲學系。朱光潛先生卻勸她改讀外文系：“武大偏僻，沒有老師，哲學系的課開不出來。我已由國文老師處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鉆研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入門。你如果轉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導師，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半個多世紀過去，齊邦媛在回憶錄《巨流河》中寫道：“這最后一句話，至今縈繞我心頭。”

        據說，牛頓當年坐在下面冥思苦想的那株蘋果樹，早已被人砍倒，切成小塊作為紀念品賣給游客。其實，往下掉的東西何止蘋果，看到蘋果下落的又何止牛頓一人？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無非是牛頓依“一己之志愿”在專業領域“鉆之彌深”的結果。當專業化日漸成為現代人安身立命之本，三個蘋果推動人類文明之說，或許并非笑談。而經意與不經意之間的“勇于改行”，卻常常帶來個人的生命轉折，也見證著時代的因緣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