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敘述起點，是他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所撰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這部著作中，亨廷頓力圖通過對現代諸轉型社會的全盤考察與比較研究，凸顯政治秩序建構的艱難曲折。他的論述，特別看重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所有論述的前提，是一切現代國家勢必向設定的政治現代化目標轉變。亨廷頓的研究，不是政治史的研究，而是政治轉型的研究。這一研究的視野，常常限定在當代政治的范圍內。福山高度肯定自己老師這一論述進路的價值，認為他代表了廣泛敘述政治發展的新努力，提供了諸如政治衰頹、威權現代化等重要的分析概念，并成功地將政治發展與現代化的其他方面區分開來。

        但是，福山認定，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盡管很有啟發，但確實需要認真的更新”（第1頁）。更新的理由，一是基于亨廷頓論述的局限性，二是現實世界中一些國家的過于薄弱和最終失敗的問題。就前者看，諸如成書時間距離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戰后的世界僅僅十年左右，其間政局的不穩是一個顯著特點；此后世界范圍內的變化巨大，東亞經濟奇跡、全球共產主義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第三波民主化，都需要在政治發展的框架中加以審視。而且，亨廷頓將政治現代化視為當然，但卻對現代政治秩序的形成史不甚關注，也對轉型社會的百年和千年政治歷史掉以輕心。可見，從更為宏大的政治史視角重新審視亨廷頓的論述，成為福山論述政治秩序的切入口。就后者講，在國家間的競合關系(cooperation-competition relation)中，盡管發達國家努力支持新興國家從事國家建設，但成功的個案并不是太多。這就需要從更為宏大的歷史進程去解釋國家建設成敗的來龍去脈。而這恰恰也是亨廷頓所未曾認真梳理的話題。

        站在亨廷頓這個論述政治發展主題的巨人肩上，福山確定了自己論述同樣主題的遠為宏大的視野：從政治制度的歷史起源和政治衰頹的廣泛考察著眼，對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進行重述，以展現現代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這就一下子將亨廷頓論述政治發展的視野大大地拓展開來：從時間上講，福山將亨廷頓論述政治發展的數十年眼界，擴展為數千年的眼界；從空間上講，福山將亨廷頓論述政治發展的現代轉型國家，擴展為古往今來所有的重要國家。這樣的論述進路，確實氣勢不凡。一方面，論述必定涵蓋“眾多的社會和歷史時期”。另一方面，需要動用的知識資源，遠遠比亨廷頓論述相關主題時多得多，“包括人類學、經濟學、生物學”等等學科的資源，以期凸顯“政治發展的大模式”（第5-6頁）。

        這樣的大模式之“大”，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認知。從敘述的形式結構上看，“本書與過去有關——事實上，它并不始于有記載的人類歷史，而是人類的靈長目祖先。它的前四個部分講述人類史前史、國家起源、法治、負責制政府。第二卷會一直講到今天，特別關注非西方社會在追求現代化時受到西方制度的影響，然后再解說當代世界的政治發展”（第5頁）。這可以說是自近代政治學產生以來最為宏大的理論敘事。從全書論述的理論意圖上講，福山力圖實現四個重大超越：一是借助進化論超越契約論，二是借助社會學超越政治哲學，三是借助中國中心超越西方中心，四是借助現代秩序興起的多元考察超越輝格史觀（即英國是憲政建構的典范）。這樣的理論意圖，也是前無古人、今罕同道。

        本來，亨廷頓對于變化社會中政治秩序的論述，已然屬于宏大敘事。當福山將自己老師的宏大敘事在時空上驟然拓展開來的時候，這樣的超級宏大敘事，幾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在福山這里，關于政治發展的論述，絕對是極度推高了的宏大敘事。這是一種試圖對人類政治生活之“必須”，進行的古往今來、無所不包的論述，也是對人類政治生活流變之“復雜”所做的大線條概述，更是對自由民主的憲政政體之“終結”歷史做出的通觀性的強勢論證。

        如果說就論述形式看福山此書，是一個不得不透入他的具體論述脈絡中才能理解的特點。那么，就福山此書的理論意圖上看此書，其四大超越不可謂不令人驚心動魄：就第一個超越而言，福山所試圖展現的政治秩序，實際上應該有三個指向：一是古典政治秩序，二是現代政治秩序，三是從古典向現代過渡的政治秩序。不過福山并不著力區分這三種秩序。在他的陳述中，現代政治秩序似乎是整全的、從古至今地往下通貫的秩序。福山對現代政治秩序進行論證的歷史主義色彩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他在論述政治發展或現代政治秩序起源的時候，拒斥契約論的一般論述進路，選擇進化論的論述策略的原因所在。因為，只有在進化論的脈絡中，才足以逐漸凸顯政治演進中生成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而契約論的非歷史特質，是不足以鍥入歷史之中，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展現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原貌的。歷史社會學或比較人類學的觀察，就此成為福山論述政治秩序興起的特殊視角。這樣的進路，似乎克服了現代政治秩序的契約論論述中被人詬病的非歷史甚至反歷史缺陷。從而以一種歷史的論述，為現代政治秩序的正當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就第二個超越來看，福山總是力圖規避政治哲學、經濟學理論的抽象推演，總是以一種政治社會學的敘述方式，將現代政治秩序的興起歸之于社會的不斷演進。這就使他從社會的偶然事件中發現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動力，避免了政治哲學與經濟學理論以概念推導確證政治秩序的主觀價值先設性。在福山的敘事中，人們無法拒絕他對政治秩序興起所作的社會歷史描述，也無法拒絕他從已知歷史引申出未知結論的做法。這樣就避免了價值的諸神之爭。而且將現代政治秩序的“歷史性”興起，推向了一個扎實的論述境地。

        就第三個超越而言，福山對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論述，不再直接從西方歷史切入，而是將西方現代政治秩序的最后落定，作為政治秩序演進的晚近結果。在他厘定的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基本要件上，國家建設最早成功的，是古代中國。古代中國一向被現代西方輕視。但福山以秦漢中國為中心的考察表明，中國最早建立起了非人格化的國家體制，從而讓中國人在現代政治秩序的建構上，力拔頭籌。只不過此后中國就沒有能夠繼續前行，法治的建設落后于歐洲，進而在負責制政府的建設上被歐洲拋離。但這樣的陳述，已經力圖讓人脫開歐洲中心論的局限，對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有一種全球范圍的總體觀察。

        就第四個超越來看，福山刻意在輝格史觀之外整理歐洲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他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丹麥、匈牙利、俄羅斯等一系列國家尋求建立現代政治秩序的歷史考察過后，才承認輝格史觀具有的局部正當性。現代歐洲之所以成功創制憲政民主的政治秩序，不是由英國人登高一招，即便成功；而是經由歐洲眾多國家的艱難摸索，才走上秩序井然的現代政治道路。這就為人們在狹窄的英美經驗視角之外，看待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復雜進程，提供了強有力的歷史支持。

        福山立定的宏大敘事目標，注定了他必須對史前到現代的綿長歷史進行深入考察。而且，這樣的考察，不是出于細節的精彩描述，而是出于打通世界歷史進行的穿透性分析。福山全書，因此需要處理的政治史問題，自然就圍繞史前狀態，以及現代政治秩序興起所必需的三大要件來展開。借助這樣的陳述和分析，福山在書的最后，才較為從容地對現代政治秩序的興起，也就是現代政治的發展得出一些不易推翻的結論。

        福山對政治秩序起源問題的論述，圍繞“現代”秩序的歷史演進過程而次第鋪開。他首先陳述了“史前”從自然狀態到政治狀態的演變。這里的“自然狀態”，不同于霍布斯、洛克與盧梭基于假設的那種前政治狀態，這是他試圖刻意與三人劃清界限的地方。福山所謂的自然狀態，是指國家降臨之前的歷史情形。為此，他廣泛借鑒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為令人信服地刻畫他從政治演進史的意義上特指的“自然狀態”服務。在經過了一番黑猩猩和人類行為的比較考察后，福山指出了“唯獨人類”可以邁進到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的獨特性。他將人類組織性的政治生活界定為“尋求認可的斗爭”。在此基礎上，政治價值的特征明確呈現出適存性、親戚選擇、互惠利他等人類交際的預設模式。人類偏愛在無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尋找因果關系。并且傾向于以情感為基礎，而不是倚重理性，來遵循規范。人渴望獲得他人的主觀認可，獲得的認可成為合法的基礎，合法本身則允許政治權力的實施。基于這樣的斷定，福山確認，生物學為人類提供了政治發展的構件，不同社會的人性是基本不變的，可變是因為環境的不同導致了政治形式的差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預設：它預先假定好了打破環境約束之后的政治建制可以趨于一致！？福山確信，在從史前到政治社會（國家）的演進過程中，家庭、族團和部落層次的組織曾經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組織為人類提供了財產、宗教、戰爭所需要的活動形式，為非人格化的政治關系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但它們還不是國家。國家層次的社會具有其特點：集中的權力、合法性強制受到壟斷、以領土而非親戚關系為統治范圍、等級分明、存在授予國家合法性的精致宗教（第79-80頁）。但國家并不是普世共有的政治組織，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部落都有能力從前國家發展到國家。

        國家有自己的生成與演進邏輯。這樣的邏輯自然是原始組織在不同環境與歷史處境中展現的。但是，那些從原始組織成功過渡到國家，尤其是發展到現代國家的國度，經過了一個什么樣的變遷過程，才落定在不同的國家狀態上呢？這一問題成為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解讀的核心問題。為詳細解析這一問題，他設定了足以給出關乎政治秩序起源和國家興衰問題可靠答案的三個要素：一是國家建設，二是法治，三是負責制政府。

        福山首先著力分析國家建設導致的政治發展差異。在這一部分，他將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創生時期的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世界的國家建設進行了對比性的分析，著墨點是中國。福山指出，社會組織中家庭和親戚關系的重要性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常數之一。這是一個與非人格化國家的成長相互伴隨的中國社會結構性因素。以父系社會的規則為軸心的家族制度，源遠流長、根柢不變。并由此塑造了古代中國的財產制度、社會關系甚至政治結構。這里有一個重大轉變的歷史時期：在周代的封建時期，國家還處于萌生狀態，是一種介于部落和酋邦之間的前國家。在人稱的“周秦之變”發生后，中國建立起了非人格化的政治機制，國家宣告正式出現。這中間，戰爭的因素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法家的改革對家庭主義是一個超越。但這并沒有走向法治，而且也沒有經濟和社會的相伴發展。因此，非人格化的國家建制不得不長期與親戚關系的復辟相與隨行。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缺乏，讓古代中國的國家建設，取得了當時世界最為先進的成就，但也讓中國難以進入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行列。為此，中國不得不付出政治衰退的代價，并且在政治衰退與家族復辟之間掙扎。漢代以后中國政治的走向，一再驗證了中國國家結構的成功所在與循環停滯。

        相比而言，印度在早期國家建設時走上了一條彎路。印度社會的力量太過強大，以至于限制了國家統一權力的成長。較為寧靜的印度社會，缺少戰爭這只催化國家強有力統治權的手的作用。瓦爾納（階層）將印度社會隔離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享受著法律條規與政治統治之外的超然性監護人權力。緊跟著迦提（種姓制度）的涌現，將社會碎化為繁雜的分支，形成神圣化的職業秩序，從而大大地限制了國家權力的滲透和掌控。雖然因此有了類似歐洲那樣的限制國家權力的法治萌芽，但是伴隨著持久的分裂和政治軟弱，非人格化的集權國家未能成功建立起來，最終成為外來政治力量的征服對象。中印兩國分別呈現的強大國家與弱小社會、強大社會與孱弱國家，構成古代國家建設的矚目案例。

        至于阿拉伯的政治發展，受制于部落制度。部落成員長于征服，但短于管理。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奴隸制度，對于解決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建設問題發揮了重大作用。因為這些奴隸來自于部落之外的地區（如基督教社會），不受高度平等的部落原則支配，非常有利于集中和鞏固國家權力。這就為伊斯蘭的國家建設克服親戚關系的制約提供了條件，而且軍事奴隸制讓伊斯蘭教渡過了生存困境。當馬穆魯克的軍事奴隸制走向衰敗以后，奧斯曼帝國則進一步完善了軍事奴隸制。它創造出了中央遙控的省級行政制度，發揮著整合國家力量的重大作用。但因為缺乏經濟領域的進步，國家的綜合競爭力不強，因此敗于西方純屬自然。惟有在歐洲，基督教徹底打破了困擾國家建設的親戚關系，解決了前三者都未能解決的國家忠誠問題。歐洲社會高度發達的個人主義，將社會形式化，從而為非人格的國家建設奠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其中，封建制度的興盛成為這一發展的強大推手。因為封建制度的政治效應，以其打破親戚關系的定位，為形式化的國家建構提供了最為有利的社會土壤。

        接下來福山的論述就為人們所熟悉了：歐洲走上了以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為標志的現代國家建設快車道。但福山對之的具體描述和分析，還是力圖出人意表。一方面，他強調歐洲的政治發展是個例外。這一例外是由于歐洲法治的涌現促成的。另一方面，法治并不是像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簡單地強調產權和合同執行，而是堅信統治者必須依法行事。法律比立法更為重要。普通法成為歐洲主流司法形式就是證明。再一方面，圍繞敘任權的斗爭，對于教會獲得國家般的特征發揮了重大作用。敘任權促使天主教演化為現代化的、等級化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機構，并促使精神領域與世俗領域的明確分離，為現代世俗國家的出場鋪平了道路。

        這恰恰是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所缺少的東西。印度與阿拉伯的法治未能成長為促成國家強大的支柱。正是因為中國缺乏法治建構，因此無法阻止國家的重新家族化；也正是因為法治對國家建構發生掣肘作用，因此印度、阿拉伯的法治嘗試最終還是無法使國家免于歐洲的叩門。至于責任制政府，由于中國將之歸于官員的道德感和向皇帝負責，因此法治和政治責任是不存在的。負責制政府乃是“統治者相信自己應對治下的民眾負責，應將民眾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第315頁）。這種負責制政府不是出于道德感，而是出于程序上限定政府為所欲為的機制。這樣的機制，僅僅出現在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歐洲。福山對此前的歐洲各國建國史進行了簡單的縷析。十五世紀以前的歐洲，在一段時間內頗像中國的東周。十三世紀開始出現匈牙利的金璽詔書、英國的大憲章這一類的限權改革。但只有在十五至十七世紀，歐洲人口的遽增、人均財富的遞升、“主持正義”的戰爭等等因素的作用，才促使歐洲國家后來居上，以其國家建設、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同時并進，率先進入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國家行列。這一轉進過程，經歷了法國、西班牙、匈牙利、俄羅斯、英國的起伏轉輾，一支終于落定為英國式的現代憲政民主國家形態，另一支則落定為丹麥那樣的、社會民主基礎上的憲政體制。總而言之，歐洲（易北河以西地區）為人類奠定了由三大支柱支撐起來的政治秩序。

        福山力圖實現的理論建構目標，是對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進行完備性的敘述。他論證的理論根基，依然是政治發展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預設早就為人們所熟悉：政治發展就是從古典到現代、從專制到民主的演進過程。但是，福山與通常的政治發展論述進路不同，他不只是在當代政治的視野中討論民主轉型的政治發展問題，而且將問題進行了兩次放大：一次放大是將政治發展的現代政治史視野擴展為包含古今政治演進的政治秩序分析，另一次放大是將政治的社會進化分析擴展為生物－社會進化分析。經過這兩次放大，福山將政治發展理論的關注視野驟然擴大了。

        經過從生物進化、社會進化到政治進化如此廣泛的歷史考察，使得福山足以自信地得出一系列關乎政治發展的宏大結論：就政治的生物基礎而言，人類具有跨時間、跨地域的共享政治本性，諸如人類從來沒有在無社會狀態中生存，人類天生喜歡制定和遵循規范或規則，人類遵循規則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人類天生就具有暴力傾向，人類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質、還有認可。人類“政治制度的進化，大致可與生物進化媲美”（第436頁）。不過兩者之間存在三大差異，一是生物進化靠基因，政治進化靠規則；生物基因變異隨意，而制度變遷按計劃、可商討；生物進化依賴基因遺傳，而政治進化的制度借文化而傳遞。正是因為如此，福山認定，對于人類的政治發展而言，既需要看到“不同制度的歷史淵源，往往是一長列歷史意外事件的產品，沒有人能夠預測”，不過一旦發現制度的拱肩，“其他社會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采納”（第440頁）。無論人類發現的制度是怎樣的，這些制度都要經過亨廷頓所說的適應與僵化、復雜與簡單、自主和從屬、凝聚和松散的對應性演化。換言之，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當政治制度的設計與外部環境變化頻率脫節的時候，就會出現政治衰敗。一旦出現政治衰敗，對政治制度的調適就變得不可避免。任何將之歸咎于宗教的不誠、外國的陰謀，都無濟于事。此外，政治衰敗還表現為家族制的復辟。這是人類政治生活總會遭遇的問題。因為人類總是在處理家族力量與國家非人格制度之間的關系中，推進政治發展的。在國家非人格政治機制退化之際，家族力量總會卷土重來。因此，在與政治衰敗的艱難斗爭中，人類不斷獲得點滴的改良，并逐漸走向現代化。

        福山的政治發展就此與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明確區別開來：前者只能被稱之為極度擴展了的、廣義的政治發展論，后者則是關乎現代政治變遷的狹義政治發展論。但福山所做出的一切歷史描述，并不想落到歷史決定論的圈套中。他明確聲稱如果把他對政治秩序起源的歷史論定視為歷史決定論，“肯定是誤解”（第429頁）。

        他總是在歷史變遷中凸顯自己的結論，而不是在既定的歷史態勢，或者政治變遷的路徑依賴中論述相關問題的。他強調指出，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發展模式，且無需顧及本土的傳統與文化”。同時，在全球化時代，“獨立發展、幾乎沒有外界輸入的社會，在今天是微乎其微”（第468頁）。這兩種情形的相互作用結果，一方面，政治總是處在發展的態勢中。“社會并不受困于自己的過去。經濟增長、社會新參與者的動員、跨邊界社會的組合、競爭和外國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變化的契機。”（第469頁）但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政治制度的變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結果。自然，政治制度的移植也就不是簡單地拿來所可奏效。

然而，一旦由三大支柱支撐起來的政治秩序完整呈現以后，它就勢必成為政治發展的典范。從發生史的角度講，歐洲是偶然走上立憲民主道路的。但從類型的示范效應上講，歐洲的這一政治建制業已成為全世界的模仿對象。“孕育民主的環境和社會條件是歐洲的獨特現象，立憲政體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環環相連，脫穎而出。但一旦出現，它造就的政治和經濟體那么強大，以致在全世界得到廣泛的復制。”（第470頁）為此，福山設問，西方之為西方，是因為它同時擁有強大國家、法治和負責制，西方之外如中國，假如僅僅具備其中一個條件，即使國家一時顯得強大，它能成功維持這種強大嗎？這個問題，是福山為此書的第二卷埋下的伏筆。但結論似乎呼之欲出。

        福山的論說，可謂一路論證、一路顛覆。從前面簡短的復述可以知道，福山的“論證”雄心勃勃，要給予政治秩序“歷史性的”重述。這樣的論說進路，注定了他必然擺出一幅顛覆此前相關論說的姿態。其所呈現出來的顛覆，顯現為兩個指向：一是顛覆與他的總體論說進路相反的主張，二是顛覆所有與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相關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論斷。

        就前一方面來看，前述福山為自己預設的四個超越，體現了他從總體上顛覆關于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既有論說的指向。首先他致力顛覆契約論對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論述。他認為立憲民主制的現代政治秩序，不能在契約論的論述中獲得公認的解釋結果。惟有在人類政治史的顛躓前行中，才能真實地凸顯出政治發展與政治衰敗雙向運動展示出來的政治秩序。但這樣的歷史陳述，又不是一般不關注因果關系與普遍規律的歷史學家所可承擔。因為福山力圖從歷史的敘述中，凸顯政治發展的進化規律，為現代政治秩序背書。在這樣的敘事方式中，既免除高度抽象的惡習，又躲開巨細無遺的細節描述。福山一手將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擋在了敘述政治秩序興起的學術大門之外。

福山并沒有就此止住顛覆性敘述的邏輯，而是進一步將宏大敘事與微觀描述勾連起來，以歷史社會學或比較人類學拒斥政治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為自己確立的敘事進路夯實基礎。他拒絕走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契約論路子，而寧愿從生命科學的角度切入問題，從歷史的罅隙中發現漸進凸顯出來的政治秩序。他不否認這三人對西方政治自我了解的極端重要性，但否認了他們解釋政治秩序興起的有效性。很顯然，福山在論述自己確立的論題時，對政治哲學與經濟學理論懷抱一種不信任的態度。而在祭出“中國第一”的殺手锏之后，福山就更是將西方超重量級思想家論說現代秩序興起的套路打入冷宮。馬克思、涂爾干、梅因、滕尼斯、韋伯所表述的歐洲是現代化范本的說法，變成了只對歐洲具有說服力的言辭（第19頁）。中國才是國家建設的先行者和范本。這給中國讀者以極大的滿足感。最后，福山對流行的英國典范論進行了顛覆，指出輝格史觀不足以解釋歐洲現代政治秩序興起時期，先于和同時與英國實踐著建構這一秩序的國家，不在少數。從而顛覆了僅就一個國家解釋現代立憲民主政治興起的論說定勢。

        就后一方面而言，福山處處顯示自己與眾不同的論說視角。在不同的論題上隨時隨地顛覆廣為人知的流行論說。從思想家的角度看，他對霍布斯、洛克和盧梭這類流行的契約論推演進行的總體顛覆貫穿全書。但對馬克思的經濟主導論、韋伯的宗教決定論的顛覆更為引人矚目。一方面，他認為兩人僅僅將歐洲的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限定在幾百年的時間段中，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他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著重經濟因素的現代秩序效用，韋伯推崇基督教對現代的動力作用，都是偏失之論（第227－228頁，第451頁）。他還指責哈耶克以自生自發秩序一貫到底地解釋社會規則（如法律）的演進，忽視了政治權力干預的重要性，從而把歷史事實搞錯了（第249頁）。

        從政治秩序的重大論題上看，福山對相當流行的國家－社會論述框架也提出了挑戰。經過他的考證，不是說一個強勢的社會就足以塑造一個強勢的國家，或者說一個強勢的國家就必然壓制社會。只是對于一個失衡的國家－社會關系而言，建設現代國家的可能性才會大大下降。社會太強勢不足以建構強大國家，印度堪為典型。而國家吃掉社會，造成專制主義，限制了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可為標志。國家－社會均勢最有利于現代政治秩序興起，英美足稱典范。在英美兩國，強勢的國家與強勢的社會相得益彰，成為令人羨慕的現代國家。此外，他以顛覆現代化理論為樂，指出了“無止境的良性循環”的荒誕。事實上，“現代化的好處不一定相得益彰”（第450頁），而是充滿變數。譬如民主對政治秩序便不一定有利，政治秩序可能優先于民主。他著重指出的歐洲走向制度化，不是突飛猛進，而是千年進程中點滴改良的成果，也顛覆了歐洲在公元1500年以后迅即開啟現代化大門的陳說。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不斷標榜自己的多元主義立場。但他最后證成的現代性演進史，很明顯是一種一元主義的結論。事實上，福山并沒有確證自己的反歐洲中心論的多元現代化立場，也沒有成功地處理好自己預設的反線性歷史進步觀念與現代政治秩序興起歷程之間的關系。因此，最后他還不能不落到固有的論述框架之中，顯現出無法打破既有的政治秩序興起之宏觀論述架構的尷尬。

        “僅了解一個國家等于不懂國家”（第319頁），這是福山考察政治秩序起源力主多元比較的方法道白。從全書的論說推展來看，福山確實在論述現代化的著述中給予了非西方國家更多的關注，并且也給予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以更高的評價。即使在論到西方國家對現代化做出的原創性貢獻時，也給予了東歐國家以更多的公允描述與歷史肯定，比如對匈牙利金璽詔書的憲政涵義的肯定。在福山那里，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社會學考察，讓中國、印度、埃及、中東國家、東歐、西歐、北歐國家輪番登場，不僅顯得氣勢宏大，而且也對這些國家做出的政治秩序建構的貢獻，有一個相對公道的對待。在他給出的關乎政治秩序興起的三個要件中，不僅中國對建立強大國家做出了首創性的貢獻，印度、中東諸國也都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即使是法治的發展，印度、中東國家也都具有相當的嘗試。在斷定西歐國家最終落定立憲民主制的現代政治秩序之前，他也對易北河以東地區走向現代政治秩序的些微嘗試，進行了描述與分析。就此而言，福山的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社會學重述，確實具有打破單一現代性的、公正性論述的價值，也確實對多元的現代政治秩序之興起的歷史，有一個很可貴的歷史還原。

        但福山對非西方國家創制現代政治秩序所做貢獻的論說，明顯遵循了一種漸次剝落的論述進路。從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入手，福山充分肯定了中國對建設強大國家所做出的杰出貢獻。但論述政治發展狀態，愈往后，愈對中國加以否定。于是，從福山那里可以推導出的結論，不外中國僅僅是一個現代國家建設的先行者而已。先行之后必落伍，最后還是以一個現代政治秩序建構的失敗者載入史冊的。這樣的剝落性敘述，是福山整本書呈現出來的敘事風格。在接受輝格史觀的英國堪稱現代政治秩序典范這一結論之前，他以中國開始啟動剝落性敘事。這是他對現代政治秩序興起之歷史社會學敘事的兩個端口——起點是創制了強大國家的中國，終點是落定了現代政治秩序的英國。以英國落定立憲民主制政治秩序回溯，無論哪個對這一秩序興起做出貢獻的國家或地區，到頭來與英國一比，便沒有任何例外地陷入一個從成功到失敗的剝落命運，紛紛從英國這個立憲民主國家的大樹樹干上飄飄落下。中國是如此，印度也是如此，伊斯蘭國家自然也不例外。即使是東歐國家對憲政的興起發揮的積極作用，也迅速淹沒在專制的洶涌海洋中。于是，福山全書的結論一旦烘托出來，現代政治秩序的建構，仍然只有英國是唯一竟功的國家。只不過他將這樣的結論擴展為一個似乎是整個“歐洲”努力的結果，認定歐洲才完整地具備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大支柱（國家建設、法治與責任制政府）。其實，福山的“歐洲”不過是坐大了的英國而已。因為歐洲其他國家，當然也包括亞洲、非洲一些國家之前為政治秩序興起所做的貢獻，是為了讓英國隆重登上這一秩序成功建構的舞臺，并上演大戲而稍作編排的序幕而已。

        因此，先贊后彈、充滿遺憾的表述句式，就成為福山剝落式敘事的首選策略。“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但這個國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負責機構的限制，中國制度中唯一的責任只是道德上的。沒有法治和負責制的強大國家，無疑是一個專制國家，越是現代和制度化，它的專制就越是有效。”（第145頁）對印度、對中東、對東歐、對西班牙等國家，他也在這樣的表述中，將其排除在落定現代政治秩序的國家隊伍之外。進而對那些在建構現代政治秩序進程中落伍的國家，表露出一種即使重新崛起，不過是重復歷史取得的國家建構成就而已，是否能夠全面興盛，應予嚴重質疑的心態。“現代政治制度由強大的國家、法治、負責制所組成，擁有全部三條的西方社會，發展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中國今天在經濟上迅速增長，但三條之中只擁有一條，即強大的國家。這樣的情境能否長久？沒有法治或負責制，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經濟增長，保持政治穩定？經濟增長所引發的社會動員，到底是受控于強大的威權國家，還是激起對民主負責制的強烈追求？國家和社會的平衡長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會能出現民主嗎？沒有西式的產權或人身自由，中國能否拓展科學和技術的前沿？中國能否使用政治權力，以民主法治社會無法學會的方式，繼續促進發展？”（第472頁）語式僅僅是設問的，但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福山對最終成就了立憲民主的政治秩序的英國，以及成功移植這一制度的美國，禮贊有加。雖然他也指出國家的持續建設，是民主與非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共同面臨的難題。但是，由于歐洲發現了令所有其他國家艷羨的政治制度，因此，這些國家模仿歐洲的這一制度，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發展的一個趨勢。而且，由于馬爾薩斯式的社會處境在本質上的改變，這樣的制度模仿動力是愈來愈強，而不是越來越弱。這是立憲民主制度的強大必然具有的政治發展吸引力。

        這是一種精致的單一現代性論說，而絕對不是多元現代性的論道。這與曾經秉持后現代立場，因此給非西方國家以更多尊重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最終所持的立場，異曲同工。詹姆遜長期反對單一的、結構固化的現代性立場，宣誓一種多元主義的后現代立場。其后現代的或左翼的價值主張，對于后發民族－國家傾注的同情，曾經令后發國家的詹姆遜“粉絲”，大為贊賞。但當他從總體上陳述現代性的歷史模式的時候，卻得出了極具排斥性的“單一現代性”的結論（參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等譯：《單一的現代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這令他的東方傾慕者大為惱怒。有論者憤怒地指出“他在對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國家選擇自己發展的道路做出的嘲諷，使我真正感到闡釋中國或者發現東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為詹姆遜明確提出，僅僅用替換性的現代性方案或現代性不同道路的說法是不可取的，起碼有一種標準化、霸權式的英美模式的現代性，還有一些‘低賤者’的位置，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種不同的現代性。”（王岳川：“現代性幽靈：西方文化霸權的滲透”。http://www.docin.com/p-297138538.htm，訪問日期：2012年12月18日）這中間透露出來的、對詹姆遜貶低非西方現代性價值的憤怒感，為人明確感知。其實，福山的論述，何其相似乃爾！相對于英國 / 歐洲高級版的政治制度建構，給予非歐洲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制度建設一個墊背的位置，已經是高看一眼了。在前者的映襯之下，后者終究落得建構現代政治秩序失敗者的下場。福山為歐式現代政治秩序背書的真實面目，在此顯露無遺。

        其實，面對現代政治秩序興起的歷史，福山的陳述，總的說來是符合歷史真相的。無論一個論者懷抱多么尊重非西方國家建構政治秩序成就的態度，他也不能不得出與福山和杰姆遜一致的結論。因為，歷史事實就是，只有英美兩國成功地建構了立憲民主制度，提供了最為穩定的現代政治秩序。只要面對這個事實，人們就無法為未曾凸顯這個結果的其他政治體表達超出事實的敬重。于是，一些陳述者可能直接表達英美國家的成就，這就會惹惱非英美國家，并且可能傷害他們的民族－國家自尊心；而另一些高明的論者，像福山和詹姆遜那樣，在歷史陳述時娓娓道來，給所有在立憲民主政體建構上做出貢獻的國家表示尊重，但在最終結果呈現的時候，將尊重獨獨留給英美國家。不過這樣最后還是會惹惱英美之外的所有國家，傷害他們的民族－國家自尊心。在兩種均讓論者為難的論說策略中，人們可能不得不接受后者？這也許就是福山一番超級宏大敘事被設定了的最大活動空間？！這再次讓人醒悟，福山撰著此書的目的，并不是要為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秩序建設成就張目，而是要為現代政治秩序背書。《政治秩序的起源》也就因此成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個翻版而已。

        （原文載于2013年1月3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